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李建明,今年三十七岁,在县城一家建材店当送货司机。这事儿过去快二十年了,可每次回老家,看到村口那棵老槐树,我还是会想起那头土狗。想起它被卖掉的第二天,浑身是伤地跑回来,挨了一顿骂之后,做出的那个举动。那个举动,揪得我这个当儿子的心里疼了一辈子,也让我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农村人说不来大话,可有些事儿,比什么都重。

我老家在豫东平原上一个叫李庄的村子,百十户人家,清一色的李姓。村子不大,东西两条街,南北一条路,我家就在村的东头,挨着那条通往镇上的土路。

九八年那会儿,我虚岁十八,正在县城读高二。说是读高中,其实心里已经不怎么能读进去了。爹妈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就那七八亩地,种些小麦玉米,除去农药化肥的钱,能剩下两三千块钱就算丰收了。我妈身体还不好,常年吃药,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那年秋天,是个挺平常的日子。我从学校回来过周末,一进院子,就看见我们家那条大黄狗蹲在枣树下,尾巴摇得跟风扇似的,看见我就扑过来,两个前爪搭在我腿上,舌头伸得老长,哈哧哈哧地喘气。我蹲下来摸它的脑袋,它那双眼珠子亮晶晶地看着我,好像在说:你回来了,我可想你了。

大黄是我们家养了三年的土狗,就是那种农村最常见的笨狗,黄毛,竖耳朵,尾巴卷成一个圈。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可机灵得很。看家护院是把好手,生人来了叫得凶,家里人回来了就摇尾巴。我妈说这狗通人性,比有些人还懂事。

我记得那年夏天,我妈在院子里晒麦子,大黄就趴在麦子旁边守着,鸡啊鸭啊的都不敢过来偷吃。我妈去镇上赶集,它跟在后面送到村口,我妈说一声“回去看家”,它就真调头回去,蹲在大门口,哪儿也不去。

我跟大黄的感情最深。每次我从学校回来,还没进村,它好像就闻着我的味了,老远就跑过来接我。有时候是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等着,有时候直接跑到村外半里路的地方,看见我就冲过来,围着我转圈,尾巴摇得快断了似的。

我学习不好,在班里排中下游,老师说我考大学没希望。我心里清楚,也不想让爹妈再供我了,觉得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给家里减轻点负担。可这话我不敢跟我爹说,我爹是个要强的人,一辈子在庄稼地里下力气,就指望着我能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他常跟我说的话就是:“建明,你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别跟你爹似的,一辈子跟土坷垃打交道。”

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越来越没底。

那个周末回家,是个阴天,天上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又下不来的样子。我进了院子,摸了摸大黄,就进屋了。我妈在灶房里蒸馒头,灶火映得她脸上红扑扑的。我爸没在家,去地里看麦子去了。

“妈,我回来了。”我站在灶房门口说。

我妈抬头看我一眼,脸上的表情有点不太自然,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没说出来。她低头继续揉面,过了一会儿才说:“建明,你爸昨天跟你说了个事儿没?”

我说:“没有啊,啥事儿?”

我妈不吭声了,手上揉面的动作重了些,好像要把什么情绪揉进面里似的。我追问了几句,她只是说“等你爸回来再说吧”,就不理我了。

我心里犯嘀咕,总觉得有什么事。吃晚饭的时候,我爸回来了,他洗了手脸坐在桌前,闷头吃了半碗面条,忽然抬起头说:“建明,我跟你说个事儿。”

“嗯。”

“大黄这几天不安生,昨天晚上还跑出去咬死了邻居李大山家两只鸡。大山媳妇闹到咱家来了,哭着喊着要赔钱,我也没那么多钱赔她。大山说赔五十块钱就拉倒,要不他就把这事报到村委会去。”

我爸说着,夹了一筷子咸菜塞进嘴里,嚼得嘎嘣响。我看他脸色不太好,腮帮子绷得紧紧的。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大黄平时不是那样儿的,它从来不咬别人家的鸡鸭,怎么忽然就咬死了两只鸡?

“然后呢?”我放下筷子问。

“然后?”我爸把筷子啪的一声拍在桌上,“然后还能咋办?赔钱呗。好不容易攒了五十块钱,全赔给大山了。你说这狗现在是不是老了发昏了?咬鸡也就算了,还专挑大山家的,大山那人是好惹的?前年他家狗咬了张老四家的羊,张老四去跟他理论,大山拿铁锹把人家的门都砸了。”

我爸越说越气,把碗端起来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汤,又放下来,抹了一把嘴。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总觉得我爸话里有话。

果然,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建明,我今天去镇上,碰见收狗的刘老四了。”

我筷子一下没拿稳,掉在桌上,啪嗒一声响。

“他给了八十块钱,我说明天让他来拉狗。”

我爸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眼睛盯着碗里的剩汤,好像那碗汤比我的脸还值得看。

我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八十块钱,就八十块钱,要把大黄卖了?

“爸!”我嗓门一下子大了,“你不能!大黄是咱家养的狗,养了三年了,你咋能说卖就卖?”

我妈在旁边小声说:“你爸也是没法子,这不快过年了嘛,家里连过年的钱都还没着落呢。你下学期的学费,也得凑啊。再说了,那狗咬了大山的鸡,不卖它,大山还得找事。”

“可那是八十块钱啊!”我声音都有些变了,“八十块钱就把大黄卖了?它去谁家?卖给刘老四,那就是卖到狗肉馆去了!”

我见过刘老四收狗,开着辆破三轮车,车上放着铁笼子,里面关着各种各样的狗,有的叫,有的不叫,都挤在一起,眼巴巴地看着外面。那些狗最后去哪儿了,村里人都知道,镇上有几家狗肉馆子,天冷的时候生意好得很。

我爸猛地抬起头,嘴唇抖了抖,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我看见他眼眶子有些发红,喉结上下动了几下,最后只说出了一句:“不卖它,你拿啥交学费?你妈那药钱从哪儿来?我跟你妈喝西北风去啊?”

我想反驳,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啊,家里穷成这样,我爸在建筑工地上搬砖,一天才挣十五块钱,还不是天天有活儿干。我妈的风湿病一到阴天就犯,一犯就下不了床,药不能断。我上学的钱,都是他们一块砖一块砖搬出来的,一把麦子一把麦子卖出来的。

我有什么资格说不卖?我又挣不来钱。

晚饭我一口没再吃,推开碗回了自己屋,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盯着房顶。院子里传来大黄低低的呜呜声,它大概是听出屋里吵了架,不安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链子哗啦哗啦地响。我听着那个声音,把被子蒙在头上,眼泪就下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是被一阵狗叫声吵醒的。

拉开窗帘一看,天刚蒙蒙亮,院子里有层薄薄的雾气。我爸正蹲在枣树下,手里端着大黄的食盆,大黄在他脚边转来转去,尾巴摇得欢实。我爸嘴里念叨着:“吃吧吃吧,多吃点。”

我一看那食盆,比平时稠多了,里面还掺了些菜汤,平时可不舍得给这么好的伙食。我心里一阵发酸——我爸这是给它吃顿好的,因为中午刘老四就要来了。

我穿上衣服出了屋,我爸看见我,把头别过去,站起来去水管那洗脸了。我没跟他说话,走到枣树下蹲下来摸大黄。大黄吃得正香,抬头看我一眼,舔了舔我的手,又低下头去吃了。它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今天中午过后,它就再也回不了这个家了。

我蹲在那儿,摸着大黄毛茸茸的脊背,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得不行。我想把它脖子上的链子解开,牵走,藏到什么地方去。可我能把它藏到哪儿呢?藏到开学了?藏到我挣钱了?我什么都藏不了。

我妈从灶房里出来,端着一碗红薯粥,递给我,小声说:“吃吧,别跟你爸拗了,他心里也不好受。”

我接过碗,捧着没吃。我看见我爸蹲在水管旁边,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他在哭。

我长这么大,头一回看见我爸哭。

他是一个硬气了一辈子的庄稼汉,从来不肯在人前低头,这些年日子过得再苦,也没见他掉过一滴眼泪。可现在,他蹲在那儿,为了卖一条狗的事,哭得像个孩子。

我心里那道气一下子泄了,喉咙发紧,眼眶又湿了。我知道我爸不是心狠,他是真没法子了。他把狗养这么大,也是当个伴儿,杀它吃它的事他做不出来,可卖给收狗的,眼不见心不烦,八十块钱好歹能顶一阵子。

那碗粥我喝了两口就喝不下去了,搁在窗台上,又回屋躺着去了。我听见院子里我爸跟我妈小声说着什么,听不清内容,只听见我妈叹了口气,然后是大黄脖子上的链子又响了几声。

十点多钟,我听见院门外有摩托三轮车的声音,突突突的,由远及近。我一个激灵从床上爬起来,推开窗户往外看,一辆蓝色的三轮车停在我家门口,车上坐着个黑瘦的男人,嘴里叼着烟,正是收狗的刘老四。

我爸从院子里走出来,刘老四把烟头往地上一弹,从三轮车上跳下来,笑呵呵地说:“老李,狗准备好了没?”

