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庚是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的。
人上了六十岁，觉就轻了，像秋天粘在窗玻璃上的落叶，风一吹就醒。他睁开眼，天花板上的吊灯模模糊糊显出一个轮廓，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在天花板上晃出一片灰蒙蒙的白。他侧过头看了一眼床头的电子钟，绿色的数字跳动着，凌晨两点十一分。老伴周玉兰在旁边睡得很沉，呼吸声又长又匀，一只手搭在被面上，指甲盖泛着淡淡的月白色。
他又闭了一会儿眼，试图重新睡过去。但那个声音还在，细细的，像老鼠在啃木头，又像指甲在刮墙皮。不是从外面传来的，就在这屋里。他竖起耳朵，那声音断了一下，又响了，这回听清了——是从隔壁儿童房传来的。
李长庚掀开被子坐起来，脚探进棉拖鞋里，动作很轻，不想惊动周玉兰。他在床头摸了一把没摸到老花镜，也懒得找了，摸着黑走出卧室，穿过走廊。走廊尽头的感应夜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地板上，
把木纹照得像一道道干涸的河床。儿童房的门开着一条缝，刚好能容一个人侧身进去。他推开门，屋里黑漆漆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什么都看不见。他伸手在门边的墙面上摸到开关，啪嗒一声，床头那盏小夜灯亮了。橘红色的光照亮了床的一角，被子里鼓鼓囊囊的，孙子李嘉言蜷在里面，只露出一个圆圆的脑袋顶。
“嘉言？”李长庚走过去，在床边蹲下来。孙子从被子里慢慢探出脸来，小脸睡得红扑扑的，头发乱成了一个鸟窝，眼角还挂着一粒眼屎。他眯着眼睛看着爷爷，嘴唇动了动，忽然伸出手来抓住了李长庚的手指。那只手很小，但攥得很紧，五根手指像五条小小的藤蔓，紧紧地缠住了他的食指和中指。
“爷爷。”李嘉言的声音哑哑的，带着刚睡醒的那种黏糊。
“咋了，做噩梦了？”
李嘉言摇了摇头，小嘴瘪了瘪，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夜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把他脸上那种孩子才有的绒毛照得金灿灿的。他的眼睛很黑，像两颗刚洗过的黑葡萄，这会儿里面盛着一点点水光，不多，就那么薄薄一层，像秋天早晨草叶上的露水，风一吹就要滚下来。
“爷爷，”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像是怕被什么东西听见，“爸爸每天晚上都从床底下摸我的脚。”
李长庚的手僵住了。
他蹲在床边，膝盖关节发出一声细微的响声。窗外不知道什么东西刮过了玻璃，吱呀一声，像指甲划过黑板，又像夜里有人在窗外盯着里面。小夜灯的光在这一瞬间好像也暗了那么一下，像是电压不稳，又像是他看花了眼。
“你说啥？”
“爸爸，每天晚上都从床底下摸我的脚。”李嘉言又重复了一遍，每个字都说得很慢，像是怕爷爷听不清楚，“就是关灯以后，我都睡了好久了，他就从床底下伸出来，摸我的脚。”
李长庚的手还攥着孙子的手指，但他感觉不到自己的手了。脑子里像被人扔了一颗石子，涟漪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把所有正常的思维都搅乱了。他张了张嘴，第一下没发出声音，喉结上下滚了一下，第二下才挤出一句话来：“嘉言，你爸——他不在家啊，他不是出差了吗？”
李嘉言眨了眨眼，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直直地看着爷爷，里面没有疑惑，没有撒谎时的那种闪烁和逃避，他点了点头，很认真地说：“对呀，爸爸出差了，不在家。但每天晚上，他都会回来的。他从床底下出来，摸我的脚，摸完了就走了。”
李长庚站起来，动作太快，腿蹲麻了，膝盖一软，撑住了床沿才站稳。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冷的那种抖，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溢的那种抖，像地震之前的地面，你看不出什么变化，但你站在那里，五脏六腑都在晃。
“你亲眼看见你爸了？”他的声音有些发紧，“你看清楚是他了？”
“没看见，”李嘉言摇了摇头，“他把灯关了，屋里黑黑的，我不敢睁眼睛。但是我听见他走路的声音了，就是他走路的那个声，嗒嗒嗒的，跟爸爸一样的。他摸我脚的时候，他的手好大好大，跟我爸的手一样。”
