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8月8日，土肥原贤二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军人家庭，其兄是日本前陆军少将土肥原鉴。
1940年，土肥原贤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参加了日俄战争，后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接受系统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成为法西斯军事骨干分子。1912年毕业后，任日本参谋本部部员。1913年，土肥原贤二被派往中国。
来到中国以后，土肥原即在关东军中任职，同时长期担任日本军人坂西利八郎中将的副官，坂西多次担任中国政界要人和军阀的顾问，土肥原利用自己的职务，学会了中国语言，了解了中国的风土人情，熟悉了中国政治，并且和中国军阀和政界要人建立了个人关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利用德国忙于欧战之机，出兵山东，取得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其后，日本政府又与袁世凯签定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欲使中国成为自己独占殖民地的野心更加膨胀。土肥原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是以这个目标为出发点和中心的。
土肥原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很早就有联系。1920年直皖战争后，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上台，日本支持皖系军阀失势，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对华政策失败，一方面继续扶植皖系，一方面加紧豢养奉系军阀张作霖，以抵制直系军阀的势力。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土肥原在幕后参与了这次战争的许多活动。
事隔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土肥原作为日本关东军的实力人物，积极活动，全力援助奉军，把直系军阀击败，张作霖成为把持北京政府大权的统治者。
1925年11月，原奉系将领郭松龄受革命形势影响倒戈反奉，挥兵直捣奉军老巢奉天（今沈阳市），给张作霖造成致命的威胁，张作霖几欲逃往外国租界。在土肥原的积极活动下，日本军方调遣军队直趋奉天，援助张作霖，击垮了郭松龄部，郭松龄兵败被杀。这次倾向革命的兵变，实质上是通过土肥原的策划被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下去的。
中国军阀阎锡山是土肥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的同学，土肥原来到中国以后，积极利用这层关系对阎锡山进行拉拢，使其为日本在华政策服务。
1919-1920年间，阎锡山与日本驻天津司令官建立了关系，积极在山西推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方法，以取悦日本。土肥原几次去山西，与阎锡山"叙旧"，阎锡山对土肥原待之为上宾。土肥原利用这个关系，经阎锡山允许在山西各地以旅行为名，有计划地将山西的地理情况作了详细的绘测，尤其对雁门关、桑乾河一带进行了重点侦察、绘测，详细记载了重武器可以通过的险要地域，窃取了山西的军事机密，使"七·七"事变以后日军进攻山西之时，得以令人吃惊地从中国军队防线空隙中进击，取得迅速进展。土肥原正是利用与阎锡山的"旧谊"，采取特务活动手法，为日本侵略山西立下了头功。
1926年以后，北伐军力量向中国北方发展，国民革命浪潮弥漫整个中国大地，企图独霸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非常恐惧。土肥原受日本军方指使，由策动中国北方军阀互相混战转变为促进他们联合"防赤"，尤其是积极来往于张作霖、吴佩孚两派之间，积极策划直奉联合。
由于土肥原积极推行日本在华政策，忠实维护在华"利益",得以迅速晋升，1927年，土肥原晋升为陆军大佐。1928年3月，应聘出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在此期间，土肥原成为周旋于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的活跃人物。由于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物都有接触和了解，不仅熟悉中国风土人情，而且会讲一口地道的中国语，作为知名的中国通，成为日本陆军派进中国搜集情报，从事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
东方会议以后，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更加迫切，而张作霖对日本已不十分俯首贴耳，日本军方部分人认为，张作霖已成为日本侵占中国的障碍，意欲除之。1928年，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土肥原的顾问生涯也因之结束。
1928年以后，土肥原以天津为中心，进行阴谋策划活动，建立了特务机关。为了抗衡南方蒋介石与北方张少帅的联合，土肥原四处活动，拼凑旧北洋军阀的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打乱北方政局，为日本势力打入中国北方创造条件。1930年初，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土肥原利用此时机，加紧在旧军阀中穿针引线，企图使段祺瑞和吴佩孚联手，同时造成段祺瑞和废帝溥仪的联合，但没有取得成功，4月，张少帅率奉军入关，帮助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10月，土肥原接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令，在华北设立特务机关，以瓦解张少帅的势力。
