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母亲必须吞噬儿子的政治生命才能守护他的皇位时,那皇位早已不是恩赐,而是诅咒;当一个儿子只能用沉溺酒色来逃避母亲的控制时,“孝”字背后早已没有温度,只剩冰冷与灰烬。
——『大气明月照九州』
图文无关
大名鼎鼎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分封制度发展到极致的产物。
分封一方面能让各地方得到有效治理,减轻中央政权的压力,即便异族入侵,分封诸王也能成为一道坚实屏障;另一方面,分封也是奖赏有功之臣、培植王室势力的有效手段,既能笼络人心,又能巩固王权。
武王伐纣之后,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天子很难对偏远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分封制恰好能解决这一难题。于是周武王与周公旦在平定商遗势力后,大规模分封同姓宗室(如鲁、燕、卫)、功臣(如齐)及先代贵族(如宋),让诸侯“以藩屏周”,在战略要地建立军事据点,既拱卫王畿、监控殷商旧族,又承担戍边、平乱、纳贡、朝觐等义务。在交通闭塞、统治能力有限的历史条件下,这套体系有效拓展并维系了周王朝数百年的政治秩序。
正所谓治之始亦乱之始,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很快到来。在缺乏有效约束与改革的情况下,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王室掌控力日渐衰落,春秋五霸相继崛起,实际上已瓜分了周王朝的天下。
公元前606年,周定王刚登基,屁股还没坐热,楚庄王就带着楚军“顺路”击败陆浑之戎,随即开到雒邑(洛阳)南郊,美其名曰“观兵于周疆”。说白了就是:全副武装列阵,对着王城耀武扬威,像当众亮肌肉、拍视频打卡,顺便看看天子的院子修得如何。
周定王吓得手足无措,赶紧派老臣王孙满带着酒食去探问。结果楚庄王一见来人,眼皮都不抬,张口就问“哎,听说你们家传那九个大铜锅(哦不,是‘九鼎’)还在库里吗?有多重?有多大?能搬走不?”
要知道,九鼎相传为大禹所铸,象征九州一统、天命所归,从夏到商、由商至周,是至高王权的象征。楚庄王问鼎,就是公然挑战周天子的权威。
分封制隐患巨大,所以后来的开国明君往往倾向于建立集权统一的郡县制王朝。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深知周朝以血缘为纽带、以功勋为依据的分封制,必然会因世代疏远、诸侯坐大而演变成不受中央控制的割据势力。因此始皇帝建国后坚决废分封、行郡县,不但李斯等功臣未获封地,就连自己的儿子也没有封王裂土,甚至不立皇后、不预册太子,把中央集权推到极致,让皇权没有任何政治盟友。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为快速稳定天下,不得已实行分封与郡县并行的体制。直到汉武帝颁布“推恩令”逐步裁撤藩王,本质也是为了避免天下再度分崩离析。
开国之君可以用郡县制强化集权,而中兴之君却常常不得不重启分封来快速稳住局面,这背后多是无奈之举。
王莽倒台后,刘秀建立东汉,便不得不通过分封,与官僚贵族共享天下。从建武二年(公元26 年)起,刘秀陆续封皇子、宗室及功臣为王、侯。到建武末年,共封宗室王11人、列侯近400人(含云台二十八将),仅皇子就封王9人,如东海王刘强、沛王刘辅、楚王刘英等,封地遍布洛阳以东、以南的战略要地。
到了宋、明等朝代,分封虽不再是裂土封王的形式,却换了一副面孔,实质仍是利益划分。朝廷把盐铁等暴利行业交给固定势力经营,这些势力逐渐形成行业垄断。崇祯年间,皇帝想加征矿税以补充辽东军饷,可东林党所掌控的矿脉资源富可敌国,竟敢公然与皇帝对抗,高喊“矿税遗祸四海”。实际是财富分配极度不公,正如当时所言:“入内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 百姓被搜刮的财富里,只有十分之一进到国库。
那么郡县制就真的无懈可击吗?并非如此。
郡县制表面强化了中央集权,但靠皇族血统传承的皇权,有一个致命缺陷:皇帝的选拔圈层太小,极易出现昏君在位、宦官专权、母强子弱、外戚干政的局面。
以胡亥为例,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就能把秦二世玩弄于股掌,独揽大权,这也是秦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汉朝刘邦死后,吕后迅速掌权,诛杀戚姬。吕后越强,代行皇权越多,汉惠帝刘盈的施政空间就越小;刘盈越沉默懦弱,吕后越担心政权不稳,干预就越深,最终形成“强母—弱子—权臣坐大”的闭环。汉武帝也曾说过这个问题:“子弱母壮,必乱天下。”
后来的武则天、慈禧莫不如此。
当一位母亲必须吞噬儿子的政治生命才能守护他的皇位时,那皇位早已不是恩赐,而是诅咒;
当一个儿子只能用沉溺酒色来逃避母亲的控制时,“孝”字背后早已没有温度,只剩冰冷与灰烬。
图文无关
(本文完,更多精彩请移步下一篇)
谢谢关照,不妨在文首点个关注吧[玫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