我爸点点头,没说话,转身进了院子。刘老四跟在他后面,手里拎着个铁钩子,嘴里的烟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见。我看见那个铁钩子,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似的。

我从屋里冲出去的时候,我爸已经蹲在枣树下解大黄的链子了。大黄还傻乎乎的,以为要带它出去玩,尾巴摇得欢实,一蹦一蹦的。刘老四站在一边,把手里的铁钩子背在身后,眯着眼看着大黄,像是在看一堆肉。

“等等!”我喊了一声。

我爸和刘老四同时看向我。

“建明,你回屋去。”我爸的声音很沉。

“爸,能不能不卖?”我嗓子都快哑了。

我爸没回答我,低下头继续解链子。刘老四在旁边嘿嘿笑了两声,说:“小伙子,这狗留下有啥用?又不能当饭吃。卖给我,你爸得了钱,你也有了学费,两全其美的事儿。”

“闭嘴!”我冲他吼了一声。

刘老四脸色一变,想发作,又看我爸在场,哼了一声没说话。

大黄的链子解开了,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高兴得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一会儿跑到我妈跟前蹭蹭腿,一会儿跑过来舔我的手。我妈站在灶房门口,眼圈红红的,手里拿着围裙不停地擦手。

我爸站起来,对刘老四说:“拿走吧。”

刘老四从身后亮出那个铁钩子,朝大黄走过去。我看见那个钩子,一下子明白了那是什么东西——收狗的人都用那个,一套一个准,套住脖子往上一提,狗就动弹不得了,叫都叫不出来。

就在这时候,大黄好像忽然感觉到了什么。它看看刘老四手里的钩子,又看看我爸,再看看我,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里一下子充满了恐惧。它夹起尾巴,后退了几步,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呜声,不再是高兴的那种,而是害怕的那种。

“大黄,过来。”我蹲下来朝它招手。

它犹豫了一下,还是朝我走过来了。我把它抱住,它把脑袋埋在我怀里,浑身发抖。我抱着它,感觉它的心跳咚咚咚的,快得吓人。

刘老四走过来,铁钩子伸过来,一下就套住了大黄的脖子。大黄猛地一挣,从我的怀里挣出去,拖着链子满院子跑。链子还没拴上,铁钩子在它脖子上晃来晃去,它跑得越急,钩子套得越紧。

“建明!别胡闹!”我爸过来拽住我的胳膊,把我往屋里拖。

院子里乱成一团,大黄绕圈跑着,呜呜地叫,声音又尖又细,不像狗叫,倒像孩子在哭。我妈站在灶房门口捂着嘴,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刘老四追了几圈,不耐烦了,嘴里骂骂咧咧的,最后一把抓住链子,把大黄提了起来。

四条腿在空中乱蹬,身子悬在半空中,脖子被铁钩子勒得紧紧的,喉咙里的声音变成了嘶哑的气流声。

“好了好了,老李,钱给你。”刘老四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塞给我爸,拖着大黄往外走。

大黄的四肢拼命地在空中划拉,眼睛瞪得圆圆的,拼命地朝我们这边看,那双眼睛里全是泪。狗真的会流泪,我看见了,大大的泪珠子从它眼角滚下来,砸在地上。

“大黄!”我挣脱我爸的手,追到门口喊了一声。

大黄听见我的声音,呜呜地叫了两声,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可那两声呜呜,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刘老四把大黄扔进三轮车后面的铁笼子里,咔嚓一声锁上了门,发动了车,突突突地开走了。三轮车拐上土路,扬起一路尘土,大黄的叫声从尘土里传出来,一声一声的,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被风吹散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辆三轮车变成一个小黑点,直到拐过村口的弯,彻底看不见了。

我转身进院子,我爸还站在枣树下,手里攥着那八十块钱,指节捏得发白。我妈从灶房里出来,围裙上全是泪渍。谁也没说话,只有院子里的枣树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

那天下午我就回了学校,走的时候没跟我爸打招呼,闷头骑上自行车出了门。我妈追出来喊我,说让我拿几个馒头带上,我没回头,加快了几步,蹬上车子就走了。一路上,风在耳边呼呼地响,我脑子里全是那双流泪的眼和那两声呜呜的叫。

回到学校以后,我几天都没缓过来。上课也听不进去,下课也不想跟同学说话,一个人坐在操场上发呆。室友问我咋了,我说没啥,就是家里有点事。

那几天我一闭上眼就看见大黄被铁钩子套着脖子提起来的样子,一闭上眼就听见它在三轮车上呜呜地叫。我心里那把火越烧越旺,烧得我坐立不安,可我不知道这火该往哪儿发。发给我爸?我爸是为了凑我的学费。发给刘老四?那是他的营生。发给这个家穷?穷又不是哪一个人的错。

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页多字,又撕了,揉成团扔了。那些字我不好意思留下来,都是些“等我以后挣了钱,再也不让人欺负我的狗”之类的话,现在想想挺可笑的,可当时那个难受劲儿,是真的。

到了周五,最后一节课铃声响了,我本想这周不回家了,在宿舍待着清净。可收拾书包的时候,鬼使神差的,又把书包背上了,骑上自行车往家走。

从县城到我们村,骑车要一个多小时。秋天天黑得早,五点多放学,到村口天就擦黑了。我骑着车进了村,经过李大山家门口的时候,他正坐在门口抽烟,看见我阴阳怪气地说:“哟,建明回来啦?听你爸说卖了狗凑学费?卖狗那点钱够干啥的,读啥书啊,还不如早点儿出去打工。”

我没理他,蹬了一脚车子,哗啦哗啦地从他面前过去了。

到了家门口,我把自行车支在院墙外,推开院门。院子里黑灯瞎火的,灶房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我妈在里面忙活,油烟味儿从窗户缝里飘出来。

我一脚迈进院子,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呜呜,呜呜呜。

我愣住了。

院子东边那个墙角,用砖头和木板搭的狗窝还在。狗窝前面,拴着一根新链子,链子那头,一个黄乎乎的东西蜷缩在那儿,浑身脏兮兮的,跟着了火似的,毛都焦了一片,左前腿上一大片血痂,皮都没了,露出红乎乎的肉。

那个东西看见我,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四条腿都在发抖,站都站不稳,可尾巴还是拼了命地摇,虽然摇得很慢很慢。

是大黄。

它回来了。

它被卖到镇上,隔了一天,自己跑回来了。

我腿一软,蹲在地上,嗓子眼儿堵得死死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大黄拖着那根新链子,一步一步朝我挪过来,每走一步都像在受刑,那条受伤的腿不敢着地,悬在半空中一抖一抖的。它的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勒痕,毛都磨没了,露出一条红紫的印子。它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全都是尘土和泥巴,还带着一股子铁锈和血腥的味儿。

它挪到我面前,把脑袋抵在我膝盖上,轻轻地蹭了蹭,喉咙里发出细细的呜呜声,跟我以前摸它时高兴的呜呜声一模一样。好像在说:我回来了,我可算找回来了。

我抱着它,哭得浑身发抖。

从镇上到我们村,少说有二十里路。它被关在铁笼子里,不知道是怎么跑出来的,跑了多久,经历了什么。那二十里路有大马路,有村庄,有田野,有野狗,有抓狗的人。它是怎么摸回来的?狗真的认路,真的认识回家的路。

这时候灶房的门推开了,我妈端着一碗菜走出来,看见我在院子里抱着大黄,叹了一声气,说:“建明,你回来了。吃饭吧,我给你热了馍。”

“妈,大黄咋回事?”我抹着眼泪问。

我妈把菜碗放在院子里那张破桌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今天下午,你爸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门口有啥动静,出去一看,大黄就趴在门口,浑身是伤,也不知道咋跑回来的。你爸把它弄进来,弄了点水和吃的,它吃了喝了,就那么趴着,动也不动。”

“爸呢?”

“在你屋里躺着呢,你爸从下午就开始头疼,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咋的。”

我抱着大黄又蹲了一会儿,才慢慢站起来。大黄想跟着我走,可站了两下没站起来,又趴下去了。它太累了,也太疼了。我把狗窝里的破棉袄给它铺好,把它抱进去,它蜷在里面,眼睛半睁半闭地看着我,很快就睡着了,鼻子里发出细细的呼噜声。

我进了堂屋,昏暗的灯光下,我爸坐在椅子上,面前的桌上放着一瓶白酒和一个酒杯,酒瓶已经空了大半。我爸脸红红的,眼皮耷拉着,看我进来,把脸扭过去,不看我。

“爸。”我叫了一声。

他没应声。

“爸,大黄回来了。”

我爸忽然把酒杯往桌上一蹾,咚的一声,酒都溅出来了。“回来就回来,你嚷啥嚷!”

我被他的嗓门吓了一跳,站在那儿不敢动了。

我爸站起来,摇摇晃晃的,显然是喝了酒了。他走到院子里,我也跟了出去。月光照在院子里,照在大黄那个狗窝上,我爸盯着那个狗窝看了半天,忽然骂了一句:“这狗东西,回来干啥!”

大黄被他的声音吵醒了,从狗窝里探出头来,看见我爸站在那儿,本能地摇了几下尾巴。

我爸骂骂咧咧地走过去,声音越来越大:“你他妈跑回来干啥?老子把你卖了八十块钱,钱都花了,你跑回来,老子拿啥赔给人家?八十块钱,你知道八十块钱多难挣吗?老子搬砖搬好几天才挣八十块钱!刘老四明天找上门来,我拿啥给他?”