李长庚扶着床沿站了一会儿，把呼吸调匀了。他看了一眼门外的走廊，走廊空荡荡的，夜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铺在地板上，安安静静的，像一层薄薄的蜜。主卧的门还关着，周玉兰还在睡，呼噜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带着一种太平无事的安稳。他想叫醒老伴儿，但又觉得不该叫。这件事太蹊跷了，蹊跷得像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说出来除了让她跟着害怕，什么用都没有。
他重新蹲下来，把声音压得跟孙子一样低：“嘉言，你爸摸你脚的时候，你知道是几点吗？”
李嘉言想了想，说不知道，很晚很晚了。他每天晚上都来，每天都在我快睡着的时候。李长庚说你怎么不跟你妈说？李嘉言低下头，下巴缩进被子里，隔了一会儿才闷闷地说了一句：“我不敢，妈妈说那是我想爸爸了，是做梦。可是我没有做梦，我真的感觉到了，每次都是真的，爷爷，我没有做梦。”
后半夜李长庚没有回去睡。他把孙子的门关好了，自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没开，灯也没开，就那么坐在黑暗里。茶几上放着半杯凉透了的茶，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涩得皱眉头。窗外的路灯灭了，天快亮了，一切都还没什么痕迹，但他心里已经像被猫爪子挠过了一样，横一道竖一道的，全是抓痕。他把这些抓痕一条一条捋过去，想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每一条都通向了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黑黢黢的，他不敢往里走。
儿子李远志四十二岁，在一家外资企业的供应链部门当经理，这次去欧洲谈供应商的事，要走三个月，现在刚过去不到一个月，还有两个多月才能回来。走的那天早上是李长庚和周玉兰去机场送的，儿子穿着那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拖着行李箱过了安检，回过头来朝他们挥了挥手，又比了一个“OK”的手势，然后消失在候机厅的人潮里。那天的阳光很好，机场的落地窗把光都滤成了暖黄色，照在儿子身上，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可现在，他六岁的孙子说，爸爸每天晚上从床底下摸他的脚。
他是那种会把孩子往阴暗处想的人吗？不是。他教了一辈子书，教过上千个学生，什么孩子没见过，什么谎话没听过。六岁的孩子会说谎，但那种说谎是有规律的——他们会在跟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上说谎，比如谁打碎了花瓶、谁偷吃了零食，这些事上他们会赖账会推卸。但一个六岁的孩子，没头没尾地编出一个“爸爸从床底下摸我脚”的桥段，他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动机。一个六岁的孩子编不出这种瘆人的事，除非他真经历了什么。
或者他真感觉到了什么。
还有一种可能，李长庚不愿意想，但那个念头像蛇一样，不管往哪边躲它都会钻出来，缠着他，勒着他，不让他喘气——那可能不是他儿子。
天亮了。
周玉兰六点半起来的，穿着一件碎花棉睡衣，头发用发卡别着，迷迷糊糊地走进厨房，拧开煤气灶，坐上锅，开始熬粥。她做事的时候有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熟练，淘米、加水、放红枣、放枸杞，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到不需要思考，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到点了就响。李长庚从沙发上坐起来，胳膊撑在膝盖上，搓了一把脸。手心里的皮肤糙得跟砂纸似的，把脸上那点残余的睡意全搓没了。
周玉兰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说你昨晚没睡好？脸那么黄。李长庚说什么脸黄，我脸一直这样。周玉兰说你脸黄不黄我还不知道？今天别去公园下棋了，在家补个觉。李长庚嗯了一声，没接茬。