1931年3月，日本正式设立天津特务机关，土肥原任特务机关长，在此期间，企图利用石友三排斥张少帅，拉阎锡山出马，一并解决满洲(中国东北)和华北问题，结果归于失败。
在土肥原积极策划“北洋派大同盟”之时，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加紧共同策划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活动。任命本庄繁中将为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因为土肥原善于搞阴谋，1931年8月8日从天津特务机关长的位置上被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30天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土肥原公开出面，出任奉天市长。“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正是由有所谓“关东军三羽”之称的板桓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具体策划而成，土肥原从中主要负煽惑之责，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炮轰东北军驻奉天的北大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后，土肥原为建立东北傀儡政权而奔走。当时，对于东北应建立什么形式的政权在日本和关东军内部都有争论。
就在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奉天大和旅馆一号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办公室里，关东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桓征四郎、石原莞尔以及片山衷，按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的意图，召开了“制定关东军收拾东北局面方针”的会议。会上，坂桓、土肥原、石原三人，围绕着“侵占东北后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平素温文尔雅的土肥原失去常态，露出了军国主义分子的狰狞面目，武断地主张"要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洲五族共和国"。
坂桓和石原则赤裸裸地主张"将全满作为我国（日本）领土予以统辖占领"。最后，日本参谋本部明确了"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当为上策"。因当时清朝废帝溥仪寓居于天津，所以，日本军部又同时指示土肥原负责"策划溥仪逃往满洲"的特别任务。土肥原根据本部指示，立即赶赴天津完成本部交给的重大使命。
1931年11月1日，土肥原奉命抵达天津，加紧了对废帝溥仪的监视和控制。他动用了所有的特务组织，获取了溥仪的大量情报，得知溥仪"确有逃往满洲之意"的情报后，便认为采取非常手段，使溥仪就范的时机已趋成熟，必须立即将溥仪挟往东北。尽管此举遭到日本外务省和驻津总领事的异议，仍然果断地指示天津特务机关按原计划执行，并亲自谒见溥仪。
11月2日晚，土肥原来到"静园"，对溥仪进行了煽惑，说满洲三千万人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证，其责任全在张少帅，日本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兵，关东军对满洲毫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他鼓动溥仪不要错过去关外的机会，回到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
为了实现挟持溥仪潜往东北的计划，土肥原竭尽全力使出多年在华从事谍报工作的惯用伎俩，在与溥仪单独密谈的情况下，表现出异常的温文尔雅和恭顺，尤其是他满口"宣统皇帝"的称道以及带有丰富政治色彩的"诚恳的允诺"，都使溥仪深深地感到，这位在关东军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特殊人物讲出的每句话都是令人笃信和靠得住的。最后，土肥原在没有第三者参加的情况下，与溥仪达成3项政治交易：第一，满足溥仪复辟要求，决定在东北建立独立自主的帝国，由溥仪完全做主；
第二，溥仪必须在11月16日前抵达东北；第三，具体谋划了溥仪潜往东北的步骤和方法。土肥原这种经常在没有第三者参加的情况下可以允诺对方任何要求的特务手段，果然在溥仪身上发生了作用。溥仪不顾一些遗老的反对，决定赶赴满洲。
在溥仪决定赴满洲的时候，同时向日本要求自己必须作皇帝，但日本方面对此迟迟未作出决定，溥仪对出走赴满洲之事产生了犹豫。为了排除障碍，促使溥仪下定决心迅速赴满洲建立适合日本需要的傀儡政权，土肥原加紧策划阴谋活动。一天，溥仪的侍从在别人送的礼物中发现了两颗炸弹，后来又不断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和恐吓信，使溥仪十分紧张。
日本人说，炸弹和恐吓信都是张少帅的人所为，于是土肥原会见溥仪，煽惑地说"宣统帝不要再见外人了，还是早些动身的好"。实际上，恐吓事件都是土肥原一手策划并派特务干的，目的正是逼迫溥仪下定决心及早动身。不久，土肥原又一手策划了一起颇具神秘色彩的"天津骚乱"。
11月8日晚10时，土肥原指使便衣侦探在临近日本租界的中国管区制造骚乱，勾引了中国驻津部队出动平息，借此时机，日本天津驻屯军也调动部队对日本租界实行戒严和"保护"，断绝了华界的交通，溥仪居住的静园也开来了日本装甲车，名曰"进行保护"。由于社会时局的动乱和恐吓，溥仪下定了潜赴满洲的最后决心。土肥原对溥仪的利诱、恐吓、软硬兼施的阴谋终于奏效，1931年11月10日晚，溥仪在日本直接帮助下，秘密化装从天津出走，两天后，到达东北营口。
