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里，不知道多少次，我们的士兵再次涉入黎巴嫩的泥沼。还是那样向北凝望，还是那种无休止的紧张戒备，还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挫败感。变的只有武器。
我们在那里还有什么没做过，还有什么没说过？也许不是78年，但至少也有50年了。有悄无声息的渗透，也有声势浩大的突入。有些行动更显得漂亮，有些则不那么成功。希望一度铺天盖地，挫败却接连不断。
从1973年的“青春之春行动”说起——那场行动当年何其轰动，埃胡德·巴拉克身穿女装，巴解组织高级官员则在卧室里被一枪击中眉心——再到1978年的“利塔尼行动”，地面部队越境进入，人们说“我们把威胁推远了”；
随后是1982年的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一路打到贝鲁特。“我们的北部边境将不再有‘恐怖斯坦’。”梅纳赫姆·贝京曾这样承诺。至于这句话是在“这片土地将安静40年”的承诺之前还是之后，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们建立了安全区。起初人们告诉我们，只会留下几十名士兵，为萨阿德·哈达德的军队提供顾问支持；而这支部队后来逐渐变成了南黎巴嫩军。可几十人最后变成了数千人。
我们在那里待了18年。后来撤出时，时任以军总参谋长和北方司令部负责人都表示反对。我们相信了巴拉克——那个曾参与“青春之春行动”、后来成为总理的人——因为他承诺这将带来战略性变化，并说“我们离开黎巴嫩，是出于强势，而不是出于软弱”。
那是2000年，在“四位母亲”运动之后。再往前，则有1993年的“清算行动”和1996年的“愤怒的葡萄行动”，当时西蒙·佩雷斯穿着作战夹克站在北部边境。
六年后，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由埃胡德·奥尔默特领导，但并不成功。他说过，“北方的现实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丹·哈鲁茨则说，“我们让黎巴嫩回到了石器时代。”又或者，是“我们将让它回到石器时代”。究竟是哪一种，哪句先兑现都行。
再后来，是一系列“战争之间的战役”，直到“铁剑”之中的第三次黎巴嫩战争，以及“崛起之狮”“咆哮之狮”，还有一路上那些尚未被完整列入清单的、同样以“狮子”为名的行动。
过去那些承诺也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了：约阿夫·加兰特口中的“石器时代”，以及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那句“他们会怀念第二次黎巴嫩战争”。
在这期间，巴解组织被阿迈勒取代，阿迈勒又被真主党取代，而真主党看来不会离开。按照非官方数字，截至当前这场战争之前，以色列方面已有大约1500名士兵和安全人员丧生；另一边被打死的“恐怖分子”则在6000到10000人之间，具体数字取决于你相信谁。
换句话说，一场原本被说成干净利落、决定性的行动，最终导致局势升级；升级引发战争；战争又带来撤军或停火；撤军或停火之后，对方重新扩张、重新武装，冲突再次出现；接着又有一场已不再那么干净利落、也不再那么决定性的行动；然后是更多升级、更多战争，以及另一份协议。如此循环，没完没了。
正是这样的循环，让我们的士兵一次又一次登上岩石嶙峋的山头，驻守在那些前哨里。那些前哨看上去，就像10年前、20年前、30年前建起的同类据点的孪生姐妹。
还是那样向北凝望，还是那种无休止的紧张戒备，还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挫败感。变的只有武器。
不再只是伏击，不再只是路边炸弹，不再只是反坦克火力——或者说，不只是这些。现在还有无人机。它们体积小、成本低，有时是临时拼凑出来的，有时则更为复杂先进，逼得士兵们一次又一次抬头望天。
有信仰的人会在那里寻找帮助的来源；没有信仰的人，则会在那里搜寻那些飞行器。现实顽固不化，这个循环也无穷无尽，一次次重演。一代又一代，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黎巴嫩。
这不是一场会结束的战争，而是一种拒绝结束的状态。消失的不是敌人，而是敌人的形态不断变化。面对的也不只是边界线，不只是分隔带，而是一整片充满敌意的空间。等来的不是迅速取胜，而是漫长消耗。
大约一周半前，我在休斯敦的一场艺术展上偶然遇到一名支持以色列的共和党男子。他对我说：“狠狠干他们。”“在把他们彻底解决之前，不要停下来。”他说，“不管要花多久。”
我告诉他，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会把这话转告给我的孙辈，而他们再传给自己的孙辈。“这不是100米短跑，”摩西·亚阿隆曾在谈到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时说，“这是一场马拉松。”
一场原地踏步的马拉松。要一直打，直到一切结束。而我们又在那里了。真主党也还在那里。它不会消失，不会放弃，只会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和风格。而所谓“全面胜利”，依然在推迟，直到下一次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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