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5年2月起，美国分多轮对国际刑事法院（ICC）的11名法官以及检察官采取行动，旅行限制以及金融交易限制同步上阵。到了2025年7月，美国又把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也列入制裁清单。2026年4月，ICC发表声明，公开谴责这种做法是在破坏独立司法，并表示会继续开展相关工作。
美国这次不只是针对企业或某国官员，而是把“负责办案的人”当成直接目标。特朗普援引1978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借助国内法去惩罚国际法院体系中的法官与检察官。ICC对以色列以及美国相关“受保护人员”开展调查并签发逮捕令，触碰了华盛顿划定的政治底线。
美国并未批准《罗马规约》，因此不承认ICC的管辖；但美国又凭借美元体系、银行网络以及支付清算系统的全球覆盖力，去迫使其他国家在事实上配合它的“不承认”。美国可以不承认ICC，但它也能让ICC相关人员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正常办事”，比如刷卡受限、登机受阻、金融服务被切断。
桑切斯在这个节点推动“阻断法令”，等于把欧盟的老工具重新搬上桌面。欧盟阻断法令并非新发明，早在1996年就已建立。当年美国出台《赫尔姆斯—伯顿法》，强化对古巴封锁，并试图让美国法院去追诉与古巴贸易的外国企业。欧洲当时就意识到，这类域外措施表面针对古巴，实际会把欧洲企业的商业活动与利益卷进去。
于是欧盟推出阻断法令：美国的域外制裁在欧盟境内被视为不具有法律效力；欧盟企业如果因为“遵守美国制裁”而受损，可以在欧盟框架内开展索赔。匈牙利退出ICC《罗马规约》就是一个刺眼信号：当多数国家想去维护国际司法的基本运行时，少数国家可能会基于地缘政治考虑或国内政治盘算而唱反调，这会直接考验欧盟内部的凝聚力与行动效率。
西班牙为什么敢在这个问题上带头推动？原因并不单一。第一，美国这次的做法明显“越界”，从制裁企业和官员，进一步扩展到制裁国际法官与检察官，等于把“裁判体系”本身也纳入打击范围。
第二，欧洲长期对美国安全保障存在不对称依赖，乌克兰危机后这种依赖还在加深，但美国对盟友的态度越来越呈现“交易化”倾向，比如撤军威胁、提高军费要价、对基地使用权进行施压等做法，都让传统盟友关系更像一场谈判而非承诺。
第三，欧洲也看到了其他经济体在同步强化“工具箱”。5月2日，中国商务部依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发布禁令，对美国以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五家中国石化企业列入SDN清单的制裁开展反制。
即便欧盟27国在政治层面达成一致，真正执行时仍会被现实约束住。很多欧洲企业最担心的并非欧盟处罚，而是失去美元结算渠道，或被美国金融体系排除在外。银行系统对美元的依赖、跨国公司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决定了不少企业会私下进行成本核算：道义立场与价值判断是一回事，企业现金流与生存能力又是另一回事。
这场较量短期内未必能分出明确胜负，欧盟内部也可能围绕立场与执行方式发生激烈争论。如果国际秩序逐渐只剩下制裁与反制裁的拉锯，规则会变得越来越薄，而不确定性与恐惧会变得越来越厚。面对金融霸权的压力测试，欧洲这次即便推进节奏不快，也需要迈出实质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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