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5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寻找观堂》的报道。
1924年2月5日，甲子年大年初一，王国维给友人写了一封贺年信，信中提到，“节赏已下，明晨须入内谢恩”。
第二天，他如何“入内谢恩”，史料并没留下多少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从北京织染局胡同10号出发，沿景山东大街入宫，给溥仪呈献了他的新书，那部后来被视为20世纪中国学术里程碑的《观堂集林》。
王国维留下的庞大著述中，《人间词话》流传最广。他身后，友人张尔田曾说：“世之崇拜静庵者，不能窥见其学之大本大原，专喜推许其《人间词话》《戏曲考》种种，而岂知皆静庵之所吐弃不屑道者乎。”
50年的生命里，他的学问横跨哲学、文学、美学、戏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史学等。每涉足一领域，都有独创性的第一流成就。梁启超称他在学问上的贡献：“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
“观堂”是王国维自号，取自他的书斋“永观堂”。这位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斋里度过。
“这样一个中国学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治学的地方，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见证地。”李零说。让这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着急的是，北京的王国维故居——永观堂所在，还没有一处列入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名录。
王国维去世99年后的今天，他自沉的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游人如织，但那条思想之路的起点，仍在待定名单上徘徊。
“象征和概括其一生”
《清华名师风采》曾根据王国维生平行实，用GPS系统做了一个简单的地图，从浙江海宁出发，在上海、南通、北京等地停留，有若干年在日本，最后11年又回到上海和北京。
李零把这条曲线分成了三段，以甲午、辛亥为界。甲午之前，王国维博览群书，治举子业，并不成功。甲午之后，他弃帖括不为，专治西学，先迷西洋哲学，后治词曲说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东渡日本，之后回国，“尽弃前学，专治经史”，通过与罗振玉共同整理出土材料，取得很大成就。
李零说，“观堂先生”是王国维生命的最后一段，也就是1916年从日本回国，自上海到北京共11年间，“除‘静安先生’，最广为人知的敬称，最能象征和概括其一生”。
1916年，受邀主持《学术丛编》的王国维，从日本京都回到上海。出资人、犹太富商哈同在当时上海最大的私家园林哈同花园盖新房，请他住，经济紧张的王国维不去，租在了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大通路（今大田路）吴兴里392号。
对这个家，王国维孙女王令之的印象是“拥挤”——三开间两层楼的石库门里，住着祖父祖母和七八个子女，还有几位亲戚。楼下的西厢房被隔成两间，一边是王国维的书房和藏书室，一边是厨房。
李零说，正是在上海这段时期，“永观堂”成为王国维最常用的室号。1918年的一封信里，他写道，“以后拟自号‘观堂’”。
在那个拥挤的里弄，他完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释读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基本可靠，殷墟时期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并考证殷周祀典及传统之制，得出崭新结论。
“王国维投身国学研究实际上只有15年的时间。”历史学家张广达曾写道，“在西学强势传入，地上地下新资料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他的建树维护了先哲之业于不坠，为后进奠定了纵深拓殖的基础。”
1923年，王国维入值清逊帝“南书房行走”，成了末代皇帝的“师傅”。他自上海北上，入住北京的织染局胡同10号，仍以“永观堂”为室号。
在这里，胡适第一次拜访王国维。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时，清华正在筹备国学研究院，时任校长曹云祥咨询胡适的意见，胡适表示：“非第一等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很快，在胡适的陪同下，曹云祥拜访了王国维在织染局胡同的寓所。两个多月后，研究院主任吴宓来送清华的聘书，一进厅堂，先恭恭敬敬行三鞠躬。
1925年，王国维从织染局胡同10号迁居清华园西院，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国学四大导师”，写入中国教育史、学术史。
为了延揽国内外著名学者，曹云祥向外交部提出添建西院住宅。王国维就住清华西院16号和18号院，两院紧邻，坐北朝南，朱漆门窗和廊柱，灰色瓦顶。18号为家人起居所在，16号是王国维的书房。
幼子王登明曾回忆：“父亲每天上午去研究院，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几乎都消磨在书房中，读书和写作。常见学生三五成群来就教于他，也常有国内外学者友人来访。在书房中南窗下放一书桌，三面墙壁都是书架，放满线装书。”
在这个最后的居室里，他致力于蒙古史、西北地理、元史等“绝域与绝学”，写下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的《古史新证》。
