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加拿大渥太华，总理马克·卡尼携新成员出席自由党党团会议。视觉中国供图
刘琛
2026年春，加拿大政坛的一股暗流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加拿大知名民调机构纳诺斯研究公司在3月31日至4月4日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在近1100名受访的加拿大成年人中，竟有近60%的人支持加拿大以正式成员国身份加入欧盟。
从表象看，这一惊人的民意转向无疑是加美关系持续紧张的直接投射。特别是今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举措，成为了引爆公众情绪的导火索。然而，若透过现象审视本质，这一民意波动更像是加拿大在探索新型国际合作策略时释放出的一个风向标。
回顾各方表态的时间脉络，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叙事正在形成。在2025年6月的北约峰会上，加拿大总理卡尼的立场尚显谨慎，仅表示愿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并未提及加入欧盟。但进入2026年3月，风向突变。在柏林举行的“欧洲2026”会议上，法国外长让-诺埃尔・巴罗公开抛出橄榄枝，暗示加拿大未来或许可以加入欧盟；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更是直接建议卡尼考虑这一选项。
这些来自欧洲核心圈层的表态，不仅是对卡尼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关于“中等强国应加强团结，重塑世界秩序”倡议的响应，更折射出全球中等强国对于创新合作机制、摆脱传统依附关系的迫切意愿。这一理念的辐射力甚至已跨越大西洋——4月28日，芬兰总统斯图布访问埃及，在开罗美国大学的演讲中，他特意援引卡尼的中等强国理念，深入剖析了重塑全球治理范式的路径。
关于加拿大是否应加入欧盟的讨论，或许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但它清晰地预示着一个趋势：中等强国的国际合作策略，正即将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部，开启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机制重构。基于全球治理与国际发展研究的风险框架分析，这一显性态势的背后，主要受两大核心动因驱动。
首要驱动力来自经济层面的深层焦虑。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持续攀升，全球性通胀恐慌已现蔓延之势。
以加拿大的支柱性产业——农业为例，地缘冲突引发的供应链失序正带来严峻挑战。海湾地区是全球氮肥的核心产区，而霍尔木兹海峡则是全球贸易的咽喉要道。若局势持续恶化，化肥供应受阻将迫使从业者减少使用量，进而直接导致粮食减产。此外，全球约30%的石脑油供应源自中东，作为燃料和化工制造的基础原料，其供应波动与柴油、天然气及石油价格紧密相关，这些因素将对农业生产产生复杂的耦合效应。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农业一旦遭受重创，其多米诺骨牌效应将迅速波及千家万户的餐桌。若不能在通胀恐慌全面蔓延前拿出有效对策，历史留下的教训将是惨痛且真实的。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担忧也在加剧。彭博社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经济学家普遍预测，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的通货膨胀率可能攀升至3.6%。
面对外部环境的恶化，中等强国亟须摒弃长期依赖经济大国的传统政策理念，转而尝试加强内部间的国际合作。对于西方阵营中的中等强国而言，这一转型具备相对有利的基础。以加拿大与欧盟的合作为例，双方在汽车、航空和国防领域拥有共同诉求与互补优势。面对欧盟这一价值18万亿美元的单一市场，提出新的国际合作策略，不仅有利于关键领域的共同发展，更能有效制衡美国的“一家独大”及其施加的巨大压力。
近期发生的一个重要案例印证了这一趋势：今年4月，加拿大著名的大模型独角兽企业Cohere宣布与德国大模型应用初创巨头Aleph Alpha合并。两家公司合并后的新实体市值有望达到约200亿美元，这不仅是企业层面的强强联合，更是中等强国在科技与经济领域寻求战略自主的生动注脚。
第二个驱动力是文化价值观的考量。卡尼总理在今年达沃斯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提出，中等强国需凝聚“以团结减少对经济大国过度依赖”的文化价值观共识。在实践中，尊重规则、务实导向、捍卫民主、司法独立以及构建有活力的社会保障体系，构成了这一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在加拿大与欧盟主要国家看来，双方已具备形成共识的坚实基础，这一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关键维度。
其一，双方在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中，均秉持“经济合作与人权责任相结合”的立场。加拿大政府明确将人权、民主、法治列为外交政策的三大基准，要求与加拿大开展经济合作的协议必须纳入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标准的人权条款；欧盟则将人权视为《欧盟条约》的核心价值观，成员国需完全认同并承诺践行这一价值理念。
其二，双方均将教育人文交流作为赋能青年发展的重要支柱。加拿大与欧盟均公开表态，将通过增加交流项目、扩大留学生规模等方式，培养了解彼此文化与价值观的青年一代，为长期合作奠定人文根基。
其三，双方均有意愿延续北约等机制倡导的“联合与协作”价值理念。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联合研发的欧洲六代机项目“未来空战系统”（FCAS）便是典型案例。在“欧洲2026”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巴罗明确指出，这一面向未来的空战系统将遵循北约第五条“集体互助”原则，体现了中等强国在安全领域深化协作的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在当前国际新形势下，中等强国深化合作已从“可选路径”转变为“明晰的战略选择”。面对这一趋势，中等强国亟需在策略层面作出创新回应，以价值观共识为纽带，构建更具韧性与自主性的国际合作新范式。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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