大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爸的声音越大,它尾巴摇得越厉害,它还以为我爸在跟它玩儿呢。它想站起来,可腿上的伤疼得它嘶嘶地吸着凉气,站到一半又趴下去了。

我爸骂着骂着,声音就变了,不是骂,像是在哭。他又走近了两步,忽然蹲下来,一把摁住大黄的脑袋,声音发着抖:“你回来干啥啊……你知不知道你回来有多麻烦……老子没钱了……没钱再养活你了……你还带着一身伤回来,看腿都成啥样了,治伤不花钱啊……”

大黄被摁得动弹不了,喉咙里发出恐惧的呜呜声,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站在后面,看着我爸蹲在那儿,肩膀一耸一耸的,月光照着他的背影,花白的头发亮得刺眼。我忽然觉得他老了,老得那么突然,明明才四十五岁的人,看起来像五十多。

“爸,你别骂了。”我走过去,声音有些哑,“大黄是自己跑回来的,它啥也不懂,你骂它也没用。”

我爸猛地站起来,转过身对着我,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最后吼了一句:“你懂个屁!明天刘老四来找我,我去哪弄那八十块钱还他?”

说完,他推开我就进了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院子里,月光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大黄在狗窝里缩成一团,偶尔呜呜两声,像是在哭。风从院墙外面吹进来,带着庄稼地里收割后残留的秸秆味儿。

我在大黄旁边蹲了很久,摸着它的脑袋,它慢慢安静下来,用舌头舔我的手,一下一下的,舌头是干的,舔在手上沙沙的。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团乱麻。我爸的吼声,我妈的叹气声,大黄的呜呜声,混在一起,搅得我心烦意乱。我把被子掀开又盖上,盖上又掀开,折腾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是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的。

“老李!老李!开门!你他妈的给我开门!”

是刘老四的声音,又大又凶,跟打雷似的,整条街都能听见。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透过窗户往外看,刘老四站在我家院门外,旁边还跟着两个人,一个胖一个瘦,看着都不是善茬。刘老四今天没开他的破三轮,开了一辆面包车,车身上贴着收狗的广告,花花绿绿的,看着刺眼。

我爸已经从屋里出来了,站在院子里,脸色发白,嘴唇绷成一条线。

“来了来了,嚷啥呢。”我爸说了一声,走过去开了院门。

刘老四一步跨进来,鼻孔朝天,嘴里那股烟味儿隔着三步远都能闻见。“老李,你倒是说说,你那狗咋回事?我前天刚买走的,昨天下午它就跑了!我在镇上找了一下午,问了多少人,腿都跑断了,今早上有人告诉我,说看见那狗往你们村方向跑了!你跟我说实话,狗是不是跑回来了?”

我爸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刘老四一眼就看见了东墙角的狗窝,看见了大黄蜷在里面,眼睛一下子红了:“好啊,老李,我就说你这人靠不住!你卖了狗,偷偷把狗放了,想让我吃哑巴亏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事没完!”

“我没放它,它自己跑回来的。”我爸的声音不高不低,但能听出来在使劲压着火。

“自己跑回来的?”刘老四身后的胖子嘿嘿一笑,“老李,你这说辞也太假了吧!二十多里路,一条狗自己跑回来?你当我是傻子?”

“就是就是,”瘦子跟着帮腔,“你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嘛!把狗还给我们,这事儿就算了,要不然……嘿嘿,你看着办。”

我站在屋门口,听见这句话,心里的火噌地就上来了。我冲出去说:“你们瞎说啥呢?大黄的伤你们没看见吗?左前腿都快断了,毛都烧焦了,它怎么可能是被放走的?被放走的能有这些伤吗?它肯定是自己想办法跑出来的,你们那个笼子关不住它!”

刘老四打量了我一眼,眼神恶狠狠的:“你谁啊你?”

“我是他儿子。”

“哦,儿子回来了?”刘老四撇撇嘴,“正好,你给你爹评评理,八十块钱都收了,狗又跑回来了,这事儿咋办?要么狗给我带走,要么赔我八十块钱,没别的商量。”

我爸攥着拳头,手背上青筋暴起,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半天才说出一句:“狗,我不卖了。”

“不卖了?”刘老四冷笑一声,“你说不卖就不卖?钱你都花了,现在说不卖,门儿都没有!”

“钱我还你。”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灶房里出来了,手里捏着一把皱皱巴巴的票子,有十块的,有五块的,还有几块硬币,颤颤巍巍地递过去,“八十,一分不少,你数数。”

我看着我妈手里的那些钱,心里咯噔一下——这钱,肯定是她从哪儿借的,或者是从给孩子攒的学费里凑的。我妈的手递出去的时候,指尖都在抖。

刘老四嘿嘿笑了两声,伸手就要接。

“慢着!”我爸一巴掌把我妈的手按住了,把那把钱攥在自己手里,眼睛瞪着刘老四,“这钱不够。”

“啥意思?”刘老四愣了。

“我狗被你弄成啥样了?”我爸声音提高了八度,一下子变了个人似的,“你看看这狗,左前腿瘸了,脖子勒成这样,毛也烧了,浑身都是伤。你把我家狗弄成这样,还想我赔你钱?你给我听着,今天不是我还你八十的事儿,是你得赔我狗钱!你把我家狗弄伤了,得治!治不好,你得赔我一整条狗的钱!”

刘老四完全没料到我爸会来这一出,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你说啥?你卖给我的狗跑了,你还想讹我?你脑子没毛病吧?”

“我讹你?”我爸往前逼了一步,“我狗好好的卖给你,你拿钩子套它脖子,把它塞笼子里,一天不到就弄成这个鬼样子,这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你刘老四收了多少狗,套了多少狗脖子,你心里没数?”

刘老四身后的胖子瘦子对视了一眼,脸上的表情变了变,有些心虚。刘老四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跳着脚的骂:“你个穷鬼还敢跟我耍横?我告诉你老李,今天这狗你要是不给我,八十块钱你要是不赔我,我让你在村里待不下去!”

“你试试!”我爸嗓门一点都不比他小,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绷出来,眼睛通红,像一头发了狂的牛,“你试试!你敢动我家一根草,我去镇上告你!你刘老四那些狗都是从哪儿来的?有多少是偷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去年王庄王德顺家的黑狗丢了,是不是你干的?你以为没人知道?”

刘老四脸色变了,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身后的胖子拉了拉他的衣角,小声说:“算了算了,走吧走吧。”

刘老四狠狠地瞪了我爸一眼,又瞪了我一眼,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指着我爸说:“老李,你给我记着,这事儿没完!”

三个人的面包车走了,突突突地开出了村口。

院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爸的腿就软了,整个人靠着门板滑下去,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贴在上面,能看见脊梁骨的形状。

我妈过去扶他,他推开我妈的手,自己扶着墙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回堂屋去了。

我站在院子里,浑身上下出了一层冷汗,风吹过来,后背凉飕飕的。大黄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窝里爬出来了,拖着那条伤腿,一瘸一拐地挪到我脚边,仰头看着我,尾巴轻轻摇了摇。

我弯腰把它抱起来,它轻了好多,抱在手里骨架子咯得慌,这才一天多没见,就瘦了这么多。

我把大黄放回窝里,去灶房给它找了点吃的。我妈端了碗面汤出来,蹲下来喂它,它吃得很慢,吃一口歇一口的,眼睛半闭着,好像吃一口都要耗费很大的力气。

“建明,”我妈忽然说,“你爸昨晚上一夜没睡。”

我没说话。

“他跟我说,他看见大黄趴在门口那个样子,心里跟刀子剜一样。他说他后悔了,不该卖了它。”

我妈说完这句话,端着空碗回了灶房。

我蹲在狗窝旁边,看着大黄吃完东西慢慢闭上眼睛睡着了,忽然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穷,没钱,谁都看不起,连个收狗的都能骑到你头上。可大黄偏偏就认这个家,被打成那样也要跑回来,好像它知道这里是它的家,不管怎么样都不走。

畜生都懂的事儿,人有时候反而不懂。

大黄的事和我爸跟刘老四的冲突,在村里传得很快。农村就那样,谁家有个风吹草动,用不了半天,全村都知道了。

第二天我出门倒垃圾的时候,邻居李大娘拉住我,压低声音说:“建明啊,你可得劝劝你爸,别惹刘老四那个人。那个人不好惹,在镇上混了好多年了,认识的人多,你们得罪了他,以后日子不好过。”

我说:“李大娘,我知道了。”

可我心里想的是,是刘老四先欺负我们的,凭啥我们要怕他?

李大山那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又在街上阴阳怪气地说:“有些人啊,穷得叮当响,还逞能养狗。卖了就卖了呗,狗跑回来了就不能再卖一次?反正早晚都是进狗肉馆的命,还折腾个啥劲。”

我听见这话,气得要冲上去跟他理论,被我妈拦住了。我妈说:“别跟他一般见识,那人心眼儿坏。”

我知道我妈是为了我好,可我咽不下这口气。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忍不住跟我爸说起这事,我爸闷着头扒了两口饭,说了一句:“别听他们瞎咧咧,该咋过咋过。”

话是这么说,可我知道我爸心里愁着呢。八十块钱没了,狗治伤还得花钱,我妈的风湿药也该买了,我的学费还差一大截。这些事堆在一起,像块大石头,压得整个家都喘不过气来。

大黄的情况不太好。它左前腿的伤口发了炎,肿得老高,走路完全不敢着地,只能三条腿蹦着走。脖子上的勒痕也破了皮,开始流黄水。我爸去村卫生所买了点红药水和消炎药,花了十几块钱,回来自己给它上药。

“爸,要不要带它去镇上的兽医站看看?”我试探着问。

我爸手上给大黄上药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说:“不用,这点伤上上药就好了。花那个冤枉钱干啥。”

我不再吭声了。我知道我爸不是不舍得给大黄花钱,他是真没钱了。

可大黄的伤比我想的严重。到第三天,那条腿肿得像棒槌似的,伤口发黑,大黄整个精神状态也不对了,不爱吃东西,不爱动,就趴在窝里,眯着眼睛,呼吸很急促。我妈慌了,让我爸再想想办法,我爸嘴上说没事没事,可我看他蹲在狗窝前面盯着大黄发呆的时间越来越长。

那天晚上,我又被大黄的叫声吵醒了。它的叫声跟平时不一样,不是汪汪的叫,而是那种低沉的、压抑的呻吟声,像人在梦里做噩梦时的呓语。我披了件衣服去看它,它趴在窝里,浑身发抖,那条伤腿蜷在身下,脖子仰着,眼睛睁得大大的,里面有泪光。

我心里一阵难受,蹲下来摸它,它把头靠在我手心里,鼻子尖冰凉冰凉的,烫得不像话——它发烧了。

我赶紧去拍我爸的门:“爸!爸!大黄发烧了,得赶紧送到镇上去!”