1927年6月2日，离端午节还有两天。王国维从这里出门，前往清华学堂，后出清华西门，直奔颐和园，自沉昆明湖。
两年之后，清华同人在离清华西院不远的地方立起“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陈寅恪在碑文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那是一个突破”
大约2021年前后，李零开始寻找这些故居。“想了解他，也想理解他，觉得他离我们并不远。”
一个世纪过去了，城市几易格局。在《王国维居名室号考》里，李零考证到的最早的居所，今天已经无迹可寻。
1907年，王国维随罗振玉初次赴京，在清学部上班，赁居于宣武门附近的西新帘子胡同。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人间词话》。
上世纪90年代末，西新帘子胡同整体拆迁，原址建成和平门小区，这处故居没有留下任何遗迹。
上海的居所也不在了。1950年代，哈同花园的废墟上盖起中苏友好大厦，后来改名上海展览中心。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考证发现，王国维居住过的爱文义路是现在的北京西路，大通路即今大田路。但再往下找，难了，建筑早已淹没在城市改造更新中。他们翻开上海老地图，一点一点比对，最后判断，当时的吴兴里大体位于现在的上海自然博物馆附近，静安雕塑公园的一隅。
2022年，李零、唐晓峰等专家联名给相关部门写了一封信，呼吁在静安雕塑公园为王国维立一尊雕塑。
“这里真是他在上海的一个根啊，又是雕塑公园，在那个地方给他立一个雕塑最合适不过。”唐晓峰说，“我们一般说给什么样的人立雕塑？纪念谁？他的贡献和国家兴旺结合在一起。”而他觉得，王国维的贡献是和中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王国维更多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是超过百年的，这种纯粹是学术上的影响力。”他觉得，虽然这处故居不在了，但纪念本身就有一种意义。“给这样的知识分子立雕像，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那是一个突破。”
所幸的是，王国维此后居住的、被冠以“永观堂”的最后两处旧居尚存，一处在北京的织染局胡同，一处在清华西院。
这些年，李零和专家们几次向相关部门呼吁，保护“永观堂”，将这两处故居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登记入册。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针对“名人故居”的专项法律法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建筑价值的“名人故居”，通常纳入历史建筑或文物范畴进行保护。
位于浙江海宁盐官镇的老宅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是王国维21岁之前的居所。“织染局故居是作为他在清宫供职的这段历史见证；清华故居见证的是国学四大导师，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了不起的。”李零说。
他们认为，这两处故居是目前仅存的“永观堂”的见证，是呈现王国维学术生涯的关键环节，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织染局十号”的谜团
但织染局胡同10号到底在哪？这件事一直没有定论。
1923年王国维奉召进京，他在致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说：“已迁至后门内织染局十号新租之屋，其屋二十间，上房及箱（厢）均甚高敞。”
“后门”就是地安门。织染局胡同在地安门内，位于皇城东北角。从这里出发，沿东板桥街、黄化门街，经吉安所右巷、景山东街、景山前街，就到了故宫神武门。这处旧居被收录进北京市文物局所编的《北京文物地图集》“北京近代名人史迹图”中。
1965年前后，北京市对街巷地名进行过一次系统性整顿。北京市档案学会秘书长王兰顺说，直接的解释是为了便于管理——胡同的门牌号由过去的大排行变成了单双号制，许多门牌随之“改名换姓”。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种声音认为，织染局胡同老10号对应的是现在的织染局胡同29号。
2005年，北京玉河历史文化保护工程获批立项，古御河两侧数百个老四合院被拆除。搬迁腾退从2006年正式启动，因靠近古御河，织染局胡同29号院也在范围内，被整体拆除后，重建为仿古四合院，现为私人住宅。
这一度让李零特别遗憾。他去实地走访，却从老住户那里听说，织染局胡同的老10号并非现在的29号院，而是隔壁的27号。
王安在27号的二进院住了60多年。他听父亲说，王国维在这里住过，第三进院为居室，第二进院正房为待客的穿堂，前后开门。
记者找到了织染局胡同29号的一位老居民，直到2007年拆迁搬走，他在29号院住了60多年。他记得，自己住进去时门牌号是甲10号，原来的29号院为一进院，但也很漂亮，“前出廊子后出厦”。他告诉记者，自己没听说过29号院曾是王国维的故居。
景山派出所向记者提供的1970年代户口登记显示，现在的织染局胡同27号即原来的织染局胡同10号，现在的织染局胡同29号即原来的织染局胡同甲10号。同样的信息，记者从东城区房管局得到印证。
景山派出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门牌号大约是1965年到1970年间变更的，1960年代初还是老地址。
“过去的10号、甲10号，这都是一个院子。凡是一个门牌，后来又出现甲乙丙丁，一定是后来出现了分家、分院，原来是一个院子。”王兰顺说。
2025年初，北京市档案馆与首开集团承担了一项新课题《档案赋能城市更新——以景山项目为例》。作为课题组成员，王兰顺把景山街道西侧皇城以里的近40条胡同的新旧门牌对照、所有院落的历史档案，“地毯式地扫了一遍”。
