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南苏区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阳新（1997年1月划归黄石）、通山、通城、崇阳、蒲圻（今赤壁市）、咸宁（今咸安区）主要区域，全盛时期还扩展到嘉鱼。鄂南苏区发展基础牢，群众动员广，坚持时间长，为湘鄂赣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发挥了较大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之鄂南苏区的历史地位
（一）鄂南苏区是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的实践地
1926年10月，随着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大革命中心由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湖北、湖南等北伐军占领地区的农民运动更是怒潮澎湃。11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主持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计划提出“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2月初，毛泽东乘船溯江而上，由沪抵汉，着手筹划创办武昌农讲所。1927年3月7日农讲所正式上课，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300余人。毛泽东主持了农讲所的工作，并成为主要授课人。同年6月18日，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大多数学生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深入开展农民运动，犹如星星之火，燎原于神州大地。
在创办武昌农讲所的期间，毛泽东于1927年初开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行程1500里，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回武汉后，他在农讲所用了三四天时间，一挥而就写成了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实地调研的方式，答复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生动而深刻地阐明了农民革命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形成了独特的农民运动思想。
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对农民运动有了深入思考，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经济落后之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指出“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在武昌农讲所，毛泽东农民运动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一是充分估计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的必要性，《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了以上论断。二是开始形成要武装农民、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农讲所《规约》要求: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三是提出“上山”思想。1927年7月初，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湖南农民自卫武装问题如何对付反动派时说:有两个办法，一是上山，二是投入到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在这个过程中，鄂东南苏区以其独有优势成为了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的实践地。首先，是思想的渗透引领。通山人华鄂阳、崇阳人沈昌亚、阳新人肖作舟等人正是得到毛泽东亲自培养的一批优秀革命人才，鄂东南著名农运领导人成子英也于1926年夏进入过湖北省农训班学习培训。他们后来分别建立了龙港党支部、崇阳农协，为组织、领导鄂东南工农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们的带领下，鄂东南农民得到了普遍动员。其次，是实践的参与引领。一是农民对政权提出要求。随着农运运动的轰轰烈烈兴起，农协成为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鄂南多个县的县署被县农协控制，农民对政权的要求不再局限于乡，而是扩展到县。鄂南秋暴后，农民政权得以建立。二是农民武装正式建立。1927年3月18日，湖北省党部执委会呈请政委会，举办农民自卫军养成所。3月31日，蒲圻等县成立“审判土劣委员会”，鄂南各县大量组织农民自卫军。三是实践了“上山”思想。如彭德怀率红五军到九宫山休整，了解到通山农军在九宫山坚持斗争的情形，十分称颂，并向中央报告：“鄂南在马日以前，农村组织和斗争有相当的成绩，在南昌暴动时，鄂南民众进攻咸宁、通山、鄂城等县，很奋勇的自起响应，尤以通山孤战数月，至万危难守时，他们还积粮于九宫山，作最后艰苦奋斗，延至四十三天之久。”
▲武昌农讲所《规约》
▲崇阳县第一个共产党员沈昌亚在武昌农讲所的课堂笔记
（二）鄂南苏区是井冈山根据地的造血区
1927年8月初，罗荣桓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遵照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以省农协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通城，发动了通崇（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秋收暴动。暴动成功后，面对反动派大军压境，根据敌我力量极度悬殊的现实，他率领通崇农民自卫军移师修水，成为秋收起义三大主力之一，在秋收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崇农民自卫军是秋收起义队伍中唯一由党组织严密领导的、经过多次实战锻炼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队伍，后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特务连，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为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
