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Vivian，上海人，今年三十六。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这种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囡囡，现在过的日子，能写一本知音杂志连载。
先说说我小时候吧。
我爸是做生意的，九十年代就开始倒腾进出口，后来有了自己的贸易公司。我妈是医学院毕业的，一路读到博士，后来成了三甲医院最年轻的教授。在别人家还在为了一斤肉票发愁的年代，我家已经住上了虹桥路的小别墅，院子里种着枇杷树和桂花树，我过年的新衣服是从巴黎带回来的。
听起来很风光对吧？
可我记忆里的家，从来不是温暖的。
我小时候最怕的不是黑，不是打雷，而是我爸我妈同时出现在一个房间里。那种气氛，比上海的黄梅天还让人透不过气。
他们不怎么吵架。真的，从我有记忆开始，他们几乎没有大声吵过架。但那种冷冰冰的客气，比吵架可怕一万倍。比如我爸出差回来，我妈会说“回来了？饭在桌上。”语气温和得像在跟病人交代注意事项。我爸点点头，坐下来吃饭，两个人全程不交流，只有筷子碰碗沿的声音。我坐在中间，大气都不敢出。
后来我长大了一点，才知道我妈出轨了。出轨对象是我爸的一个生意伙伴，姓周，我叫他周叔叔。小时候我还觉得奇怪，为什么周叔叔来我家做客的时候，我妈会特别高兴，会去换一条新裙子，会亲自下厨做几个菜。而等我爸回来，我妈脸上的笑容就跟被人按了开关一样，“啪”就灭了。
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小学五年级那年，有一天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书房里我爸在打电话。他以为我睡着了，压着声音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姓周的跟她的那点事，我忍了三年了。但你现在让我跟他翻脸？我们两家公司绑在一起，翻脸了大家一起完蛋。……算了，为了生意，为了闺女，忍就忍了。”
那年我十一岁，已经很懂事了。我站在走廊里，光着脚，大理石地板冰凉凉的，一直凉到心里。
从那以后，我看我爸我妈的眼神就不一样了。我爸对我很好，我要什么给什么，仿佛是在用钱补偿什么。我妈对我也很好，给我报最好的补习班，请最好的钢琴老师，可她看我的眼神里总有一种“你可别像我一样”的悲哀。
我家不缺钱，缺的是热气。
逢年过节，别人家热热闹闹，我家冷冷清清。饭桌上三个人各吃各的，偶尔说两句“多吃点”“嗯”。吃完我爸回书房，我妈回卧室，我看电视。连钟点工阿姨都说，你们家怎么跟宾馆似的，一点烟火气都没有。
那时候我就暗暗告诉自己：以后我长大了，绝对不要过这样的日子。绝对不要像我爸妈一样，为了利益、为了面子、为了孩子，把两个不爱的人硬绑在一起，互相折磨。
可我没想到的是，后来我过的日子，比我爸妈还离谱。
二十岁那年，我被送到法国留学。
巴黎，浪漫之都。我妈的意思是出去镀金，我爸的意思是多见见世面。他们难得意见统一，我就去了。
到了法国，我才知道什么叫“大开眼界”。
我读的是商科，班上同学来自五湖四海。第一个学期，我就被分到了一个小组作业，组里有个法国男生叫Lucas，长得干干净净，说话温温柔柔，每天给我带可颂和咖啡。我以为他对我有意思，结果人家同时对另外三个女生也是一样的待遇。我气不过去质问他，他一脸无辜地说：“Vivian，我喜欢你，不代表我不能喜欢别人啊。感情是自由的。”
我当场愣住了。
后来我就明白了，法国人的感情观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可以把“我爱你”说得很轻巧，也可以同时跟几个人保持关系，还觉得这是坦诚。我认识了一个巴黎本地的女孩叫Camille，她同时有一个男朋友、两个情人，每周排班表一样安排约会，大家还互相认识，相安无事。
一开始我觉得这也太离谱了。可待久了，见多了，我慢慢就习惯了，甚至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不对？
你想想，我从小看我爸妈那种“捆绑式婚姻”，两个人像坐牢一样绑在一起，生不如死。可法国人这种模式，至少大家是自愿的、平等的、不互相消耗的。没有欺骗，没有冷暴力，说清楚了就各自开心。
我的三观，就是在法国那几年被打碎的，又重构起来的。
我开始谈恋爱，但从来不谈未来。第一任男朋友是个意大利交换生，热情似火，三个月就分了，因为他要我别跟别的男生说话，我觉得他有病。第二任是个瑞士人，冷静理性，后来他要回国继承家族奶酪生意，和平分手。第三任是个华裔二代，跟我一样是留学生，我们在一起大半年，最后他说想结婚，我说我不结婚，就散了。
我不结婚。这个念头从那时候就根深蒂固了。
为什么？因为我没见过一对幸福的夫妻。我爸妈不幸福，我同学的爸妈多半也不幸福。那些表面上恩恩爱爱的，背地里不是出轨就是互相算计。我在法国认识的那些结了婚的华人朋友，好几个都是“各玩各的”，心照不宣。
那结婚图什么呢？图一张纸？图一个仪式感？还是图老了有人端水？
