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妻子临产之时选择再婚，日后却回头请求复合，前妻的回击令人拍手叫好！
1927年6月5日，北平协和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味。产房里，孙荃攥着床单，低声喊着“阿妈，我疼得厉害……”。同一天的黄昏，远在上海静安寺路，郁达夫挽着王映霞的手，替她理了理额前碎发，订婚照在氤氲的汽灯下定格。两个场景同时写进了报纸的社会新闻，也把这一段本已风雨飘摇的婚姻推向决裂。
往前倒推七年，富阳的春水刚淌过石阶。郁母托亲戚带来口信：留学东京的儿子名声渐起，得为他物色个识字知礼的姑娘。孙家便抬出十九岁的孙兰坡，面容清秀，却仍裹着尺半小脚。郁达夫最初皱眉，说名字土，又嫌脚小。一封书信改变了他的脸色——信里夹着四句小诗：“风动珠帘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字迹清润，仿佛春雨落在旧纸。才情，是当时许多留学生择偶时尚；他心里那点傲气，被这几句诗轻轻拿捏。1920年冬，两人在杭州完婚，新嫁娘也改名“孙荃”，取“合欢葱郁”之意。
婚后的日子谈不上富贵。郁达夫辗转于北洋与江南，谋职、编刊、写稿，夜宿客栈已成家常。薪水常被朋友借去，留下空空口袋。孙荃没抱怨，悄悄当掉陪嫁绸缎，为丈夫凑路费。冬夜里，她把一碗热汤面捧在炭火旁，一遍遍吹凉，“你不回来，我一个人吃不下。”郁达夫偶尔归家，总能在昏黄油灯下看见她打着瞌睡的侧脸。这些细节，曾被他写进日记——“荃之文字清简，人亦婉顺，贤妻也”。朋友来访，她擀面煮鱼，笑声不断；众人打趣“达夫有此内助，何愁不成名？”那时的夫妻，表面上和美，暗处却埋着火星。
北伐枪声由南而北，城市里的灯时明时暗。聚少离多的间隙里，郁达夫在杭州、在上海，与女学生、女演员频频往来。文人圈子里盛行“恋爱自由”，可对家中那盏灯，他始终缺席。1926年底，王映霞出现，举手投足带着新剧场的活泼与新思潮的锋芒。郁达夫仿佛回到东京时代，热血翻涌。次年初春，他在日记里写下两行字：“荃，女奴；映霞，生命。”纸张微黄，字迹却倔强。
便有了前文那天的对照。北平产房里，孙荃为第三个孩子拼命；上海洋楼里，新人对着亲友举杯。电报传来，她只是怔怔望着襁褓里的婴儿，什么也没说。月底，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富阳老宅，把卧室门锁得紧，又贴了八个字：“卧室重地，闲人免进。”郁达夫两度回乡想要解释，院子里的桃花谢了开，木门始终不开。有人笑她解气，她只淡淡讲一句：“家门，是给孩子留的。”
以后的路，全靠她一人撑。1937年杭城沦陷，孙荃挑着两口箱，一手牵一个，背上还背着小儿子，沿京杭运河一路南下。夜宿祠堂，她取出包袱里的《离骚》教长子诵读；白天给伤兵煮粥换几文钱。有人问她为何还要教书认字，她说：“诗书不能当饭吃，却能撑住人的骨头。”那几年，粮价翻了数倍，郁达夫流亡南洋，汇款渐断，她就去给裁缝铺做女工，用针脚换米粮。三个孩子最终全进了大学，长女进了医院做护士，次子学建筑，小儿子学外语，乡亲们议论她“命苦心硬”。
1945年8月，苏门答腊传来噩耗：郁达夫遇害。讣告辗转才到，她烧了三柱香，默坐半晚，把那几本发黄的日记重新包好。她没哭，也没有再嫁的意思。有人劝她找个伴，她笑了笑：“人老了，哪里还习惯改口叫别人？”
1976年，孙荃过八十寿辰。小孙子淘气，问她：“奶奶，你恨不恨爷爷？”她抬头看着屋梁，缓缓放下手里的针线：“不恨，日子早抻平了。”厅堂里悬着一张旧黑白合影，二十岁的她与二十三岁的郁达夫并肩而立，背后是杭州西湖的柳堤，春风吹皱水面，照片却已褪色。
晚年，她吃斋念佛，每周仍会在矮桌上摊开稿纸，抄录丈夫早年的小说，边抄边改错别字。有人纳闷，她解释：“总要给孩子们留个完整的父亲。”1978年3月29日，清晨六点，她合眼而逝。书桌上最后一页，还未写完的标题是《故都的秋·再校》。
郁达夫与孙荃，这场以才情开端、以残缺收尾的婚姻，留给后人的是矛盾，也是叹息。大环境动荡，个人选择错综，谁欠谁已难算清。唯一能确认的，是那位旧制女子用半生把三个孩子护到成人，用一句“家门，是给孩子留的”，替自己划下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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