井冈山部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后被改编成红四军第五纵队。红五纵1929年9月进入鄂东南时只有300余人，至同年10月，迅速发展到4000余人。同年12月，红五纵合编大冶兵暴部队，更发展到6000余人。由于红五纵的迅速发展，1930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将红五纵扩建为红八军，与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6月，红三军团正式成立，此时，红八军已发展到8000余人，仅比红五军少1000余人，红三军团接近一半的兵力来源于鄂东南根据地。
▲何长工
▲何长工回忆录
（三）鄂南苏区是罗荣桓探索党指挥枪的试验田
鄂南是罗荣桓元帅起步的地方。在秋收暴动成功后，罗荣桓首创在通崇农民自卫军中设立党代表制度并亲任党代表，代表党领导这支队伍。下面的2个大队长、6个中队长、十几个小队长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后来到修水改成特务连，罗荣桓继续担任党代表，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改成排长班长小组长），其他的党员也都有意识地分布到各个基层组织中并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所以这支队伍从成立之初就置于党的绝对的严密领导之下，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也就具有较强的战斗力。9月19日，在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支队伍的战绩和精神风貌让毛泽东眼前一亮。经和罗荣桓同志深入交谈，毛泽东逐步完善、升华了党管武装的思想和具体做法，并在“三湾改编”中正式明确了这一思想，在7个连队中全部配备了党代表，“将支部建在连上”，正式明确党管武装、党指挥枪的治军思想，成为我人民军队坚持近百年不变、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制胜法宝。
罗荣桓同志是十大元帅中唯一参加秋收起义、最早和毛主席一起上井冈山的人，也是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个长期主要从事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工元帅”。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中将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父亲的军旅生涯就是从通城起步的。”在其离世后，毛主席异常悲痛，亲自出席追悼会，并写下著名悼念诗《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最后一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可见出毛主席对罗荣桓的倚重和高度评价。
▲战争时代的罗荣桓
▲罗东进（罗荣桓元帅之子）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四）鄂南苏区是工农革命运动的发祥地
鄂南苏区的工农革命运动具备有自发性和生成性的特点。秋暴过后，最早的通崇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鄂南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在与中央断绝联系的情况下，继续自发斗争。当何长工率领第五纵队来到鄂南开辟根据地时，他惊讶地发现通山县委依然存在并拥有相当力量。“部队到了黄沙镇，就像回到了自己家……赤卫队员们日夜代替战士们站岗放哨，老大娘们抢着替战士们烧菜做饭。”
鄂南苏区革命具备自发性生成性的原因有二：一是鄂南很早即接受了党的思想并建立了党的组织。鄂南靠近武汉，多有子弟在武汉受教育，容易接触革命思想。如通城县第一个共产党员赵世当、崇阳县第一个共产党员沈昌亚均为董必武的学生，深受其影响。通山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华鄂阳在1919年春赴法留学时期便已接受革命思想，1924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中共旅莫党小组组长。咸宁人钱亦石在1924年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红色教育家”，其家族成为革命家族，堂侄女钱瑛成为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部长。二是北伐战争的洗礼强化了鄂南革命的氛围。北伐军汀泗桥和贺胜桥之战击溃吴佩孚的主力，获得辉煌胜利。北伐军主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由共产党人叶挺任团长，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控，团长、营长和骨干都是中共党员。咸宁人聂洪钧当时受董必武委派在老家成立了特别支部，北伐军到达咸宁前夕，咸宁已拥有农民协会会员不下3000人。农协成立“破路队”，拆铁路、剪电线，破坏汀泗桥附近铁路40余公里，阻断敌军交通。北伐军进入后，中共咸宁特支安排农协会员当向导、送茶饭，组织工程队、担架队，运送弹药、抢救伤员。而北伐的胜利，也给予了咸宁工农民众以巨大鼓舞，革命的烈火进一步燃起。
鄂南苏区作为工农革命运动的发祥地影响颇为深远。1930年春，通山县有基层农会组织120个，会员5400人。1930年10月，通山互济会员发展到5万多人。在地方武装方面，1929年秋到1930年春，在红五纵帮助下，鄂南地方武装发展极为迅速，能经常参战的赤卫队、赤少队，通山1.8万人，崇阳500人，“这些武装都成为扩大红军的预备队了”。在党员发展方面，1931年，湘鄂赣根据地二十余县建立县委及其他地方组织，党员总数4万人以上，其中平、浏3000人，修、万各4000人，铜、宜（萍）各1500人，鄂东阳新、大冶、通山、武宁、瑞昌共约25000人，鄂南各县共600余人，通城、宜丰各500人。然而，到1932年9月，湘鄂赣苏区党员发展到50000余人，其中湘东北6000人，赣西北14000人，鄂东南30000余人。