他在想怎么说。不说不行了，已经过了一夜了，压在心里像块石头，喘气都硌得慌。但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孙子说你儿子每天晚上从床底下摸他脚”这话说出去，周玉兰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是骂他神经病，然后打电话给儿子核实，把这事捅到明面上。可现在什么都还没弄清楚，万一真是一场梦呢？万一是小孩子胡说八道呢？那不是平白无故让一家人不得安生吗？
他决定先不说，自己弄弄清楚。
早饭的时候，儿媳妇方敏从楼上下来了。她穿着一件白色衬衫，下面是一条黑色的西裤，头发披着，画了淡妆，手里拿着车钥匙。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主管，每天早出晚归，忙得脚不沾地。她坐下来喝了一碗粥，夹了两筷子咸菜，跟周玉兰说了几句今天要带客户看房的事，然后亲了亲李嘉言的头顶，说妈妈走了，晚上回来陪你啊。李嘉言嗯了一声，埋着头喝粥，没看她。
方敏开车走了。院子的大铁门哐当一声关上了。
李长庚坐在餐桌旁，手里端着一碗粥，没怎么喝。他看着孙子，孙子正用一根筷子戳一个煮鸡蛋，戳了三下都没戳进去，鸡蛋在桌上骨碌碌地滚，差点滚到地上。他伸手把那颗鸡蛋接住了，剥了壳，放回孙子的碗里。李嘉言说谢谢爷爷，拿起鸡蛋咬了一大口，蛋黄碎了一嘴，像一圈黄色的胡子。
“嘉言，”李长庚尽量让声音显得随意，“爸爸昨天晚上回来了吗？”
李嘉言嚼着鸡蛋，含混不清地说了句什么。李长庚没听清，又问了一遍。李嘉言咽下去了，抬起头看着爷爷，很认真地说了两个字：“回了。”李长庚的手在桌布底下攥了一下桌布，攥出一个皱巴巴的拳头，说那他几点回来的？李嘉言说不知道，反正我快睡着的时候他就来了。李长庚说那你看见他了吗？李嘉言说没有，我看不见，太黑了，他把灯关了。
周玉兰在旁边收拾碗筷，听着祖孙俩的对话，插了一句嘴：“你们爷孙俩说啥呢？”李长庚说没啥，我跟嘉言聊天呢。周玉兰把碗筷摞起来端进厨房，水龙头哗哗地响了，她在那头喊了一句：“你跟孩子说，他爸昨天给我打过电话了，说是周末要到德国，信号不好，让我别老打电话。”
李长庚嗯了一声。
他拿了一张报纸，翻过来，假装在看什么新闻，其实视线一直落在孙子的脸上。李嘉言吃完了鸡蛋，从椅子上滑下来，光着脚丫子在地板上啪啪啪地跑，跑到了客厅的茶几边，蹲下来，从茶几底下抽出一本绘本，翻了几页，又放下了，换了一本。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正常，跟任何一个六岁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他说的事情是真的，一个六岁的孩子被大人吓成了那样，白天的表现应该是反常的才对。可他没有，他该吃吃，该玩玩，该笑笑，跟平时一模一样。
除非，这件事对他来说，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一个人每天晚上从床底下摸他的脚，习惯了那种恐惧，习惯到白天可以把它完全忘掉，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黑灯瞎火的时候，那种恐惧才会从皮肤的毛孔里一点一点地渗出来，把他整个人裹住。一个六岁的孩子，为什么要习惯这种东西？
李长庚把报纸翻了一页，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上午九点多，他把李嘉言送去了幼儿园。幼儿园在小镇的东边，走路十五分钟，要穿过三条巷子和一条主街。一路上孙子蹦蹦跳跳的，蹲下来看了一会儿蚂蚁搬家，又捡了一根棍子捅了捅路边的一丛草，从草里惊出一只蚂蚱，扑棱着翅膀飞远了。他追了两步没追上，也不懊恼，笑嘻嘻地牵着爷爷的手继续走，嘴里哼着一首不知道从哪学的儿歌，调子跑得厉害。
到了幼儿园门口，李嘉言松开爷爷的手，说爷爷再见，自己跑进了大门。门卫大爷坐在传达室里喝着茶，朝李长庚点了点头，说老李，你家这孙子越来越懂事了。李长庚笑了笑，没说话。他站在幼儿园的铁栅栏外面，看着李嘉言的背影消失在教学楼的门洞里，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往回走。
走了没两步，他停住了。
裤兜里的手机在震，掏出来一看，是儿子李远志的视频电话。他按了接听，屏幕亮了，儿子的脸出现在屏幕上，背景是一家酒店的窗，窗外是灰白色的天，隐约能看到几栋欧式建筑的尖顶。李远志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下巴刮得干干净净，看起来精神不错。
“爸，你们在家挺好的吧？”李远志的声音有点失真，电波传了那么远，还是带着那股子熟悉的腔调，“我这边刚开完一个会，供应商那边出了点状况，可能要往后延一周，回来的日子得往后推。妈身体还好吧？嘉言听话吧？方敏最近忙不忙？”一连串的问题抛过来，像连珠炮似的。李长庚张了张嘴，嗓子眼忽然干了，那些想说的话堵在喉咙口，像一堆被水泡发了的米，堵得严严实实的，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爸？信号不好？你能听见吗？”