我算了算，不划算。
回国之后，我进了一家外企做市场总监，同龄人开始陆续结婚生子。朋友圈里天天有人晒婚礼、晒钻戒、晒娃。我妈也开始催了：“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找个人定下来了。”
行吧，为了面子，为了堵住他们的嘴，我得找一个人。但我要找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丈夫，而是一个合作伙伴。
理查德就是那时候出现的。
说来也巧，那年我三十六岁，公司有个项目跟伦敦那边对接，理查德是对方派过来的负责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高级餐厅，他比我早到十分钟，西装革履，领带打得一丝不苟，点好了两杯酒。
他一开口，我就知道这个人跟我不在一个段位。不是说他比我聪明多少，而是我们太像了——都是那种把感情和现实分得清清楚楚的人。
饭吃到一半，他直接说：“Vivian，我很喜欢你。但我不相信婚姻。”
我当时就笑了：“巧了，我也不信。”
他挑了挑眉，问我为什么。我说了我爸妈的故事，说了我在法国的见闻。他听完点点头，然后说了他自己的——他父母早早离异，他跟了父亲，父亲再婚后又离了一次。他没有在任何一个家庭里体会过“温暖”两个字。他说，他相信吸引力，相信激情，但不相信忠诚。因为忠诚是反人性的。
我说：“那不结婚不就行了？”
他说：“不行，我需要结婚。我的职位、我的社交圈、我的个人形象，一个单身男性到了四十岁还是单身，别人会猜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而一个已婚男人，有体面的太太，有稳定的家庭形象，在上流社会就是一张通行证。”
他看着我，问：“你呢？”
我说：“我也需要。我爸妈催了十几年了，我需要一个人来堵住他们的嘴。而且，我这种条件，找个差的我不甘心，找个好的又要真心换真心，我没有真心可以换。”
我们两个对视了一眼，同时举杯。
那顿饭吃了三个小时，我们把所有条件都摊在桌面上了：不干涉彼此私生活，不过问对方的约会对象，不要孩子，财产各自独立但对外表现出共同账户。社交场合必须完美配合，该秀恩爱秀恩爱，该送礼送礼。逢年过节该去我家去我家，该去英国去英国。如果有哪一方遇到了真正想共度余生的人，随时可以离婚，提前三个月通知就行。
听起来像商业合同对吧？实际上就是。
三个月后我们领了证。婚礼在外滩边的酒店办的，请了三百多个宾客。我妈笑得合不拢嘴，我爸拍着理查德的肩膀说“好女婿”。我的前男友们也有来的，看到我穿婚纱的样子，表情复杂得要命。
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婚礼前一晚还在改协议条款。没有人知道理查德在婚礼当天上午还跟他在上海的情人发消息。没有人知道我前一天晚上跟一个搞爵士乐的男朋友分了手——因为人家听说我要结婚，气得摔门走了。
我们各自解决了自己的麻烦，然后在婚礼上完美接吻。摄影师拍下了那个瞬间，照片里我跟理查德的眼神深情款款，仿佛全世界只有彼此。
那是我演技的巅峰。
婚后的日子，怎么说呢，比我想象的好，也比我想象的空虚。
好在哪儿呢？好在真的没有任何矛盾。我们不会为小事吵架，因为谁都不在意。他出门穿什么衣服我不管，我几点回家他也不问。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卧室，一左一右，中间隔着一个书房。家务有阿姨，吃饭多半是在外面应酬，偶尔在家点外卖，两个人坐在餐桌上聊的都是金融行情、国际新闻、下个月去哪个酒会穿什么礼服。
你知道最搞笑的是什么吗？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很像室友，而且是那种特别客气的室友。
有一次我要去参加一个高端珠宝品牌的晚宴，理查德陪我去。他自己挑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又帮我挑了一条项链，还帮我整理了一下头发。旁边的太太们看了都说：“你老公也太细心了吧！”她们不知道，理查德对自己的正式场合女伴一向如此，只不过那个女伴刚好是他老婆而已。
我们之间唯一有真情实感的对话，大概是喝了酒的时候。有一次他喝多了，靠在沙发上跟我说：“Vivian，你知道吗？我今天在酒吧认识了一个女孩，很年轻，很活泼，笑起来像阳光。她问我结没结婚，我说结了。她就走了。”
我说：“那你呢？你想不想离婚？”
他想了一会儿：“离婚又能怎样？换个女人，新鲜一阵子，然后呢？还是一样。”
我没说话。因为我觉得他说得对。
我也试过。婚后第二年，我认识了阿杰。
阿杰跟理查德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比我小三岁，开一家小小的设计工作室，不是什么名校毕业，但审美很好。他骑一辆改装过的摩托车，穿黑色的皮衣，笑起来左边有个酒窝，痞里痞气的。
我们是在一个朋友的私人画展上认识的。那天我穿了一条丝绸长裙，站在一幅画前看画，他从旁边走过来，说：“这幅画卖不卖？”我说我不是卖家。他说：“那你卖不卖？”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胆子挺大。
