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轩然
北京时间5月5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堪培拉举行会谈，并发表《日澳经济安全合作联合宣言》，标志着日澳正式将“经济安保”与“防务安全”捆绑推进，向“准同盟”事实关系迈出关键一步。研判认为，两国此举指向明确，意图昭然，是美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小圈子”布局，将对我产业链稳定与地区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冲击，应引起我高度关注，并采取系统性、多层次、内外联动策略进行反制。
一、日澳深化经济安保与防务安全合作，意图构建经济与安全深度捆绑的“准同盟”关系
日澳签署的《经济安全合作共同宣言》及多项配套文件，其核心是将经济安全与防务安全议题系统性联动整合，将双边关系明确提升至“准同盟”水平。
一是经济安保合作。以构建“韧性供应链”为核心，重点聚焦稀土等关键矿产、能源（液化天然气、煤炭）及粮食的稳定供应。双方指定了至少六个优先联合开发项目，并通过政府投资与补贴予以支持，意在降低对单一来源依赖，共同应对“经济胁迫”与突发事态。
二是防务安全深化。双方在2022年安保合作宣言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防务一体化进程。关键举措包括共同开发基于日本“最上”级护卫舰的澳大利亚新型舰艇，深化防卫产业合作，并创建“战略性网络伙伴关系”框架。双方同意扩大联合训练与演习，并要求阁僚在下次首脑会晤前汇总全面安保合作的具体措施。
三是战略意图联动。两国明确将合作置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及美日澳印“四边机制”（Quad）框架下，旨在引领地区秩序。此举被定位为应对中东局势不稳、关键供应链中断风险以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战略举措。
二、日澳强化“经济安保+防务安全”捆绑，对我产业链稳定及地区安全构成风险挑战
（一）对我产业链稳定的挑战。日澳强化“经济安保+防务安全”联动，直接针对关键战略资源供应链布局，以供应链“去中国化”与军事合作为双轮驱动，实质上是构建排他性安全架构，对我相关产业链的稳定性与竞争力构成潜在挑战。
一是关键矿产供应链受冲击。宣言明确将稀土、镍等关键矿产列为经济安全核心支柱，宣布推进多个优先开发项目，包括莱纳斯公司（全球最大的非中国稀土生产商）与日本的长期供应合同，商定每年向日本提供7200吨稀土至2038年。日则向澳大利亚提供约3.7亿澳元投资，澳方承诺最高13亿澳元资金支持，重点布局采矿、精炼与制造等环节，意在建立“抗冲击”的非中国供应链体系。此举将加速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双轨化”，削弱我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影响我新能源、半导体、军工等战略产业的原材料获取成本与稳定性，对我相关出口企业形成长期压力。
二是新兴技术领域脱钩风险上升。双方明确将加强在人工智能、太空、海底电缆等等新兴技术领域合作。试图通过率先建立技术合作标准与规则，塑造未来新兴产业国际规范，对我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市场准入与标准参与形成制约。
三是防卫产业联动挤压我装备出口空间。联合宣言明确表达对“出口管制”的强烈关切，并誓言共同应对“经济胁迫”。双方同意共同开发基于日本“最上”级护卫舰的澳海军新型舰艇，这是日本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后最大军售案（约100亿澳元）。此举不仅强化日澳军事的互操作性，也可通过联合研发与出口限制，冲击我防务装备在亚太地区的市场拓展，增加我运用经济工具维护正当权益的复杂性和阻力。
四是进一步恶化我安全环境。日澳军事合作实质化，配合美日澳印“四边机制”（Quad），构建对华战略围堵的南翼支点，增加我台海、南海方向的联动施压风险。
（二）对地区安全环境的威胁。日澳联动超越单纯的双边关系，其“准同盟”化趋势对亚太地区安全架构造成冲击。一是加剧阵营化对抗风险。高市早苗公开称日澳关系为“准同盟”，并计划强化与美印“四边机制”（Quad）协作。结合此前《互惠准入协定》（RAA）及高频联合军演，日澳正构建制度化安全网络，推动印太安全结构向封闭性、对抗性阵营演进，削弱多边主义安全架构。这种以特定国家为假想敌的排他性举动，背离了亚太地区长期以来的开放包容安全传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刺激军备竞赛，固化对立阵营，侵蚀地区互信。
二是嵌入并强化美国主导的印太同盟体系。日澳强化合作并明确联动“四边机制”，实质上是将双边协作更深嵌入美印太战略框架内，使得美国能够通过其盟友网络更有效协调行动，在亚太地区形成多层次制衡网络，增加大国战略误判和冲突摩擦风险。