1930年5月上旬，彭德怀率红五军来到阳新通山边界的龙燕，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该地群众对红军的热爱，比平江群众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地红军到该区，均不愿离开。群众对伤病人员之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沿途欢迎红军之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响彻云霄。当年天旱，苦久不雨，可是红军路过，茶水满布，宿营用水煮饭，亦不感困难。妇女老小，人手一扇，站立道侧，替红军扇凉。到宿营地时，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好铺，他们自己露宿，决不让红军露营。在营地终日歌声、口号声不绝于耳。不间断地宣传鼓动，对敌人一层又一层地警戒，封锁消息，保护红军。粮食缺乏，农民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薯丝、玉米、稻米，自动地送到各部门首，倒在桶内就走了。”
由于根据地广大农民群众的参军、参战和竭力支持，红五纵、红五军、红三军团、红十六军，在鄂东南根据地打大仗、硬仗最多，取得的军事胜利最为辉煌。1933年1月，湘鄂赣省委在总结根据地红军战略战术得失时，非常明确地指出群众支援对军事斗争胜利的重要性，“党应该了解过去红军在鄂东屡战屡胜、在平浏屡战屡败的原因，固然是有他许多客观环境的不同，但主要的是决定于群众的条件”。
▲行军途中的北伐军战士（北伐汀泗桥战役纪念馆藏）
▲青年时期的聂洪钧。斯诺/摄
（五）鄂南苏区是秋收暴动的策源地
大革命失败后，党及时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以往的错误，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在这一时间段内，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强调湖北秋收暴动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扰乱武汉国民党的统治，牵制其对江西的压迫，在经济上抗租、抗税、抗捐、抗粮，加深武汉政府的经济困难，使湘北与鄂南连成一片。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召开湖北省委会议，制订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确定在鄂南区域内蒲圻（现为赤壁）、咸宁、通城、崇阳、通山、嘉鱼、武昌举行暴动，“以蒲圻、咸宁两县为中心和发难地，创成整个鄂南的暴动局面”。暴动成功之后，在各县、市组织革命委员会，行使政权职能。
之后，以通城、崇阳、通山、蒲圻等县为起点和中心区，鄂南地区率先在全国发动秋暴。1927年8月20日，通崇农军发动暴动，之后建立了通城县劳农政府。8月30日，通山农民革命军采用东南、西、北三面合围的战术攻占通山县城。次日，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在县城圣庙成立，下设军事部、财政部、民政部、教育部，明确行使10项政府职权。对于以上胜利，党创办的期刊《中国青年》在通讯中作了充分肯定：“此次暴动的结果，把通山通城崇阳三县的政权夺到农民的手里了，蒲圻咸宁二县虽然没有夺得政权，然而农民都已起来了，贪官污吏地主土豪劣绅一切反革命分子，杀得到的都杀了。这个暴动的成功虽小，但是总算成功了！这个成功，要怎样才能保持呢？必需更扩大争斗，才能在这扩大之中，保持已得的胜利。”
作为秋收暴动的策源地，鄂南的革命行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通城县劳农政府，首次成功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为我党建立自己的政权提供了经验。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在其存在的43天里控制了全县县境，普遍建立区乡政权，开展抗租抗债，向土豪劣绅借粮筹款，实际上形成了农村根据地的最早雏形。这些实践均为中国共产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国青年》1927年第八卷第三号第168期封面，《鄂南暴动之经过(咸宁通讯)》刊登在本期
▲通城县劳农政府之印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之鄂南苏区精神及时代价值
鄂南苏区精神是中国革命道路拓荒之时表现出的初始之态，有其鲜明的特色和精神史意义，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直接赓续，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果。坚守信念、自发自觉、敢于牺牲、求实开拓四方面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发扬光大。
（一）精神内涵
1.坚守信念
坚守信念是鄂南苏区精神的核心。鄂南苏区地处幕阜山地区，丘陵纵横，经济困难，又临近武汉长沙及南昌等省会城市，周边布满了强敌，革命斗争之火延绵不断，从党组织的创立，到苏维埃政府建立，到龙港失陷转战通山鄂南等地，到三年艰难游击战争。尽管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遭到多次破坏，但鄂南人民在省委及特委的领导下，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和数倍于己的敌人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始终以坚定的革命信念，无所畏惧的革命勇气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历经千难万险，在与军阀反动势力、地主反动武装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围剿”战斗中，付出巨大牺牲，带领人民群众浴血奋战，始终坚持斗争到底。
2.自发自觉