后来加了微信，他开始约我。第一次约会他带我去了襄阳北路上一个藏在弄堂里的小酒馆，没有招牌，只有几个熟客。他点了一瓶自然酒，跟我讲他在云南骑行遇到的事。他说他在一个藏族村子里住了一个星期，学会了打酥油茶。
我听得入了迷。不是因为他讲得多精彩，而是因为那种生活离我太远了。我的生活是陆家嘴的写字楼、外滩的酒会、新天地的米其林餐厅，一切都是精致的、体面的、计算好的。而阿杰身上有一种野生感，像一株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草，不太好看，但充满生命力。
我们在一起待了一年。
他带我去做过很多离谱的事：凌晨两点骑车去崇明岛看日出，在海边冻得瑟瑟发抖，他脱下皮衣披在我身上，自己只穿一件短袖。刮台风那天下着大雨，他执意要开车去滴水湖，说想看看台风天的湖是什么样子，到了之后我们俩在车里听着雨声接吻。还有一次我们吵架了，他消失了两天，第三天提着一个保温袋来找我，里面是一碗他自己煲的排骨莲藕汤，说“对不起，我去学了煲汤”。
那一年我像个小姑娘一样，手机不离手，消息秒回，连理查德都看出来我“状态不错”。他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注意安全”，就回自己房间了。
但新鲜感这种东西，跟烟花一样，一瞬灿烂，然后就没了。
一年后，我跟阿杰之间开始出现裂缝。他不喜欢我的圈子，说我那些朋友“虚伪”。我不喜欢他越来越黏人，开始查我手机，问我跟理查德是不是假戏真做。我说我们本来就说好各玩各的，你当初不是知道吗？他说：“我以为你是说着玩的。”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家楼下的咖啡店。他问我：“你到底有没有真心喜欢过我？”
我想了半天。
我喜欢他吗？当然喜欢。那种上头的、心跳加速的、为了他愿意冒着大雨去看日出的喜欢，是真的。可那是爱吗？爱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打破自己现有的生活去迁就另一个人的。要我为了阿杰跟理查德离婚？然后呢？搬出陆家嘴，住进他的出租屋？骑摩托车上下班？在他的工作室里给他打下手？
我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然后觉得——算了吧。
我没回答这个问题。阿杰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笑了，那个笑容里带着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释然，又像是失望。
他说：“Vivian，你这个人，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心。”
我这个人，从十岁那年被我妈的冷暴力冻伤了心，从二十岁那年被法国的浪漫开了眼界，从三十六岁那年签下那份协议开始，就注定不会为任何人把心掏出来了。
现在我跟理查德还过着。
外人眼里，我们依然是模范夫妻。上周一起去看了场音乐剧，我在朋友圈发了合照，配文“结婚三年，依然热恋”。底下又是一片“好幸福”“羡慕死了”的评论。
我挨个点了赞。
回到家，理查德直接回了他的卧室，我回了我的。我们隔着书房那堵墙，各自刷手机。
我拥有了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东西——钱、自由、颜值、社会地位、一个完美的“丈夫”。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跟任何人在一起，没有人管我，我也不用管任何人。
可我每天晚上躺在那张两米的大床上，都觉得自己像个飘在半空中的人，下面没有根，上面没有线，四周都是空的。
有人说，开放式婚姻是当代最聪明的选择。我想说，聪明是聪明，可聪明的代价是，你永远不会知道把心交给另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你不知道半夜醒来看到对方的睡脸心里一软是什么感觉。你不知道吵架吵到摔门而去又红着眼睛跑回来抱住对方是什么感觉。你不知道为了一个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放弃一些自由、心甘情愿被捆绑是什么感觉。
这些感觉，我通通不知道。
我只知道，结了婚还是一个人。有老公还是一个人。自由得不能再自由，还是一个人。
人生走到三十六岁，该玩的玩了，该见的见了，该拥有的也都拥有了。
可你要问我幸福吗？
我说不上来。
可能幸福这件事，跟你有没有钱、有没有自由、有没有老公，都没有关系。
它只跟你敢不敢把心掏出来有关。
而我不敢。
所以，活该。
人生啊，也就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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