我爸被我叫醒了,揉着眼睛出来,摸了摸大黄的鼻子,又看了看它的伤腿,脸色一下子变了。他咬着嘴唇不说话,在院子里来回走了好几圈,最后进屋翻箱倒柜的找出一个布包,里面零零碎碎有几十块钱,数了数,四十六块钱。

“四十六块钱够干啥的。”我爸把布包往桌上一摔,声音发涩。

我站在门口,看着我爸的背影,忽然说:“爸,我去找刘老四要钱。”

我爸猛转过身来:“你说啥?”

“大黄是被他弄伤的,他得赔钱。”

“你疯了?”我爸瞪着眼看我,“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刘老四那个人你去惹他?”

“我去跟他讲道理。”我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爸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好像不认识我似的,半天才说了一句:“你才多大,就去跟那种人讲道理?”

我没再说什么,转身回屋穿上外套,推着自行车就出了门。我爸在身后喊我,我没回头。

从村里到镇上有十二里路,天黑漆漆的,没有路灯,只靠自行车前面那个小灯照着前边的路。秋天的夜风已经很凉了,吹在脸上跟刀子似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两边的庄稼地在夜色里黑乎乎的一片,偶尔有猫头鹰的叫声从远处的树林里传出来,听着瘆人。

我骑了半个小时左右,到了镇上。别看我在县城念书,镇上我其实不常来,对刘老四住哪儿也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好像是镇东头靠近粮食市场那片。

我到的时候将近晚上十点,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就路边几个小饭馆还亮着灯,里面稀稀拉拉坐着几个喝酒的。我在镇东头转了两圈,找到了刘老四那个收狗的院子。院门关着,院墙上伸出来几根铁栅栏,里面黑乎乎的,没开灯。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去敲门了。

砰砰砰。

没人应。

我又敲了几下,门里面终于有动静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问:“谁啊?”

“我找刘老四,有事。”

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烫着卷发的妇女探出头来,上下打量我一眼:“你是哪个村的?找他干啥?”

“我是李庄的,他前天买了我家的狗,把我家狗弄伤了,我来找他说理。”

那妇女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你就是李老大的儿子?你爹今天早上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现在知道来找了?”说完,她啪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又敲门,这回没人理了。我在门口站了有十来分钟,街上越来越冷,风吹得我手脚都麻了。正准备走的时候,门又开了,这回出来的是刘老四,穿着一身秋衣秋裤,头发乱糟糟的,嘴角叼着根烟,看见我就冷笑了一声。

“小兔崽子,你爹不敢来,让你来?”他靠在门框上,吐了口烟圈。

我心里有点发怵,但想到大黄还趴在窝里发烧,我硬着头皮说:“刘叔,我来就是跟你说个事。大黄被你弄伤了,腿都快废了,你得出钱给它治。”

“出钱?”刘老四把烟头往地上一扔,拿脚碾了碾,“你爹把狗卖给我,狗归我了,我把它弄成啥样是我的事,关你屁事?再说了,它自己跑了,跑回你家了,它现在是你家的狗还是我家的狗?你倒说说。”

我被问住了,张了张嘴,半天才说:“可你那个钩子,你那个笼子,你收狗能不能别那么粗暴?”

刘老四嘿嘿笑起来,笑声里全是瞧不起:“小兔崽子,连毛都没长齐呢,就敢来教育你刘叔了?我告诉你,收狗的就这样,你要心疼狗,你别卖啊?你爹穷得叮当响,连你学费都交不起,还有脸心疼狗?”

这句话像一把刀,直接扎在我心口上。我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疼得浑身发抖。我想反驳,想说点什么狠话,可脑子里面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出来。

因为我无话可说。

他说的对,我爹穷,穷得连狗都养不起,穷得八十块钱就要把养了三年的狗卖掉。我跟人家讲道理,讲什么道理?道理是给有钱人讲的,穷人的道理不值钱。

我转身走了,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走出那条街。身后传来刘老四的笑声,还有他老婆的声音:“你跟个小孩较什么劲,快进来,外面冷。”笑声和说话声混在一起,像一把铁锹,一下一下地铲在我脊背上。

回去的路上,夜风更冷了。我骑得很快,风灌进领口里,冷到了骨头里。月亮被云遮住了,路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车上的小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我摸黑骑着,好几次差点栽到路边的沟里去。

到了村口,我放慢了速度。村里黑乎乎的一片,偶尔有一两户人家的窗户里透出点灯光,那是有老人的人家,老人觉少,还醒着。

我推开院门,院子里空荡荡的,堂屋的灯亮着,我爸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面前放着那瓶剩下的酒,烟头在他脚边积了一小堆。大黄趴在他腿边,看起来很虚弱,但还一直摇着尾巴,讨好的那种摇法,小心翼翼的。

“回来了?”我爸头也没抬。

“嗯。”

“去找刘老四了?”

“嗯。”

“咋说的?”

“没咋说。”我把自行车支好,在台阶上坐下来,跟我爸并排坐着,中间隔了一个大黄。

我爸没再问了。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递给我说:“喝一口,暖暖身子。”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白酒辣喉咙,辣得我直咳嗽,眼泪都呛出来了。我爸在旁边嘿嘿笑了两声,那笑声听着特别苦。

我们就那么坐着,谁也不说话。大黄在我们中间趴着,安安静静的,偶尔抬头看看我,又看看我爸,尾巴轻轻摆两下。月亮从云后面钻出来了,院子里洒了一层淡淡的银光,枣树的影子印在地上,风一吹,影子就晃来晃去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跳舞。

过了很久,我爸忽然说了一句:“建明,这狗,咱们不卖了。”

我抬头看他,他没看我,眼睛盯着天上的月亮,声音很低很低,低得像是自言自语:“再也不卖了。”

大黄的病比我想的严重,第二天一早它就开始吐了,吐出来的全是黄水,什么都吃不下,连水都不喝了。我妈急得直抹眼泪,念叨着说:“这可咋整啊,这可咋整啊。”

我爸没再犹豫了,找邻居李二叔借了辆三轮车,把大黄放在车上,骑上就往镇上赶。我说我也去,我爸说你在家看着你妈,我骑上车就走了。

那一整天我都心不在焉的,干活也干不进去,老想着大黄怎么样了。我妈在灶房里忙活,一会儿出来看一眼,一会儿出来看一眼,嘴上不说,心里也是惦记着。

到下午三点多,我爸回来了。三轮车骑进院子的时候,我看见了车斗里的大黄,它的左前腿上缠着一圈白纱布,脖子上也包了纱布,整个看起来比早上精神了些,至少眼睛是睁开的,看见我了还会摇尾巴。

“咋样了?”我和我妈一起迎上去问。

我爸从车上下来,裤腿上全是泥,脸上没什么表情,语气倒是轻松了些:“打了两针,开了些药,兽医说问题不大,就是伤口感染引起发烧,消了炎就好了。他说幸亏送去得早,再晚两天这条腿可能就保不住了。”

我妈长出一口气,双手合十念叨了几句阿弥陀佛。

我把大黄从车上抱下来,它比前几天又轻了,抱在手里跟一团棉花似的。我把它放回狗窝里,它安安稳稳地趴下了,眼睛半睁着看我,喉咙里发出细细的呜呜声,像是在跟我说谢谢。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爸忽然说了一句:“花了六十八。”

我愣了一下,筷子举在半空中没动。

“又是打针又是拿药,花了一下午,总共六十八。”我爸端起碗喝了一口稀饭,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跟兽医说了,分期还,先把狗治了,钱慢慢还。兽医人不错,答应了。”

我妈在旁边低着头扒饭,扒着扒着眼泪就掉进碗里了,她赶紧用袖子擦了擦,装作没事似的继续吃。

我心里堵得慌,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被掐住了一样。我爸借了六十八块钱给狗治伤,加上之前赔给李大山的五十块钱,还有卖狗的八十块钱没了,里里外外算下来,为了一条狗,我们家折腾进去快两百块钱了。九八年那会儿,两百块钱在农村不是小数目。

我爸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笑了笑说:“别想那么多,钱是人挣的,没了再挣。狗也是一条命,总不能见死不救。”

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爸爸说这样的话。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一辈子精打细算过日子,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为了一毛钱的菜钱能在菜市场跟人争半天。可他忽然说出这种话来,我反而觉得他变了,变得我不太认识了。

