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末的一天，晌午。
宝堰镇北街的岗哨前，太阳毒辣辣地晒着，站岗的日军士兵把枪从肩上拿下来，拄在地上，歪着帽子直喘气。
旁边的伪军更是不济，汗衫湿透了贴在身上，耷拉着脑袋，一个劲儿地用手扇着风，此人扇着扇着，余光突然瞥见，大路那边走来了两个人。
前面那个，穿一件白汗衫，下身一条纱裤，左手挎着个草篮子，走得不慌不忙。
后面跟的那个，也是百姓打扮，脚下不紧不慢，眼睛却四处打量着。
前面这人叫景柏洪，是四县抗敌总会短枪队的队员，后面跟着的是他们队里的同志，此次是来跟他一起行动的帮手。
距离离岗哨不远的地方，还有个打鱼模样的汉子，是短枪组组长俞文才，负责给他俩人望风。
几个人此番前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干掉岗哨前的这名日军。
三天前，四县抗敌总会主任樊玉琳把景柏洪叫到跟前，说：
“柏洪，北街那个岗哨，站了个鬼子，横得很，查过来查过去，老百姓进进出出受不完的气。你得想办法把他收拾了，再把那条枪给夺回来，煞煞鬼子们的威风。”
景柏洪听了，点了头，接下了任务，没再多说。
他本就是个话少的人，胆大心细，办事牢靠。
接了任务回来，景柏洪盘算了两天。
北街那个岗哨，他远远看过好几回，一个日寇，一个伪军，两个人搭班站岗。来往的人不管是谁，都得停下查。硬冲不行，警惕性还很高，想要掰断这个岗哨，得想个巧法子混过去。
最终，景柏洪选定了晌午头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辰天最热，人最乏，站岗的也容易犯困。
景柏洪又想好了装扮，不穿好衣裳，不戴好帽子，就穿个汗衫纱裤，像个赶集的庄稼人。
手枪不能明着带，得藏起来。他把子弹顶上膛，用上衣裹着，搭在右肩上，左手再提个篮子，看着就顺理成章。
鸡蛋是真的，查岗的要看就给看，谁会防着一个提鸡蛋的庄稼人。
就这样，到了岗哨跟前，那个日寇果然把枪一端，枪上的刺刀明晃晃的，朝景柏洪一摆，嘴里哇啦了一句。
景柏洪站住了，脸上带着笑，一副恭敬怕事的模样，伪军在旁边歪着脑袋，斜着眼打量他。
日寇指了指篮子，意思是检查。
景柏洪就蹲下去，把篮子往日寇跟前送。日寇倒也没多想，弯下腰，伸手就去拨拉那些鸡蛋。
就在这一弯腰的工夫，景柏洪的右手从肩上那件上衣里猛地抽出了手枪。
那动作快得不像话。
枪口几乎顶着日寇的脑袋，“砰”的一声，声音在晌午的街上瞬时炸开来。
日寇连哼都没哼一声，身子一歪，扑通栽倒在地上，血从太阳穴那儿淌出来，淌了一地。
旁边那个伪军见此情形，吓得浑身一哆嗦，脸刷地白了。
“扑通”，那伪军当即就腿一软，跪下了，把枪往地上一放，两手举起来，嘴唇哆嗦着喊：“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饶我一命……”
景柏洪也不跟他废话，朝身后的帮手一使眼色。
那人快步上前，一把抓起伪军丢下的长枪，景柏洪自己则把日寇那支带刺刀的枪也抄起来。
那个伪军还跪在地上发抖，景柏洪拿枪口朝他点了点，低声说了句：“想活命就别动。”
说完了，两个人提着枪，转身就走。
他们没有跑，一跑就更显眼了。
两个人脚步快但不乱，顺着北街往南一直走，随后拐进一条巷子，三绕两绕就出了镇子。
出来后直奔东南方向，那边是句容的地界。
等据点里的日寇听见枪声，吹哨集合，召集人马提着枪追出来，街面上早没了人影。
他们只看见地上躺着的尸体，和一摊子淌开的血。
那个伪军还跪在那儿，吓得站不起来，被自己人拉起来问怎么回事，他只是摇头、哆嗦，说不上个囫囵话。
这时候景柏洪和那个帮手已经走出去二三里地了。
俞文才在后面远远跟着，见他们得了手，也拐进另一条路，三个人在镇外汇合，会心一笑，也不多说，继续埋着头赶路。
两支枪都是三八式，一支成色新，一支旧些，但都能使，枪栓拉了几下，顺滑得很。景柏洪把枪背在肩上，走得浑身是劲。
他心里头想：这回可算给乡亲们出了口气。
那个岗哨卡了多少人，搜了多少回，老百姓上街买个东西都要被翻来翻去，年轻的妇女更是不敢从那儿过。
这一枪打死了那个鬼子，虽说不至于把据点端了，但以后他们再站岗，腿也得哆嗦几下。
回到驻地，樊玉琳见了枪，拍着景柏洪的肩膀哈哈大笑，直说：
“好样的！我估着你行，没想到办得这么干净。”
景柏洪还是不多话，只说了句：“任务完成了。”就转身去擦枪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日寇和伪军大举搜捕，景柏洪不幸被捕，当天就遭了杀害，年仅三十一岁。
景柏洪死得早，没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
可就是这一枪，打死了站岗的鬼子，夺回来了两支枪，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在那个年月，宝堰镇的老百姓提起景柏洪，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后来前隍村的老人讲起这段事，总是这样说：“景柏洪那天提着一篮子鸡蛋去的，回来的时候，鸡蛋摔碎了一地，可是手里多了两条枪。”
这话听着平常，细想想，却沉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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