1932年1月27月，日本关东军根据参谋本部《中日问题处理方针要纲》、《满蒙中央政府设立案》，通过了《满蒙问题善后处理要纲》，决定成立傀儡政权。2月16、17日，于奉天大和旅馆召开"建国会议",2月28日，公布"建国宣言",3月9日，正式建立了溥仪为执政的"满洲国"傀儡政权，后溥仪正式登基称帝，成为日本主子卵翼下的儿皇帝。
死有余辜的土肥原贤二（2）
这个傀儡政权在日本侵略者的直接参予、指使下，对中国东北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法西斯殖民统治，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致使东北大好河山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基地。从劫持废帝溥仪到建立傀儡政权的一系列活动中，土肥原极尽阴谋狡诈之能事，为日本帝国主义立下了又一大功。
劫持废帝溥仪到达东北以后，1932年1月26日，土肥原又被调往哈尔滨，出任特务机关长，主要负责稳定北满局势。镇压东北抗日力量，为日军侵占整个北满做准备，2月上旬，日军侵占了哈尔滨。
1933年2月，日本关东军侵占热河，3月扩张至长城各口，向华北、内蒙渗透，5月31日，国民党华北当局与日军签定《溏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三省及热河的占领，并承认冀东18县为"非武装区"，土肥原第二次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操纵土匪、浪人在"非武装区"横行霸道，挑起事端，为扩大侵略作准备。
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决定：在华北5省"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自治区域"，具体步骤是，首先"以制造事端为提出要求的借口"，将国民党势力赶出平津和河北，诱发内乱，达到黄河以北事实上的独立。为此，土肥原用一个月的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策动华北自治。1935年6月，根据形势需要，土肥原被关东军派往华北，加紧策动各派军阀实行所谓自治运动。
1935年6月10日，日本与国民党政府签定了《何梅协定》，迫使国民党军队调离华北，国民党党部、蓝衣社、宪兵三团一并撤走。6月23日，土肥原会同日本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等，访问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利用其精心挑起的张北事件和多次武装冲突向中方提出抗议，要求撤走宋哲元所部军队，解散排日机构，处罚当事人，招聘日本人为顾问，划定停战区。6月27日，《秦土协定》签订，主要内容是：(1）向日军道歉，撤换有关中国军官，担保日人在察哈尔省可自由行动；(2）取消察哈尔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关；(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将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这一协定签订以后，日本控制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实现了阴谋侵吞华北的一个重要步骤。
日本的阴谋连续得逞以后，加紧实行华北自治阴谋，察哈尔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渠、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商震等人都成为日本极力争取的对象，但进展不大。于是，土肥原坐镇北平，集中力量做冀东行政专员殷汝耕的工作，开展控制平津的活动。
1935年10月，土肥原在冀东香河挑起所谓"农民自治运动"。汉奸武宜亭、安厚斋等在日本特务、浪人指使下，借口反对加税，成立所谓"国民自救会"，发表"倒党"宣言。10月22日，发动暴乱，占领县城。随后，河北安次、庆云、曲阳等数十县也先后发生暴乱事件。在天津的日本特务、浪人，指使汉奸打着各种"自治"团体旗号，发表宣言，张贴标语，喧嚣于报端，招摇于街头巷尾，制造"自治出于民意"的空气。
在一阵紧锣密鼓声中，11月24日，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发表宣言，成立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政权，冀东22县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汉奸政府。但是，日本并未就此止步，继续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华北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华北"自治"。宋哲元任平津卫戍司令、29军移驻平津地区以后，土肥原加紧了对宋哲元的威胁和策动，12月，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河北、察哈尔两省开始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由于土肥原的积极活动，日本侵略华北的战略开始得以实现，土肥原因功被晋升为少将，此后，土肥原又开始进一步实施其策动华北五省完全实现"自治"的阴谋活动。
由于日本得寸进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领土、主权，迫于人民的压力，国民党政府也被迫调整其对外政策，对日渐取强硬态度，蒋介石也令华北地方军阀和政府抵制日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土肥原积极参与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也就成为不必要的了。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土肥原也撕下假面具，公开操起屠刀。1937年8月31日，已晋升为中将的土肥原被任命为师团长，率领日本侵华主力第十四师团，侵入中国华北，直接参加屠杀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