三是制造新的安全热点与介入借口。双方确认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的重要性并商定密切协作，表明其安全关切已超越传统亚太区域，意图共同介入全球关键航道安全事务。为未来其联合军事力量在更广泛区域的存在与行动提供依据，或将使地区热点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复杂化。
四是日本军事走出去的跳板。对日本而言，与澳大利亚的深度防务合作是其突破“专守防卫”、实现军事力量外向投射和军工产业转型的关键步骤。此举将进一步改变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角色，可能引发周边国家对其战略走向的警惕，破坏战后长期保持的地区安全平衡。
三、对策建议
日澳近期推动的“经济安保+防务安全”联动，本质是美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小圈子”布局，旨在通过“友岸外包”重构供应链、削弱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与高端制造中的优势地位。对此，我宜坚持战略定力，以更高水平开放对冲外部围堵，同时强化科技自立与产业链韧性，从经济、安全、外交等领域入手实施反制。
在经济层面，巩固产业链韧性，打破“小院高墙”。
一是巩固关键矿产加工优势，强化关键矿产自主可控力。目前我掌控全球85%以上的稀土精炼能力，下步应继续强化在分离提纯、废料回收等环节的技术研发，完善稀土出口管制机制，同时加快布局海外资源，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稳步提升战略资源定价权与供应链主导力。
二是深化RCEP高质量实施，拓展“非西方”供应链伙伴。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东盟、中东、拉美等地区的落地，吸引日澳企业因成本或稳定性考量转向多元市场，削弱其“去中国化”叙事吸引力。
三是加快加入CPTPP与DEPA进程，增强国际话语权。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对冲日澳主导的“排他性供应链”，以制度型开放打破“小院高墙”围堵，增强与东盟、太平洋诸国的经济合作，通过参与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定，增强国际话语权。
在安全与防务层面，划设红线，分化联盟。
一是坚决反对任何损害第三方利益的防务合作。中国国防部明确指出，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合作不应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危害地区和平安全。我应持续通过外交渠道重申此立场，尤其要警惕日本借“共同开发”名义突破“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二是揭露“准军事同盟”本质，争取国际舆论支持。日澳合作虽以“自由开放印太”为名，实则强化阵营对抗。可通过智库、媒体等渠道阐明其违背亚太多边主义传统，呼吁东盟等中立力量保持战略自主。
三是提升南海、台海周边常态化威慑能力。在台海、南海方向保持常态化战备警巡行动，提升联合作战能力；同时加强与地区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如海上搜救、反海盗等，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充分利用日澳、美澳之间在气候政策、资源收益分配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分化瓦解“准同盟”网络，争取战略主动。
在外交与战略层面，主动塑造叙事，构建反制网络。
一是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以我所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对比日澳“选边站队”模式，吸引发展中国家参与安全合作项目。
二是加强与日澳国内理性力量间的沟通。通过经贸、文化、学术交流，缓解其国内对华“威胁认知”，尤其针对日本国内“安全正常化”冲动，强调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度。
三是警惕“四边机制”与日澳联动。日澳合作旨在联动美、印、东盟形成“同心圆”遏制体系。我应精准识别其内部矛盾（如印度战略自主性、东盟平衡外交），防止其形成统一战线。
总的看，近期高市频频出访东南亚及大洋洲等相关国家，并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为达成与澳合作甚至不惜一跪，意在突破战后对其的种种限制，为实质性走向“新型军国主义”铺平道路。我应高度警惕高市政权的一举一动，更要密切关注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印太同盟”体系化演进发展，提前规划，尽早准备，坚决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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