这里面就包括织染局胡同。翻阅了大量北京市档案馆、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一手史料，王兰顺发现一条信息，1920年代，几乎和王国维前后脚，住在织染局胡同10号的张氏家发生了一起偷盗案，在警局档案里留下记录，这表明，院里同时住着其他人家。
“目前我们不能确定王国维到底住的是这个院的什么位置。”王兰顺说，但可以确定的是，王国维居住的时候没有分为10号和甲10号，即现在的27号和29号当时是同一个院子和门牌号。
“他就住在这么一个院子的范围里。即使29号已经没了，27号还是有保护价值，依然可以作为故居的一个代表。”他说。
留在纸上的建筑
2006年，和织染局胡同29号院一起写上“拆”字的，还有一墙之隔的27号院。
此前一年，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规定“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传统的建筑形态”，专门提出皇城的整体保护并将其作为保护内容的重中之重。
2004年出版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皇城保护规划》中的“现状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价值评估图”显示，织染局胡同27号院一进院大门及倒座、二进院正房（含东西耳房）、东西厢房、南房、三进院正房及东西厢房等建筑为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建筑和近现代建筑，其余加建为与传统风貌比较协调的一般建筑。
王安回忆，前两进一直住着人，第三进院是一个单位的办公室。织染局胡同27号被列入拆迁范围后，因为各种原因，只拆除了第三进的一部分，前两进得以保存。
在第三进院里，记者看到，正房三间已无存，原址建有简易房供工人居住，东厢房尚残留有南侧部分，西厢房基本完整。整个院落至今闲置。
前两进常住十余户居民，主要是中材集团职工的子女。王安告诉记者，他刚搬进来时，院里还保留着月牙门，二进院正房自1960年代入住以来从未动过。
2002年前后，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抢在“危改”之前，对旧城危改区内的旧宅院进行了全面调查。当调查成果中的600余处宅院将被整理成稿出版时，其中的大量院落已在大地上消失了。
“那些院落就成了留在纸上的建筑了。”在《城市记忆——北京四合院普查成果与保护》这本书里，他们写道。
2007年到2013年，他们又对北京城区非危改区的宅院进行了一次全面调研。27号院作为织染局胡同仅有的两个代表院落之一，留下这样的记录：“院落东南隅开如意大门一间，硬山顶，清水脊合瓦屋面，披水排山；门楣栏板已拆改，梅花形门簪两枚，雕刻花卉图案，红漆板门两扇，方形门墩一对；大门内梁架绘箍头彩画。大门后檐柱间饰步步锦棂心倒挂楣子。”
“二进院北房三间，前后廊，硬山顶，过垄脊合瓦屋面，披水排山，外檐绘箍头彩画；前檐已改为现代装修，明间前出垂带踏跺四级，后檐为老檐出形式。正房两侧耳房各一间，硬山顶，过垄脊合瓦屋面，戗檐砖雕松竹图案……”
和记者一同实地调研的一位规划领域专家指出，目前院落格局基本完整，在调研中根据屋顶及结构作法判断，一进院大门、二进院正房及东西厢房均基本保持历史风貌。
只是这里已是大杂院，二进院正房被临时建筑遮挡，雕花门簪下面是一根挨一根的电线。居民说，因为整合调整，产权单位几经变化，现在是一家央企。煤改电、一户一表改造，都要产权单位配合。他们几次找过去，对方都表示不了解情况，“不接这茬儿”。居民只能用电暖器取暖，因为负荷过载，院里失过几次火。
2024年，街道牵头对该院的上下水进行了翻修，但电表只能做临时性改造，依然存在火灾隐患。
位于清华西院的王国维故居，也曾因为“遭违建包围”引起社会关注。1933年西院门牌变更，原来的16、18号调整为43、42号，沿用至今。该院落为二合院住宅，一层砖木结构，院落原始格局基本保留，但主要建筑被私搭乱建分割包围。
2019年，包括42号院、43号院在内的清华大学西院历史建筑群，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即“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具有一定保护价值，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且尚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
“最好的保护就是原环境、原地址、原样进行保护。实际上历史建筑保护级别比文物低，主要保持外观，建筑和街道、空间的关系就可以，住的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会在里面做改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亦师说。
42号院一位住了50多年的老住户告诉记者，1970年代末主房曾落地重修，住户也做了内部装修，2019年后，没有太大的整修和变化，没有听说过腾退。“经常有人过来看一看，但是看能看出什么呢？”
这位住户告诉记者：“现在唯一定的就是不拆，保留，但是以后会不会恢复原貌，恢复原来整个的格局，干别的什么事，暂时没有听说。”
“这就是文化”
“破成这样了，保护个什么劲儿呢？”听说家门口还有个名人的故居，一位织染局胡同的老住户说。
这样的问题王兰顺听过不止一次。“我们总是觉得保留它有什么意义啊？是没把这个意义讲出来。”
这几十年，王兰顺一直在使劲“讲”。1999年，他开始梳理老北京的胡同故事，开讲座，参与办胡同博物馆。这是他第一次受邀，在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中“挖掘”胡同文化。
“我们搞文物的，我们保物，但是还有文，对不对？”王兰顺说，“不只是一个宅子，我们要保护的，一个是它的历史形态，再有就是它是历史事件、历史故事的载体。这些东西并不是推倒了重建能够呈现出来的。”