也许是那天晚上大黄流着泪跑回来的样子,让他想明白了一些事情。有些东西,确实比钱重要。只是有时候,当一个人穷到连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他不得不把那些重要的东西排在钱的后面。这不是他的错,是穷的错。

大黄恢复得比我想的快。三四天后,它就能站起来了,虽然那条左前腿还是不敢用力,但至少能撑着走几步了。它又开始胃口大开,吃东西吧嗒吧嗒的,吃得满盆都是,我妈一边收拾一边骂它馋,可嘴角是笑着的。

它还是那样,对谁都是好脾气。见了我妈摇尾巴,见了我爸摇尾巴,见了我更是恨不得把尾巴摇断了。它不记恨我们任何人,不记恨我爸卖了它,不记恨刘老四把它弄伤,不记恨那条二十多里路跑回来受的罪。它就是一条狗,它不懂这些,它只知道这里是它的家,我们是它的家人,它回来了,就安心了。

可我做不到像它那样不记恨。

我记恨我爸那天骂它的样子,记恨他吼出的那句“你回来干啥”。可我也知道,当一个人连活都快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什么都吼得出来。穷,对一个人的折磨,是从心里开始的,不是从口袋里。

我记恨刘老四那个铁钩子,记恨他老婆说的那些话,记恨李大山在街上阴阳怪气的声音。可恨来恨去,我发现自己最恨的是自己。恨自己没本事,恨自己不能挣钱,恨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的狗被打成那样,看着自己家的人低三下四地过日子。

大黄回来的第五天,我回学校了。临走的时候,大黄一直跟着我走到院门口,我推着自行车出去,它站在门槛里面,歪着头看我,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呜声,像是在说又要走了吗,什么时候回来。

我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说:“大黄,回去,我下个星期就回来。”

它听懂了,没再跟出来,就蹲在门口看着我,尾巴摇得很慢,一下一下的,像是在跟我道别。

我骑上自行车,骑出去老远了,回头一看,它还蹲在那儿,一个小小的黄点,在秋天的阳光下,安安静静地看着我。

回到学校以后,我又开始了按部就班的生活。早上六点起床跑操,然后上早自习、上午课、下午课、晚自习,一天下来十多个小时的课,累得倒头就睡。说实话,我的成绩一直在中下游飘着,理科尤其差,数学物理经常不及格,英语也好不到哪里去。老师找我谈过话,说你这个成绩考大学很悬,要加把劲。

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加劲,每天坐在教室里,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听,听着听着就走神了,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想起家里的那些事。想起我爸在工地上搬砖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后背,想起我妈风湿发作疼得下不了床的样子,想起大黄那条缠着白纱布的腿,想起刘老四那张欠揍的脸。

学习是需要心静的,可我静不下来。

那段时间发生了一件小事,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隔壁班有个同学叫张伟,家里条件好,他爸在镇上开了个五金店,他穿的衣服都是店里买的成衣,不像我们农村孩子,穿的都是校服或者地摊货。张伟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找我茬,动不动就在食堂或者操场上碰见了,阴阳怪气地说:“建明,听说你家养了条狗,卖了又跑回来了?不会是狗也觉得你们家太穷了,跑出去又后悔了,想回来好歹有个窝?”

我气得要死,可我知道他是故意气我的,我要是动手了,学校要处分,我爸还要赔医药费,不值得。我就忍着,假装没听见,可每次听见他这么说,我心里那把火就越烧越旺。

有一次晚自习下了,我在操场上跑步,又碰见他和他的几个朋友。他大概是喝了酒,脸红红的,看见我就嘿嘿笑:“李建明,你家那个狗,后来咋样了?是不是被你爸杀了吃肉了?”

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劲儿,冲上去就是一拳,正打在他鼻梁上。他啊的一声惨叫,鼻血哗地就流下来了。他的几个朋友赶紧把他拉开,我也被路过的体育老师拽住了。

教训肯定是逃不掉的。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话,说我先动手打人,性质恶劣,要给我一个警告处分,并且要求我写检讨书,当着全班的面念。班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姓王,教语文的,平时对我们还算不错。她训了我一顿之后,话锋一转,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的原委跟她说了。

王老师沉默了很久,然后叹了口气说:“建明,老师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你打人总归是不对的。张伟那个嘴是欠,可你不能用拳头解决问题。你用拳头打了他的鼻子,他就服你了?不会,只会更恨你。这不解决任何问题。”

“那什么才能解决问题?”我问她。

她说:“你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将来有出息了,那些人自然就闭嘴了。你现在跟他们计较什么?你现在是个穷学生,你就是把他们全揍一遍,你还是个穷学生。你只有让自己变强了,才没人敢瞧不起你。”

我不知道王老师这番话当时我听进去多少,但后来我想起这句话,觉得她是对的。可道理是道理,现实是现实,你在那个年纪,那个处境,有几个人能沉得住气,心无旁骛地学习?

日子一天天过,到了十二月份,天冷了,期末考试也快到了。我爸上个月来学校看我,给我带了一罐咸菜和二十个馒头,走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十块五块一块的,凑了一百二十块钱给我当生活费。我说太多了,你不用给这么多,我爸说拿着吧,冬天衣服该添一件了,别冻着。

那时候我看着他粗糙的手和花白的头发,忽然觉得鼻子酸酸的。我才十八岁,他已经四十五了,可看起来像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辈子在地里刨食,风里来雨里去,腰弯了,背驼了,手上的老茧厚得能当砂纸用。

“爸,大黄好点没?”我问他。

“好多了,腿早就能跑了,前天还追着一只野猫上了房顶,气得你妈拿扫帚追着打。”我爸说起大黄的时候,脸上居然有了笑容,那种笑容我很久没见过了,温暖、实在,像冬天的太阳。

我笑了,又问他:“刘老四后来找咱们麻烦没有?”

我爸的脸色暗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说:“没有,他不敢。那事儿过去了,别想了。”

我当时信了,以为真的过去了,后来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在那个年代,在一个小小的乡镇上,一个收狗的和一个庄稼人之间的仇,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过去的。

十二月十九号,星期天,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

那天学校放半天假,我本来想在宿舍睡一觉,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慌,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坐立不安的。我在床上躺了十分钟就躺不下去了,套上衣服骑上自行车就往家赶。

十二月份的农村,田地里的庄稼收了,光秃秃的一片,路边的树叶子全掉光了,只剩光溜溜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风大,地干,骑车走过带起一溜尘土。我骑得很快,心里那阵慌劲儿越来越重,说不清为什么。

骑到村口的时候,我看见几辆面包车停在路边的打谷场上,后面还跟着一辆小货车,货车上装着个铁笼子,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刚拐进我们那条街,我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说不上来是什么味,反正不对。

然后我看见了我家门口围着一堆人。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扔就跑了过去。

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我挤进去一看,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家院子里,刘老四带着七八个男人,满院子乱转,手里拿着棍子和铁钩子。大黄被堵在院子东边的墙角,被几个人围着,嘴里发出惊恐的呜呜声,尾巴夹得紧紧的,身子缩成一团。它的左前腿上的纱布早就没了,留下一个粉红色的疤痕,但跑起来没有问题,它绕着院子跑了好几圈,被那些人左堵右截的,无处可逃。

我妈站在灶房门口,被两个男人挡着,她哭着喊着要过去,推搡了几下,被推倒在地上了。我爹呢?我四处找我爹,最后看见他趴在堂屋门口的地上,脸上全是血,旁边站着两个壮汉,其中一个正一脚踩在我爸的后背上,不让他爬起来。

我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

“你们干什么!”我大吼一声冲了过去,一把推开了踩着我爸的那个壮汉,蹲下去扶我爸。我爸的脸上被抓破了,嘴角在流血,一只眼睛肿得睁不开,浑身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伤得疼。

“建明,你咋回来了?”我爸看见我,声音都变了,带着哭腔,“你快走,你快走!”

“我不走!爸,这是咋回事?”

“刘老四这个王八蛋,他带人来抢狗!你打电话报警!”我妈在灶房门口撕心裂肺地喊。

刘老四听见这话,冷笑了一声,从院子里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把铁锹,用铁锹头指了指我们说:“报警?报啊,你们报啊!看看警察向着谁!我买你们的狗,钱你们收了,狗是我的,我来要我的东西,这犯法了?你们倒说说,哪儿犯法了?”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对啊,法律上讲,狗卖了就是他的了,他确实是来要回自己的财产。可他用这种手段,带着七八个人来抢,把我爸打成这样,这叫什么事?

“刘叔,”我站起来,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们不是说了要还你钱吗?你等几天,我们凑够了就还你。”

“还钱?”刘老四把手里的铁锹往地上一跺,“你们上回可是说要赔我钱的,结果呢?你爹还反过来要我赔钱!现在跟我说要还钱?晚了!狗是我的,我今天就是要带走!你们要是敢拦着,别怪我不客气!”

他话音一落,院子里那几个男人就开始围过来了。其中一个已经用铁钩子套住了大黄的脖子,大黄撕心裂肺地叫起来,声音尖锐的像孩子的哭声,整个村子都能听见。它拼命挣扎,四条腿在地上刨出了深深的印子,嘴里冒出了白沫,脖子上的毛被铁钩子扯掉了一大片,露出红红的皮肉。

“大黄!”我妈喊了一声,声音凄厉,想要冲出去,又被那两个男人挡住了。

我脑子一热,抓起院子里靠在墙角的铁锹就要冲上去。

我爸从地上爬起来,一把抱住了我的腰,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见:“建明,别去!别去!打不过他们的!”

