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赵志远 文:风中赏叶）
父亲第一次说“让我死”的时候，我以为他在说气话。骨癌晚期，左腿股骨被肿瘤啃出了一个洞， 整条腿肿得发亮。止痛药从一片加到三片，从口服换成贴剂，从一贴加到两贴。他整夜整夜睡不着，坐不直也躺不下。
有一天凌晨，我趴在床边打了个盹，突然被一声闷响惊醒。父亲跪在地上，膝盖磕着地砖，额头抵着床沿。他撑着床边想站起来，右腿使不上力，整个人抖得像风中的树叶。我扶他，他推开我，就那样跪着，仰起头，脸上全是泪，说：“儿子，求求你，让医生给我打一针，让我走吧。”
我张着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骨癌的疼不是普通疼痛，是肿瘤从骨头内部往外撑，把骨膜撕裂，把神经压断。吃止痛药会吐，打止痛针会晕，但药效一过，疼又回来。医生说止痛药已经用到最大剂量，再往上加会抑制呼吸。父亲听不懂什么叫“抑制呼吸”，只知道他疼，疼到想死，而唯一的止痛方式是把剂量拧到最高，让他在清醒和昏迷之间反复摆荡。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那段时间我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睡了近一个月。夜里常被他的呻吟惊醒，冲进病房时他蜷在床上，手死死攥着床栏，指节发白。额头上全是汗，枕头湿了一片。护士过来量生命体征，血压、心率都高。实习生小声问带教老师：“要不要加药？”老师说：“再等等，时间还没到。”
时间还没到。对他来说，这一夜漫长得像永远。
他开始频繁要求出院，说不想在医院走了。有一天他突然平静下来，拉着我的手说：“志远，爸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就求这一回——你跟医生说，让我少疼几天。”他以前从不跟我说这样的话，他在病床上被疼得忘了自己是父亲，只记得自己是一个正在被凌迟处死的囚犯。
我找到主治医生，问他安乐死是不是真的不行。医生说不行，我国法律不允许。我们能做的是让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尽量不疼，清醒的时间可能会缩短，但不能主动终止生命。
父亲后来不再求死了。他不是不想死，是没力气求了。他陷入半昏迷，偶尔清醒过来，眼睛四处找我的身影。看到我在床边，就又闭上眼，像放下了一样东西。他走的那天，我握着他的手，从温热到冰凉。一声不吭，没来得及说任何告别的话。
骨癌晚期的癌痛是医学界尚未完全攻克的难题。现有止痛方案可以减轻一部分痛苦，但无法做到让所有患者完全无痛且完全清醒。安乐死在法律上不被允许，不是医生冷漠，是他们手中医这根杖有它的尽头。尽头那端不是“让他走”，是“只能帮他到这了”。
我现在有时会在深夜醒来，听到有人跪在地上磕头的声音，咚咚咚，闷响。是父亲在ICU的地砖上求我带他回家，还是我在ICU外的走廊上用额头撞墙求医生再想想办法，已经分不清了。只想告诉正在经历同样痛苦的人：你已经尽力了。止痛不是懦弱，陪他到最后一刻不是残忍，是他在这世上最后一个认得的人。他走的时候你在现场，那就是最好的送别。
医院能加止痛药，但加不回他不疼的夜晚。愿医学进步，愿人间少疼。也愿每一个不得不放手的时刻，你能原谅自己，放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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