“听见了听见了，”李长庚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把那堆堵在喉咙口的米往下咽了咽，“你妈挺好的，你媳妇也挺好的，嘉言也好。你那边自己注意身体，别老吃泡面。”
“知道了爸。”
挂了电话。李长庚把手机揣回兜里，站在人行道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和车。九点多的小镇已经热闹起来了，卖菜的、卖早点的、送孩子的、遛狗的，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没什么人注意到这个站在路边发呆的老头。他忽然觉得自己站在这里很可笑——他想说什么呢？说你儿子是不是每天晚上从床底下摸你儿子的脚？这话说出来，远志会怎么想？他会觉得自己的父亲老糊涂了，得了疑心病，或者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
他叹了口气，继续往家走。
路过二弟李长明家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拐了进去。二弟家的院子比他家大一些，种了一棵柿子树，秋天的时候柿子挂满了枝头，今年特别胖，黄澄澄的，压得树枝都弯了。李长明正蹲在院子里给花浇水，看见他来了，关掉水龙头，把水管子盘起来挂在墙上，从屋里搬出两把椅子，在柿子树底下坐了。
兄弟两个差五岁，李长明五十七，在镇政府上班，管一些杂七杂八的事，镇里的大小事务都门清，是那种在基层摸爬滚打几十年的人，什么人间事都见过。他说起话来不急不慢的，跟老牛反刍似的，嚼碎了再咽下去，咽下去再反上来，反复嚼，嚼到没味了才吐出来。
李长庚没有直接说那件事。他跟二弟聊了聊天气，聊了聊院里的柿子，又聊了聊镇政府最近在搞的那个垃圾分类，东拉西扯了半天，自己都觉得绕得太远了，才终于把话头拽回来。
“长明，”他说，“你信不信孩子的话？”
李长明点着了一根烟，吸了一口，把烟雾吐出来，眯着眼睛看着烟雾在柿子树的枝叶间慢慢散开。他看着大哥，没有急着回答。他知道大哥不是那种无缘无故问这种话的人，一定有什么事情撵着他，把他撵到了自己家门口。
“那得分什么事，”他弹了弹烟灰，“有些事孩子不说瞎话，有些事孩子会编。”
“那要是关于那种事呢？”李长庚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像是怕柿子树听见。
“哪种事？”
李长庚沉默了很久。柿子树上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有一片枯叶打着旋儿落下来，落在他的膝盖上。他没有拂掉它，任它搁在那里，搁了一会儿又自己翻了个面，像一条搁浅的鱼在做最后的挣扎。
“算了，”他说，“也没啥。”
他站起来走了。李长明在身后喊了一声“哥”，他没回头，摆了摆手，推开铁门出去了。他知道自己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来。这件事说出来太像什么了，太像一个疑神疑鬼的老人编出来的故事。他怕二弟笑话他，更怕二弟不当回事，随随便便一句“小孩子瞎说的”就把他的所有疑虑轻飘飘地挡了回来。他不想被当成一个闲得发慌的老年人在找事。
接下来的两三天，李长庚开始暗中留心。
他把自己的作息调整了，每天晚上等周玉兰睡着之后，他就从床上起来，搬一把折叠椅放在走廊尽头，坐在那里。儿童房的门正对着走廊，从他坐的位置看过去，可以看见门缝下面那一线光。客厅偶尔有响动，冰箱启动的声音，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钟表的声音，一切都在用它们自己的时间运转着，唯独那个夜里的造访者，连续几天都没有出现。
第四天晚上，他差点撑不住了。
十一点，十二点，凌晨一点，走廊里安安静静的，什么动静都没有。折叠椅硌得他的腰生疼，屁股底下垫了一个靠垫，坐久了还是像坐在石头上。他靠在墙上，脑袋一点一点地往下栽，眼皮重得像灌了铅。他在心里跟自己说，再等一等，等到两点，再没有就是今晚不来了，明天继续等。
就在他快要放弃的那个瞬间，他听到了。
很轻很轻的脚步声，从走廊的另一头来。那个声音小到什么程度呢，就像是有人光着脚踩在厚地毯上，不是踩，是那种刻意压低的、不想让人听见的、带着某种窃喜的蹑手蹑脚。夜灯的光线里，一个影子从走廊那头移过来，贴着墙根，一点一点地靠近。