“爸!他们要把大黄带走!”

“让他们带走!让他们带走!”我爸死死地抱着我,眼泪和血混在一起,糊了满脸,“只要人没事,其他的都不重要!你听爸的,别动手,动了手就完了!”

我被我爸拖着,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黄被那个铁钩子拖着往外走。它的爪子紧紧抓着地面,想停下来,可脖子被勒得太紧了,喘不上气,身体往前冲了两步,终于撑不住了,被拖出了院门。

院子里一地狼藉,鸡笼翻了,水桶倒了,枣树底下那个狗窝被一脚踹散了,破棉袄和稻草散了一地。

刘老四最后一个走的,走之前走到我们面前,弯下腰,用铁锹敲了敲地面,一字一句地说:“老李,我告诉你,在这个地盘上,没人能跟我刘老四作对。你今天认栽就完了,以后别再惹事。要是再惹事,下次就不是打这么轻了。”

说完,他扬长而去。

面包车和货车的发动机突突突地响起来,一阵黑烟从排气筒喷出来,然后一辆接一辆地开走了。村里围观的人也散了,三三两两地议论着,脸上带着各种表情,有的同情,有的害怕,有的像是在看热闹。

院子里安静了,只剩下风吹过枣树光秃秃的枝丫,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哭。我妈趴在灶房门槛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爸靠着墙根坐着,脸上全是血,浑身都在发抖。我站在院子中间,手脚冰凉,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感觉这个世界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怎么会有这么不讲理的事,这么欺负人的人。

李二叔从门口探头进来,看见我家的样子,赶紧进来帮忙。他帮我把我爸扶到屋里去,又去打了一盆热水来擦脸。伤口不深,主要是鼻子和嘴角破了皮,眼睛被打肿了,身上还有些淤青,没伤到骨头,是不幸中的万幸。

可我心里的伤,比什么都重。

那天晚上,我爸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盯着天花板发呆。我妈坐在床边守着,时不时用湿毛巾给他敷眼睛。我在堂屋里坐着,面前放着那碗我妈端来的面条,一口也没吃。面条坨了,烂了,凉了,我都没动。

半夜了,我出了屋门,走到院子里。月光很亮,照着那个被踢散的狗窝,破棉袄还散在地上,稻草被风吹得到处都是。我蹲下来,把那件破棉袄捡起来,拍了拍灰,放回狗窝原来的位置。然后我蹲在那儿,月光照着我的后背,我又开始收拾那一地的稻草,一根一根地捡起来,塞回狗窝里。

我知道大黄不会再回来了,可我还是在收拾。

收拾到一半,我整个人就崩溃了,趴在那个空了狗窝前面,哭得浑身发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得最后只剩下干嚎,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

我爸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屋里出来了,他走到我身后,站了很久,然后慢慢蹲下来,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声音很轻很轻:“建明,记住今天。”

我抬起头看他,月光下他的脸肿得不成样子,那只眼睛还是睁不开,可另一只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光,那种光不像是恨,更像是——决心。

“记住今天,然后好好读书。”我爸说,“等你以后有本事了,再没人敢这么欺负咱。”

那是我爸这辈子说过的最有分量的一句话。以前他让我好好读书,说的都是“考上大学就有出息了”,“别像你爹一样一辈子种地”,那些话我听了很多遍,可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真正听进去。

不是因为考上大学有出息,是因为——只有你强了,才没人敢欺负你。

大黄被带走以后,我爸妈的状态都不太好。我妈那几天总是无缘无故地发呆,做菜的时候放了两遍盐,咸得没法吃,洗衣服的时候忘了放洗衣粉,搓了半天一个泡泡都没有。我爸表面上跟没事人一样,该下地下地,该干活干活,可我注意到他开始在院子里抽烟了,以前他是从来不抽烟的。

至于大黄,我们谁都没有再提。不是忘了,是不敢提,提了心里疼。

那个空了狗窝在院子里整整放了一个冬天,没有谁去收拾它,也没有谁说要拆了它。它就那么静静地待在东墙角,像块碑,刻着一些说不出口的事儿。

有时候风大了,吹得窝里的稻草沙沙作响,我妈就会从灶房里探出头来看一眼,看完又缩回去,什么也不说。

我回了学校以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以前上课走神,现在不走了,老师讲的内容使劲往脑子里记,记不住的用笔记下来,下了课追着老师问。以前晚自习下了就想睡觉,现在下了晚自习还点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一会儿书。我的基础不好,底子薄,想一下子赶上是不可能的,可我那时候就想,就算赶不上,我也要拼一把。

班里的同学都觉得我疯了,以前成绩中下游的一个人,忽然之间天天泡在书本里,连吃饭都在背单词。张伟那个嘴欠的又来了,说我是被狗咬了得了狂犬病,脑子坏了。我没理他,以前我可能会冲上去跟他干架,现在不了,因为我知道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王老师注意到了我的变化,有一天下了晚自习,她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想跟我聊聊。

“建明,你最近很用功啊,怎么回事?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王老师给我倒了杯水,笑着问我。

我端着那杯水,没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跟王老师说了家里的事。说大黄是怎么被卖又跑回来的,说它浑身是伤腿都快断了,说它是怎么被刘老四带着人从家里抢走的,说我爸被打得满脸是血的样子。

说到后面我哭了,在一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面前哭得像个小孩。我平时不是爱哭的人,可那段时间心里攒了太多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再不说出来就要爆炸了。

王老师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最后她说:“建明,老师跟你说实话,以你现在的成绩,考上本科很难,但是努力一把,考个大专或者高职还是有希望的。你愿意吗?”

我说愿意,只要是有书读,只要是能让我以后有本事保护我想保护的东西,什么学校我都愿意。

王老师点了点头,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套复习资料,说这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留下的,高考复习资料,很全的,你拿去看吧,有什么不懂的来问我。

我把那套资料抱在怀里,觉得沉甸甸的,不光是纸的分量,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从那以后,我是真的拼了。每天早晨,室友们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我就起来跑到教学楼后面的小树林里背英语单词。冬天冷得手都伸不直,我就把手搓一搓,哈几口气,继续背。中午别人午休的时候,我去教室里做数学题,一道一道地做,不会的就翻答案,翻完答案再自己做一遍,直到弄懂为止。晚上下了晚自习,室友们开始聊天打牌的时候,我躲到走廊尽头,借着走廊那盏昏黄的灯,把白天学的东西再巩固一遍。

就这么一天天的,我的成绩开始慢慢往上爬了。第一次月考,数学终于及格了,虽然只考了六十二分,但这是我上高中以来数学第一次及格。英语也涨了十几分,总分在班里往前挪了七八名。

我爸来学校给我送生活费的时候,看见我在教室里做作业做到最后一个走,他站在窗外看了我一会儿,我没发现他,直到他从窗户缝里塞进来两个煮鸡蛋。

“爸,你啥时候来的?”我推门出去。

“刚来没多久。”我爸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笑了一下,那只被打肿的眼睛早就好了,可眼角那儿留了一道疤,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可我知道它在。

“爸,你眼睛还疼不疼?”我问他。

“早不疼了。”我爸把手插进裤兜里,缩了缩脖子,十二月的风已经很冷了,他就穿着一件旧棉袄,领口那儿破了个洞,露出里面发黄的棉花,“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痒,痒得睡不着。”

我知道他说的不是眼睛。

“建明,你最近瘦了,”我爸打量了我一下,“学习别太拼命了,身体要紧。该吃就吃,该喝就喝,钱的事你别操心,爸能挣。”

我点点头,把那两个鸡蛋握在手心里,还热乎着,是他骑了十几里路带来的温度。

“爸,等以后我挣钱了,”我说,“我再养一条狗。”

我爸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释然,又像是心疼。“行,”他说,“等你挣钱了,你再养一条狗,养好的,养贵的,看谁敢动。”

我爸走了,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公路的尽头。我站在校门口看了很久,手里的鸡蛋渐渐凉了,我没舍得吃,拿回宿舍放在床头柜上,放了三天,最后长毛了也没舍得扔。

十一

年底最后一天学校放了三天假,我收拾了书包准备回家。要走的时候,张伟忽然拦住了我,手里递过来一包东西,国旺牌的,六块钱一包的那种。

“干啥?”我没接。

张伟把烟塞进我口袋里,脸上的表情有点不自在,躲闪了几下,说:“李建明,之前的事儿……是我不对,我嘴欠,你别往心里去。”

我看着他,没想到他会有这一出。

“你那个……你家那个事儿,我都听说了,”张伟挠了挠脑袋,声音低了下去,“刘老四那个人我也听说过,镇上的人都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你爸是个汉子,要是我,我可能早就认怂了。”

我没说话,转身走了。

有些道歉,算是道歉,可有些伤,不是一句道歉能抹平的。我不是怪张伟,我是恨自己,恨自己没本事,恨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恨自己被人瞧不起。这种恨,比恨别人更难受,因为它没有发泄的出口,只能憋在心里,一点一点地腐蚀你自己。

回家的路还是那条路,冬天的田野光秃秃的,路边的树光秃秃的,夕阳像个咸蛋黄挂在天边,把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金黄。我骑得很慢,不知道为什么,有点不太想回去,怕看见那个空了狗窝,怕看见枣树底下那片空地,怕一进院子就想起那个冬天的下午。

可还是得回去。

推开院门的时候,我妈正在院子里收衣服,听见门响回过头来,脸上绽开一个笑:“建明回来了?正好,我给你炖了只鸡,你爸昨天去河里捞的,野生的可鲜了。”

我把自行车支好,帮忙收衣服。衣服收完了,我往东墙角看了一眼,那个狗窝还在,但里面换了新稻草,窝口挂着一块旧门帘挡风。我愣住了,心里有个念头冒出来,又不敢确认。

“妈,那个……”

我妈知道我要问什么,笑了笑说:“你爸前几天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条小狗崽,才一个月大,黄白花的,胖乎乎的,可好玩了。说是给你养的。”

我妈话音刚落,一个黄白花的小东西就从灶房里窜出来了,四条小短腿跑得飞快,摇摇晃晃的,像个毛线球在地上滚。它跑到我脚边,仰着头看了看我,然后低头咬我的鞋带,咬了几下咬不动,就趴在我脚面上,肚皮贴地,呼哧呼哧地喘气。

我蹲下来,把那个小东西捧在手心里,它比我的手掌大不了多少,浑身毛茸茸的,软乎乎的,一双黑溜溜的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小尾巴摇得像个拨浪鼓。

“这是……?”

