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知之难，行之惟难”出自唐代魏徵的《十渐不克终疏》，原文为“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意思是知道一件事不难，难在实行；实行不难，难在善始善终。贞观年间，出于对社会安定和国家富强的考虑，魏徵写下了这篇奏疏，受到了唐太宗的重视，称赞这篇奏疏是“词强理直”，下令把奏疏“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这句话作为成文，虽然出自于魏徵，但是类似的表述以及背后所蕴含的道理，却是早已有之。在中国最早的政令文集《尚书》中有一篇“说命”，记载的是商代名臣傅说向商王武丁讲述治国安邦道理的事迹。其中傅说就有这样一段话：“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允协于先王成德，惟说不言，有厥咎。”其核心大义是指懂得道理并不难，难的是将道理付诸实际行动，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知行关系的本质，成为历代贤达之士躬身践行的核心准则。
《礼记·中庸》明确提出了儒家关于治学方法的经典论述：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将“笃行之”视为学习的最终目的。中国哲学的传统非常重视实践，可以说，实践智慧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主体和核心。儒家自孔子以来，更是强调哲学作为实践智慧的重要性。孔子提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将知与行作为修身治国的基础。不唯如此，孔子还主张“为政以德”，申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都是强调了实践行动对于为政、养德、修身的重要性。孔子一生颠沛流转、周游列国，就是以实际行动在“弘道”，希望能够唤起更多人的道德意识，让他们担负起任重而道远的使命。
从春秋时老子《道德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到战国时荀子《劝学篇》“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再到清代学者金缨的《格言联璧》“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无一不是追求实践之功、注重实行之举。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和史地学家，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论断影响极为深远。纵观顾炎武的思想和行状，“经世致用”的实践特征非常直观。在各地游学期间，顾炎武就致力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注重辑录山川、地理、农田、水利、兵防、物产、赋税、交通等资料。终其一生，顾炎武坚持“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的学生在《日知录序》中评价他：“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这段话不仅展现了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精神，更道出了其将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治学路径。
“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通观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所以能成大功业者，无一例外，都是行之以渐、持之以恒，力求达到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高度统一，正所谓“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
◎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刘同华、郝思斯），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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