王兰顺在调研时翻出过一串故事。王国维之前，住在织染局胡同10号的是新文化运动人物、北大教授吴虞。1940年代的档案还显示，王国维搬走多年以后，和硕公主之裔、蒙古贝子多尔吉又成为这儿的新主人。
住在这里时，王国维还有颇满意的一点：“邻居马幼渔藏普通书颇多，一瓻之借反较沪上为便也。”
当时北大著名教授马裕藻（字幼渔），就住在与织染局胡同相交的东板桥街上，他的弟弟、后来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也曾居住于此。李零查阅1920年《北京大学教职员简明一览表》显示，两人当时都住在“地安门内东板桥五○号”。
景山街道西侧上千个院子，每一个王兰顺都做了梳理。“胡同七百多米长也好，五百多米长也好，没有一个院落是没有故事的。”
他希望，能在这片区域建一个社区记忆馆，单独拿出一个小院来做展览。即便暂时做不到，至少可以在这些故居门口放一个二维码，把故事讲出来。
“大家会对它肃然起敬的。”他说。
作家舒乙谈起过让他“起敬”的俄罗斯历史名城圣彼得堡，挂有标志牌的名人故居数量非常之大，“磕头碰脑，三步一个，五步一个，哪儿哪儿都是”。
“试想，走着走着，不经意之间，抬头一看，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这住过，又一抬头，咦，大作家屠格涅夫在这住过……不得了，你会很惊喜。惊喜之余，你会惊叹：这座城市真了不起，拥有这么多伟人，真是光荣啊。”
他在《名人与老房子》一书的序言里写道：“每一座名人故居都和一位或几位历史伟人联系在一起，都有一大堆故事，这就是文化。”
“文化保护现在也变成硬道理”
3月18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会同景山街道及社区人员赴织染局胡同共同开展现场调研，主要对象是织染局胡同27号院。
在对记者的答复中，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称：“据悉，市文物局正组织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区文物部门表示会纳入四普线索进行研究，如纳入文物保护名单，将从严按照文物要求进行保护。我委也在同步开展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您提供的信息已列入重点调查线索。后续经专家确认后，我委将与市文物局充分协商，如符合标准要求，将纳入相应的文物保护或历史建筑保护名录予以管理。”
对于王国维故居保护的认定，北京市文物局答复称：“经核查梳理，根据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统一部署，市、区两级普查机构现已完成对两处点位的现场勘察，并组织专家初步对相关点位价值进行评估。目前，北京市四普工作按照统筹部署已整体进入认定公布阶段，各区认定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区级普查机构需结合现场调查及专家评估等情况，综合组织开展价值认定等相关工作。为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具体认定情况需以四普工作最终向社会公布的结果为准。”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于2023年启动，强调坚持应保尽保，加大文物新发现力度。根据《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总体方案》，本次普查到2026年6月结束，将依法认定、登记并公布不可移动文物，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逐级验收并向社会公布普查成果。
“历史建筑的保护手法相对来说灵活一点。但是文物不行，文物要求四原，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上述规划领域专家告诉记者，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登记入册后，周边建设要评估、修缮要报批。而一些院落经过多年演变，产权关系复杂、不合理占用现象严重、年久失修、腾退面临巨大困难……这让一些管理责任单位、产权单位对“升级”文物有诸多顾虑。
但刘亦师感到一种变化。
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城市规划史，参加过不少文物认定的论证会。“以前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文化保护现在也变成硬道理了。”
尤其是北京东西城这样的老城。“全国只有一个东城、一个西城，只有这个地方的四合院最密集，要让它拆了，以后哭天抢地都回不来。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花点代价解决居民的各种基本问题，可以全国下一盘大棋来做，制定相应的法规。先把它保下来再说，之后再来看怎么保护、利用，让它活化起来。”
这位治建筑史的专家，习惯“回过头来想”。“当时我们拆城墙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赞成的。比如你家住在城墙旁边，每天要到城墙那边，得绕好远，把城墙一拆就变成一条马路了。现在再来讲，大家都知道城墙很重要，当时应该克服点困难把它给保下来。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困难总不会比上世纪50年代还大。”
“有时候我们看的是眼前的这些事情，还要从更远的角度来看。”他说。
这关系到一百年后，如果有人问“观堂先生在哪里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能给出的答案，是一枚二维码，还是一间书斋。（王安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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