1938年6月，日本政府为避免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在华机关发生矛盾，决定对侵占区实行一元化政策，由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和海军中将津田静枝、外务省坂西平八郎预备役中将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筹建中国大陆占领区的伪中央政权，土肥原重操旧业，在上海建立"土肥原机关"，开始在中国南部开展特务活动，企图策动中国政界要人唐绍仪、靳云鹏、吴佩孚出马建立伪政权。唐绍仪本是政界人物，长期寓居上海，一直不甘寂寞，对于日本人的劝驾，本心跃跃欲试，但惧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害怕出山将有遭到暗杀的危险，因此不敢轻举妄动，但他又不甘放弃这一时机，遂一方面向日本推荐代理人到前台活动，一方面表示愿考虑日本劝其出山的要求。
当此事为国民党方面得知以后，为防止唐绍仪公开投敌，由军统派出行动组将其暗杀，使土肥原等人失去了一个可能争取到的对象。另一方面，土肥原对靳云鹏的争取工作没有取得进展，吴佩孚的诱降工"也没能取得成功。
1940年9月，土肥原奉命调回国任军事参仪官，同时兼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军衔晋升为大将。1914年，出任航空总监。当日本于太平洋战争中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土肥原再度披挂上阵，于1943年5月出任东部军司令官。1944年3月，调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率日本侵略军侵犯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地，在南洋各地留下了罪恶的足迹，犯下了累累罪行。1945年4月，土肥原回国任军事训练总监，日本战败以后，又一度出任东部司令官、总司令官。1945年9月13日，联合国军司令部以战犯嫌疑，逮捕了土肥原，关押进横滨刑务所。
土肥原在3年多的监禁及审判期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始终保持缄默，在审判中不做任何申诉。令人可笑的是，土肥原在同探监亲友的谈话及大量通信中，赋诗作歌，大念"南无阿弥陀佛"，似乎表明其已虔诚地皈依佛门。但"佛"也绝不可能保佑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1946年5月3日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土肥原等28人定为甲级战犯予以审讯，土肥原被以10项罪状提出起诉，法庭通过调查、审讯，根据大量事实，认定其犯有破坏和平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的8项罪行，由于罪大恶极，被法庭判处绞刑。
1948年12月23日，土肥原于东京巢鸭刑务所被执行绞刑，在上绞刑架前，土肥原死硬顽固，高呼"天皇万岁"、"大本营万岁"，然而无论天皇和大本营都不可能挽救法西斯分子必然灭亡的土肥原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也遭到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唾弃，连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也纷纷抨击土肥原，前英国驻日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谈到土肥原，曾形象地说：
"日本陆军的既定政策就是在中国挑起各种事端，从各种挑衅事件中取利。在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阿谀讨好和凶相毕露的威胁声中，日本方面一个小人物始终在活跃地上窜下跳﹣﹣那就是土肥原大佐所扮演的角色。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无疑，他搞这一套的功夫已经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的各社会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不胜的，藉此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在日本国内，土肥原也声名狼藉，日本人的著述中曾写道：
"据说凡是土肥原足迹所到之处，必然要引起一场灾难","他被中国人叫作'土匪原'"。"给中国人的印象太恶劣了。甚至在中国报纸上曾公开地报道过，凡是调皮爱哭闹的小孩一听到说'极桓、土肥原来了！'就不敢再哭了"。
但是也有个别人无视土肥原所从事的阴谋活动的罪恶目的，说土肥原是日本杰出的间谍大师，甚至错误地认为土肥原的下场是历史的误会，对其抱同情态度。实际上，历史是公正的、无情的，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犯下滔天罪行的土肥原被送上绞刑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葬品，实属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他的结局正是所有侵略者、阴谋家难以逃脱的必然归宿。
土肥原贤二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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