李长庚的呼吸停了一拍。他把自己的身体往墙角缩了缩，屏住了呼吸，只留下一双眼睛，透过走廊尽头的昏暗光线，死死地盯着那个影子。那个影子很瘦，很高，不是他儿子的体型。李远志一米七八，一百六十多斤，肩膀很宽，走路的时候是那种大步流星的，脚下踩的是实打实的，每一步都带着一股子重量。而这个影子，瘦得像一根竹竿，走路的姿态是弓着背的，缩着肩的，像一只偷了东西的老鼠。
影子停在儿童房门口，伸出一只手，推开了那扇虚掩的门。门无声地开了，那个影子闪了进去。走廊里重新安静下来，安静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夜灯还是亮的，光泽还是橘黄色的，一切都没有变，只有李长庚的心跳声在胸腔里擂鼓似的，一下一下的，敲得耳膜发胀，耳朵里头嗡嗡的，像是有一窝蜜蜂在那里筑了一个巢。
他扶着墙慢慢站起来。腰疼得厉害，坐太久了，骨头都僵了，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发出咔嚓一声，像是干枯的树枝被折断。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地走向儿童房，每一步都踩得很轻很轻，像踩在棉花上，踩在云朵上，踩在自己的心跳上。
门缝不大，刚好够他侧过脸看进去。
小夜灯没有开，屋里是黑的。
但走廊的光从门缝里漏进去，在地上画出一条细细的光线，像一根被拉直了的金丝。借着这缕微弱的光，他看到了，床尾处有一双光脚站在地板上。那双脚很大，脚趾甲在黑暗中泛着幽幽的白。脚背的青筋鼓着，像一条条蛰伏在皮肤下面的蛇。不是女人的脚，是男人的脚。那双脚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两根生了根的树桩，深深扎在地板上，从地板上吸取着某种他看不懂也不想去看懂的力量。
一只脚动了，退了一步。
然后那个影子从床尾绕过来。李长庚的视角在这一瞬被挡住了，他只看到那个影子的轮廓在床边停了一下，然后慢慢弯下腰去，像是在往床底下钻。一个成年男人，往床底下钻，那个画面本身就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诡异。床底下的空间不大，一个人钻进去应该很吃力，但那个人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他跟一条蛇似的，无声无息地，一寸一寸地消失在床沿下方，融化在那片浓稠的、化不开的黑暗里。
李嘉言翻了身。
他感觉到了什么。一个六岁的孩子，在睡梦中感觉到了一双手从床底下伸出来，沿着被子一路往上摸，摸到了他的脚。
李长庚听到了孙子的脚在被子里挪动的声音，很轻，像一条小鱼的尾巴在水里轻轻摆动了一下。黑暗中没有尖叫，没有哭喊，只是一个孩子在睡梦中本能地缩了缩脚，躲开那只摸上来的手。他的身体已经学会了这件事，学会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那双不属于他的手碰到他的脚趾，他的身体就会自动做出反应——缩回去，缩进被子的最深处，缩成一团，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小的、硬硬的、不好下口的核桃。
他没有听到那个男人离开的声音。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走廊里又安静了，儿童房的门开着的角度跟之前一模一样，那道从门缝漏进去的光线还在地上画着那条细细的金线，一切都没有变。他站在这边，那边是空的。那双光脚不见了，那个影子不见了，那个从床底下伸出来的手不见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像一切都是他的幻觉，好像他老了，眼睛花了，耳朵也聋了，把风的声音听成了脚步，把树影的摇晃当成了人影。
但他知道不是。
因为他低下头的时候，看见地板上有几滴水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眼睛里流出了什么东西，从脸颊滑下来，滴在走廊的地板上。水珠是咸的，舌头上的味蕾没有骗他。他不是害怕，他是心疼。心疼那个六岁的孩子，每天晚上都要在黑暗中等着那双不知道从哪里伸出来的手，等着它沿着被子爬上来，摸到自己的脚。心疼他在白天表现得那么正常，跟任何一个小孩子一样笑着闹着跑着跳着，好像那些夜晚从来不曾存在过。心疼他甚至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因为妈妈说他是在做梦。
他没有做梦。
他爷爷也没有。