“你爸从隔壁村张铁柱家要的,他家老狗下了一窝崽,送了几个给人,你爸就去了。”我妈把衣服整好,抱着进了屋。

我捧着小狗崽,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冬天的风很冷,可手心是热的。那个小东西好像认识我似的,在我手心里打了个哈欠,露出粉红色的小舌头,然后缩成一团,闭上眼睛就这么睡着了。

我爸从屋里出来了,手里端着一盆洗脚水,看见我蹲在那儿捧着狗,脚步顿了一下,然后把水泼在枣树底下,走过来在我旁边蹲下了。

“爸。”

“嗯。”

“你还养?”

“养。”我爸的声音不大,但很确定,“不是说了吗,等你有本事了再养,是我等不及了。”

我侧头看他,他的头发好像又白了一些,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几道,但笑起来的那个样子,是这几年来最好看的一次。

“这条狗,谁也别想动。”我爸伸手摸了摸小狗崽的脑袋,狗崽被摸醒了,迷迷糊糊的,舔了舔我爸的手指头,又睡过去了。

那天晚上,我妈炖的鸡很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一锅鸡。我爸喝了两杯酒,脸喝得红扑扑的,话也多起来,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事儿,讲他十八岁的时候一个人去郑州打工,讲他在火车站被偷了钱,讲他走了几十里路才找到老乡的住处。有些事儿他以前从来没跟我讲过,那天晚上不知道怎么的,全都倒出来了。

我听着,喝着稀饭,偶尔插一两句嘴。小狗崽在我脚边转来转去,时不时咬我的裤腿,我把它拎起来放在膝盖上,它就趴在我膝盖上安安静静的,过一会儿又掉下去了,再拎起来,如此反复。

吃完饭,我妈去刷碗,我爸坐在门口抽烟。我抱着狗崽坐在他旁边,看着院子里那棵枣树,光秃秃的枝丫在月光下像一幅水墨画。

“给它起个名字吧。”我爸说。

我想了想,看了看手里的狗崽,黄白花的毛色,背上有一块黄斑特别大,像个太阳。“叫它小花吧。”我说。

我爸看了看狗崽,又看了看我,嘴角动了动,想说“花”这个名字太随便了,最后没说,只是嗯了一声,算是同意了。

小花在我怀里翻了个身,露出圆滚滚的肚皮,四条小腿朝天蹬了几下,呼噜呼噜地打着小呼噜。我听着那个声音,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踏实感,好像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被这个小东西的呼噜声给压下去了。

十二

开春以后,一切都慢慢好起来了。

小花生长得很快,不到两个月就从小不点长成了半大狗,胖嘟嘟的,圆滚滚的,每天在院子里追鸡撵鸭,把鸡圈搞得鸡飞狗跳。我妈嘴上骂它,心里其实喜欢得不得了,每次做饭都会偷偷给它留一口。我爸也对小花好,虽然不像对大黄那样,但他每天晚上回来,都会在院子里跟小花玩一会儿。

小花跟大黄不一样,它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见谁都摇尾巴,来我们家的客人都喜欢它。它不像大黄那么懂事,但它有一种天生的没心没肺的快乐,那种快乐是可以传染的。我妈开始在灶房里哼歌了,我爸偶尔也会站在院子里,抽着烟,看着小花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嘴角带着一丝笑。

我们家的日子,像慢慢解冻的河,冰层下面又开始有了流动的声音。

我呢,学习也越来越有状态了。高二下学期期末考试,我的成绩已经从班里的四十多名爬到了二十多名,数学和英语的进步最大。王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我,说我进步最大,让大家向我学习。下面有人小声说“有啥好学的,又不是第一名”,王老师没理他们,继续讲课。

我那时候已经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了。我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别人说什么都拦不住我。

那种感觉很奇怪,好像在黑暗中走了很久很久,忽然看见前面有一盏灯,虽然还很远,很远,但你知道它就在那里,只要继续往前走,就一定能走到。

高三那年是最苦的一年,用我妈的话说,就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一点才下晚自习,回到宿舍洗把脸就睡,一分钟都不浪费。那一年我瘦了二十斤,眼窝都凹下去了,可精神头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

我爸每隔半个月来学校看我一次,每次来都带一袋子馒头,一罐子咸菜,有时候还会带几根香肠或者几个鸡蛋。他把东西交给我,就说两句话:“吃好睡好,别太拼了。”然后就骑着自行车走了,从不逗留,从不问我考不考得上,从不给我压力。

他知道我压力已经够大了。

小花也一天天长大了,从小黄毛丫头长成了一头大狗,黄白花的毛色在阳光下亮闪闪的,威风凛凛的。它看家护院的本事不比大黄差,来了生人汪汪叫得震天响,尾巴竖得笔直,脖子上的毛根根炸起,一副不好惹的样子。可一看见自家人,马上就变了样,尾巴摇得快断了,会扑上来舔你的手,舔得你满手都是口水。

我妈说小花是有福气的狗,吃得饱,睡得香,没人打它骂它,一天到晚就知道傻乐。我说是啊,它运气好,生在了一个知道珍惜它的家里。

这话说完,我和我妈都沉默了一会儿。我们都知道,运气不好的那条狗,已经不在了。

七月高考那几天,我爸专门从建筑工地请了两天假,骑着自行车到县城来陪我。我说你别来,你来了我紧张,他说我不进考场,就在外面等着,你考完出来就能看见我,不紧张的。

那两天我爸真的就在考场外面等着,跟很多家长一样,坐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面前放着一瓶水和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两个馒头。七月份热得要死,他就在太阳底下晒着,晒得满头大汗,也不去旁边树荫底下坐着,说怕我出来找不到他。

每场考完,我走出考场,第一眼就能看见他,站在马路对面,伸着脖子往这边看。看见我了,他就笑,也不问考得怎么样,就说走吧,去吃饭,给你点了红烧肉。

高考结束那天,我爸骑车载我回家。二十多里路,他骑得很慢,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力气,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精神了。我坐在后座上,看见他的后背湿了一大片,汗渍在白衬衫上留下一圈圈的水印,衬衫太薄了,能看见里面黑黑的皮肤和突起的脊梁骨。

“爸,”我在后面说,“我觉得还行。”

我爸没回头,但我能看见他的耳朵动了动。

“我估计能考个专科,”我说,“分数出来了再说吧,反正我觉得比模拟考好。”

我爸的肩膀抖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他没说话,使劲蹬了两下,车子快了一点,风吹过来,带着路两边稻田里青幽幽的气息。

到家的时候,小花老远就跑出来接了,围着自行车转了七八圈,尾巴摇得像个螺旋桨。它现在已经是大狗了,可还像小时候一样没正形,跳起来扑在我身上,两个前爪搭在我肩膀上,舌头舔我的脸,舔得我一嘴狗毛。

“好了好了好了,下去了下去。”我推它,它不下去,赖在我身上,我就那么抱着它进了院子。

那天晚上,我妈做了一桌子菜,有炖鸡,有红烧鱼,有炒鸡蛋,还有我爸最爱的五花肉烧干豆角。菜端上桌,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我数了数,大大小小八个菜。我们家过年都没吃这么好过。

“妈,你弄这么多菜干啥?三个人吃得完吗?”