自发自觉是鄂南苏区精神的根基。鄂南老区广大民众普遍接受大革命的洗礼，对自身遭受的严重剥削和黑暗的旧社会极为不满，具备坚强的革命斗志，在觉醒后均自发自觉地投入斗争。在红三军团主力南下及反“围剿”失败后，战争环境异常艰苦、极端残酷。然而苏区人民敢于斗争，勇于牺牲。无论是面对强敌，攻打长沙，还是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都表现出了巨大的革命斗争勇气。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踊跃送亲人参加红军，帮助提供情报、运送物资。当年担任扩红突击总队长的江渭清回忆起这段往事，仍充满着感情：“当年湘鄂赣边区五月扩红的生动情景，真是令人难以忘怀。许多地方出现了‘锣鼓震天响，标语贴满墙，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郎，昨天拿锄头，今日上战场’的动人场面……”
3.敢于牺牲
敢于牺牲是鄂南苏区精神的特征。据统计，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通山有10万余人参加革命，其中3.2万人献出宝贵生命，在册烈士达5700余人。牺牲在崇阳的烈士有3760多人。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湘鄂赣省委因电台损坏无法和中央联系，红十六师不得不留在湘鄂赣地区坚持斗争。他们顽强发展，英勇斗争，愈挫愈奋，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以区区四五千人，最多时吸引了国民党十余万正规部队围剿，有力地支援了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为长征胜利、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4.求实开拓
求实开拓是鄂南苏区精神的精髓。鄂南秋暴率先在全国建立红色政权，开创了革命不断前进的形势。在革命的低潮期，鄂南依然保留火种、坚持游击斗争，实事求是地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困难。从湘赣苏区来湘鄂赣苏区参加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红十七师师长萧克，率部越过三界尖来到冷水坪，沟通了修武崇通根据地与湘鄂赣省委的联系。鄂东南道委及湘鄂赣省委各重要机关、工厂、学校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先后迁入冷水坪，让这块根据地逐渐成为鄂东南、乃至湘鄂赣苏区革命的中心，并在坚持斗争中最终迎来了革命的转机乃至胜利。
（二）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必须提升政治站位，释放特殊政策，坚持高质高效，让老区精神不断焕发时代光芒。
1.坚持理想信念，积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党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在各个时期又有不同的阶段性目标。在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我们需要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指引，坚定必胜信心，迎难而上，战胜强国征程中的艰难险阻。
2.坚持自发自觉，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源动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弘扬斗争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要求我们自发自觉，迎难而上，坚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相统一，自觉把握时、势、事，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自发自觉的精神内涵具备鲜明的人民立场，唯有坚持人民立场，才能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不断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为推动党治国理政的强大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我们更要坚持以人民为动力、以人民为目的、为人民担当，着力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蓬勃动力。
3.坚持系统观念，汇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总合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强调“全面”二字，同样需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大局意识、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汇聚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总合力。现阶段，我们需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在战略上先下手，在关键处落好子，以补齐短板，使各方面相互呼应，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好局、起好步。
4.坚持深化改革，激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创造力
开拓创新一直是党不断打开新局面的方法指引。步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会出现新特征、新要求、新挑战，也意味着要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需要我们立足本国国情，处理好社会发展中“变”与“不变”的关系，更需要我们守正创新，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以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释放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创造力。
（本文原载于《中国老区建设》2024年第1期；作者曾国平系湖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咸宁市老促会会长；郭彧系武汉大学文学博士、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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