李长庚在走廊里站了很久，久到腿都木了。然后他走进孙子的房间，在床沿上坐下来，伸出手，摸了摸孙子露在外面的脚丫子。脚丫子是凉的，五个脚趾头缩在一起，像是在躲避什么。他的手覆上去，感觉到了孩子的脚在他的掌心里慢慢暖起来，像一块被太阳晒过的石头，从外到内地热，从凉到温，从温到热。
李嘉言在睡梦中动了动，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什么，攥住了爷爷的被子一角，紧紧地攥着，像攥住了一根救命的绳索。
第二天早上，李长庚等方敏出门之后，对周玉兰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晚上去接嘉言，晚上让他在我们那边睡几天。”周玉兰说为啥？他想了半天，说了三个字：“热闹些。”周玉兰白了他一眼，说你这个人，孩子天天住你那边，他们两口子愿意？李长庚说愿意，有什么不愿意的，就住几天。
他找了一个借口，说老家的床板太硬了，他腰不好，让方敏帮着买一个床垫。方敏那个点忙得脚不沾地，嘴上说知道了知道了，眼睛盯着手机屏幕上客户发的消息，头都没抬起来看一眼。李长庚说那你忙吧，嘉言我先带回去了，这几天在我们那边睡。方敏说好。她答应的那个速度，让他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不是疼，是酸。他知道她是真的忙，忙到没时间管孩子的那些事。但一个做母亲的，忙到没时间管孩子的事情，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是错的。
可他没有资格指责她，因为他自己到了这把年纪才发现了这件事，他又有什么资格？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李嘉言睡在了爷爷奶奶那边。主卧的床够大，孩子睡在中间，李长庚睡左边，周玉兰睡右边。半夜的时候他醒了好几次，每次醒来都用手指碰一碰孙子的脚丫子，确认那是温热的，在的，安全的。孙子睡得很踏实，没有翻来覆去，没有缩成一团，那双小脚舒展开来，五个脚趾头像五颗小石子，散在被子里，散在暖烘烘的被窝里，散在这个安全的、干燥的、没有陌生人钻床底的世界里。
这些夜里，那个影子没有再出现。
他站在走廊里等过几回，那扇门关上了，走廊里安安静静的，什么都没有了。夜灯的光还是橘黄色的，地板还是那些地板，墙还是那些墙，什么都没有发生。世界太平得好像从来不曾有过任何可疑的事情，好像那些晚上的事情都是他的错觉，都是他老了之后脑神经分泌的什么废物在作祟。
但他知道，不是。
他的心里有一团东西在烧，那团火从孙子说出那句话的第一个字就开始烧了，慢慢烧，闷闷地烧，不旺，但一直在那里。他不知道那团火最后会烧成什么东西，可能是愤怒，可能是恐惧，可能是别的什么他还不能命名的情绪。
他只知道，这房子里的某个人，每天晚上从一个六岁的孩子的床底下伸出一只手来，摸那个孩子的脚。而那个人，穿着跟李远志一样的走路姿态，或者至少是那个孩子认为一样的走路姿态。那个人在他儿子出差的这段时间里，在他的家里，在所有人睡着之后，走进了他孙子的房间。
他蹲下来，手指碰了碰孙子露在被子外面的脚后跟，确认了温度。
然后他拿起床头柜上的老花镜，戴上，把被子掀开一角，看清了孙子脚踝上那层薄薄的光。那是一层橘黄色的夜灯光，暖的，软的，像蜂蜜。孙子的皮肤很白，白得透亮，能看到下面细细的青色血管，像一张最干净的纸，纸上面什么都没有写。
李长庚盯着那只脚足有半分钟。他的呼吸很轻，轻到连躺在旁边的周玉兰都没有察觉。他的目光从孙子的脚踝往上移动，越过被子鼓起来的那个小包，越过那个正在做梦的小小的身体，落在紧闭的卧室门上。门关着，外面那扇门，那个走廊，那个儿童房，那个床底下空空荡荡的空间——那些东西突然变得极其具体极其真实，像一幅用炭笔画在墙上的素描，每一根线条都清清楚楚地刻在他脑子里。
他躺回枕头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弄清楚这个人是谁。他不能报警，至少现在不能，因为他没有任何证据。一个老人的话，一个孩子的话，在没有证据之前，什么都做不了。但他可以自己去找到那个人。不管是人还是别的什么，他都得去看看那个床底下到底有什么。
他翻了个身，周玉兰在梦中嘟囔了一句什么，把被子往他那边拉了拉。他感觉到老伴儿的手指碰到他的后背，隔着两层棉布，那触觉像是很遥远的事情，像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信号。那是一个还没有被污染的世界，是一个还不曾听说过有人钻床底的世界。
他不知道，那个世界还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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