“吃得完,吃得完,你辛苦了这么久,得好好补补。”我妈笑着擦了擦手,在围裙口袋里掏了掏,掏出一小瓶白酒,嘿,我都没见她买过这个。我爸看见酒,眼睛亮了,接过去拧开盖子,先给我倒了一小杯,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

“来,喝一个。”我爸举起杯子。

我端起酒杯,跟我爸碰了一下,叮的一声,很脆。

“爸,妈,”我说,“谢谢你们。”

我妈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赶紧低下头去夹菜。我爸举起杯子仰头一口干了,辣得呲了呲牙,然后咧嘴笑了一下,那个笑里有太多太多东西了,有苦,有甜,有释然,有期盼,有一辈子的不容易,还有对这些年所有委屈的一个交代。

小花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一会儿舔舔我的脚,一会儿趴在我爸脚背上。我妈低头看了看它,笑骂了一句:“馋狗,等着,一会儿给你骨头吃。”

那一顿饭我们吃到很晚,月亮都爬上枣树梢了,我们还在吃。菜早就凉了,可谁也不愿意下桌。酒喝了一瓶不够,我爸又去小卖部买了一瓶,回来接着喝。他喝多了就开始说胡话,说以后建明考上大学了,我们家就有出息了,说以后谁也不敢瞧不起咱家了,说他这辈子最对的事就是供我念书了,说大黄那件事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提到大黄的时候,他的眼泪就下来了,一个四十七岁的男人,喝醉了酒,坐在院子里,当着老婆孩子的面,哭得稀里哗啦的。他说大黄那个晚上跑回来,浑身是伤,趴在他脚边舔他的手,他当时怎么就没忍住,怎么就对它吼了那句“你回来干啥”。

他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想明白了,他不是在骂大黄,他是骂自己,骂自己没用,骂自己连条狗都保护不了。

我妈也哭了,我也哭了。小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急得在我们三个人中间跑来跑去,用脑袋拱拱这个,又蹭蹭那个,喉咙里发出焦急的呜呜声。

那晚的风很轻,枣树的叶子哗啦哗啦地响,月光把院子照得白花花的。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院子里,哭了一场,笑了一场,把心里憋了那么久的东西,借着酒劲,借着月光,全都倒出来了。

倒出来了,心里就干净了。

十三

八月,高考成绩出来了。

我考了四百三十七分,在当年那个分数线里,刚好够上一个大专。我查到分数的时候,手都在抖,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不敢相信。我的模拟考最好成绩也就四百一十几分,高考居然超常发挥了。

我不是什么天才,也不聪明,我只是在最后一年的时间里拼了命地学了而已。这世上很多事就是这样,你拼了命去做,不一定能成功,但至少不会比不拼更差。

我报了我们省城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学的是汽车维修。选这个专业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听说好找工作,学门手艺,走到哪儿都有饭吃。我爸对这个专业很满意,说修车好,现在汽车越来越多了,修车的人永远有饭吃。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妈捧着那张纸看了半天,不识字也要看,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最后小心翼翼地把它贴在了堂屋的正墙上,旁边贴的是毛主席像。我爸说贴那儿干啥,回头落灰了,我妈说落灰了就擦,擦不掉了就换一张,这张必须留着。

小花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头歪来歪去的,一脸困惑,好像在说这些人在搞什么名堂。不过它很快就忘了这件事,跑去追院子里那只花母鸡了,追得鸡毛乱飞,我妈赶紧跑出去骂它,它夹着尾巴跑回狗窝里,委屈地缩成一团,两只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妈,看见我妈脸色缓和了,立刻就又活蹦乱跳地窜出来了。

我在家待了半个月,帮着我爸收完了地里的玉米。九月份开学的时候,我爸送我到县城的长途汽车站,我要坐大巴去省城了,三个多小时的车程,一个人去,一个人报到。

车站人很多,乱哄哄的,卖茶叶蛋的,卖矿泉水的,拉客的司机,送孩子的家长,挤在一起。我爸把行李帮我拿上车,放在座位上,然后在车门口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三百块钱,塞进我的口袋里。

“太多了。”我说。

“拿着,”我爸拍了拍我的口袋,不让我掏出来,“省城不比县城,花钱的地方多,别省着,该吃吃,该喝喝,没钱了就打个电话回来,爸给你寄。”

我说好。

又沉默了一会儿。

“爸,你回去吧。”

“嗯,你到了打个电话。”

“好。”

我爸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只是挥了挥手,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他走路的样子不像以前了,以前他走路腰板挺得直直的,大步流星,现在他走路的时候背有点驼,步子也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车开了,我透过车窗往外看,我爸站在车站门口,还在那看着。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脚上穿着一双黄胶鞋,站在一群花花绿绿的人中间,显眼极了。

我没忍住,眼泪掉下来了。

在省城读书那三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三年。我学的是汽车维修,这个专业实操性很强,光看书没用,得动手。我动手能力还行,以前在家就爱捣鼓家里的农用车,柴油机拆了装,装了拆,虽然被我爸骂过好几回,但拆装的本事练出来了。

老师们都喜欢我,因为我不怕脏不怕累,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我干,别人嫌脏的活儿我抢着干。学修车嘛,哪有不脏不累的,趴在地上看底盘,钻到车底下去换机油,满手满脸的黑油,溅到眼睛里生疼。这些活儿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比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强多了。

寒暑假我都不怎么回家,在省城找了个修车店实习,跟着师傅学手艺,每个月还能挣几百块钱生活费。我爸打电话来问我在外面咋样,我说挺好的,能吃能睡能挣钱,你不用给我寄钱了。我爸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就挂了。

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他觉得供我上大学是他的责任,我不让他寄钱了,就好像他这个做父亲的失职了。可我想让他知道,他的儿子长大了,能自己养活自己了,以后还能养活这个家。

三年专科,我拿了大大小小好几个技能比赛的奖,毕业的时候有好几家修车店要我去,最后我选了县城一家规模比较大的汽修厂当学徒工。说是在县城,其实离我们村也就十几里路,骑个自行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家了。我想离家近一点,能经常回去看看爸妈和小花。

汽修厂的老板姓周,四十来岁,也是农村出来的,人很实在。他看了我的手艺,又看了我的技能证书,说小伙子不错,从明天开始就来上班吧,管吃管住,底薪加提成,第一年一个月大概能拿一千五到两千,干得好以后涨。

一千五到两千,在二〇〇二年的小县城,这个工资不算低了。我给我爸打电话说这事的时候,他高兴得在电话那头直搓手,说好啊好啊,你可算是有工作了,我们李家的祖坟冒青烟了。

我说爸你别激动,就是个修车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我爸说修车的怎么了?靠手艺吃饭,堂堂正正的,比那些坐办公室的强。

我笑了,说好好好,你说的都对。

十四

在汽修厂上班的第一年,我每个月工资一千七左右,固定往家里寄八百块钱,自己留几百块钱花,剩下的存着。我妈在电话里跟我说,你别寄那么多了,你自己也得攒钱,将来娶媳妇用。我说我娶媳妇的钱我自己攒,你不用操心。

有了稳定收入以后,家里的日子好过多了。我爸不用再去建筑工地上搬砖了,他把家里的地包给了别人种,自己在村里找了个看仓库的活儿,活不重,一个月也有几百块钱收入。我妈的风湿病还是那样,但能按时吃药了,病情稳定了不少,不用像以前那样疼得下不了床。

小花这三年长得更壮实了,快四十斤重的大狗,毛色油亮,四条腿粗壮有力,跑起来虎虎生风。它对我还是一样亲,每次我回家,还没到村口,它就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了,像一阵风似的扑上来,舌头舔得我满脸口水,尾巴摇得屁股都在扭。

“小花,下来下来!”我推它,它不依不饶地往我身上扑,非要我把它的脑袋抱在怀里揉搓一顿才罢休。揉完了,它就心满意足地跟在我后面,尾巴竖得高高的,像个骄傲的将军。

我妈说我回来那天是小花最高兴的一天,连吃饭都比平时多吃两碗。我说你以为它是在想我啊,它是想我带回来的火腿肠。我妈说你试试不给它带火腿肠,看它待不待见你。我试了一次,真的没带,小花那失望的眼神我都能看出来,整个晚上都趴在狗窝里不出来,叫它都不理我。后来我再去的时候就记得带了,它也照单全收,吃完了依然跟我亲,但眼神里多了一种“算你识相”的表情。

狗这种东西,你对它好,它就记一辈子。你对它不好,它也记着,但它不记仇,你下次对它好了,它依然对你摇尾巴。你很难说清楚这是一种傻还是一种大度,也许在它们的世界里,根本没有“记仇”这个概念,它们只记得谁对它好。

我在修车店干了大半年,手艺进步很快。周老板人好,教了我很多东西,不只是修车的技术,还有做生意的门道。他说建明你这个人实在,不怕吃苦,以后肯定能成事。我说我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能养活一家人就满足了。周老板说你这个想法也对,但你得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一辈子给人打工,永远发不了财。

我那时候还不太明白周老板的意思,直到后来有一件事,让我忽然之间想通了很多东西。

那是二〇〇三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店门口开来了一辆面包车,车上下来一个人,说要修刹车。

我拿着扳手从地沟里爬出来,抬头一看,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定在了原地。

来人黑瘦的脸,嘴角叼着烟,戴着副墨镜,穿着一件花衬衫,肚子比几年前胖了一圈。可他那个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语气,还有那个从嘴里吐烟圈的习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刘老四。

他显然没认出我,把车钥匙扔给我,不耐烦地说:“刹车片该换了,帮我看看,尽快修好,我晚上要用车。”

我接过钥匙,低头看了看那辆面包车,车身上还贴着收狗的广告,花花绿绿的,跟几年前一模一样。再看他往休息室走的那个背影,我的脑子里忽然像放电影一样闪过了很多画面:大黄被铁钩子套着脖子提起来的样子;大雪天它浑身是伤跑回来的样子;刘老四带人闯进我家院子,我爸被打得满脸是血趴在地上的样子;我妈哭着坐在地上喊“大黄”的样子;我爸借着酒劲哭得稀里哗啦说“我最后悔的事就是把大黄卖了”的样子……

扳手在我手里握得咯吱咯吱响,我的指节发白,手心全是汗。胸口有个什么东西烧起来了,烧得我浑身发抖。

他就在休息室里,隔着一道门,我要不要进去?进去做什么?把他打一顿?骂他一顿?让他赔钱?让他道歉?

我站在面包车旁边,脑子里转了不知道多少圈,太阳一点点偏西去了,手上一直没动。有个小徒弟过来问我师兄咋还不修,我说你先把别的活儿干了,这个我来。

到底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