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李宏,我们离婚吧。”我爸轻描淡写地说道,仿佛在说今晚的月色不错。

他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协议推到我妈面前,那轻飘飘的纸张,却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妈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走出民政局时,她忽然转身,对一旁的弟弟说了一句话。

仅仅一句话,我弟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

那个周日的傍晚,天空是灰蒙蒙的铅色,像一块浸了水的旧棉絮,沉甸甸地压在城市上空。

我家的餐桌上,也笼罩着同样压抑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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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盘红烧肉,一盘清炒豆苗,还有一锅冒着热气的冬瓜排骨汤。

这些都是我爸李宏最爱吃的菜。

我妈赵静像往常一样,沉默地坐在桌边,用筷子将排骨汤里的浮油撇去。

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仿佛那口汤锅就是她的整个世界。

我爸李宏坐在主位,他甚至没有看我妈一眼。

他的目光落在我弟李伟身上,脸上带着一丝难得的温和。

“小伟,公司那事儿别急,下个月我给你买辆嘉陵摩托,你先到处转转,熟悉熟悉业务。”

李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含糊不清地应着:“谢谢爸!”

我心里一阵发堵。

那辆摩托车,至少要一万多块。

而我妈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褂,我记得她已经穿了快五年。

整个饭局,只有筷子和碗碰撞的单调声响。

我妈默默地给我和弟弟添饭,给父亲的碗里夹去最大的一块排-骨。

她做得那么自然,好像这个家里的一切不公,都与她无关。

吃完饭,我妈起身收拾碗筷,她的背影在厨房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瘦削。

就在这时,我爸清了清嗓子。

他从那个昂贵的牛皮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

“啪”的一声,文件被他扔在了餐桌中央的玻璃转盘上。

是几张钉在一起的A4纸。

最上面的标题,用黑体字打印着——《离婚协议书》。

我的心脏猛地一沉,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

我看向我妈,她刚端着一叠碗从厨房出来,脚步顿住了。

“赵静,签了吧。”

我爸靠在椅子上,点燃了一根烟,缓缓吐出一口烟圈。

他的语气平静得近乎残忍。

“我们夫妻一场,我不会亏待你。”

他伸出手指,弹了弹烟灰。

“这套房子,还有公司,都是我婚后打拼下来的,跟你没关系,都归我。”

“城郊那套老房子,你知道的,就是以前咱们住的筒子楼,归你。”

“我再另外给你三万块钱,现金。”

他说完,看着我妈,眼神里没有一丝情感,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通知和施舍。

我弟李伟愣住了,他看看我爸,又看看我妈,嘴巴半张着,显然也没料到会是今天。

我再也忍不住了,猛地站了起来。

“爸!你怎么能这样!妈为了这个家……”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我妈打断了。

“小月,坐下。”

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我错愕地看着她。

我预想过她会哭,会闹,会质问,会歇斯底里。

但她没有。

她只是平静地走过来,将手里的碗筷轻轻放在旁边的柜子上。

然后,她走到了桌边。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

她没有去看那份协议上的任何一个字。

她仿佛根本不关心里面写了什么,不关心财产如何分割,不关心自己后半生的落脚点是一栋楼,还是一间房。

她只是拿起了那支我爸用来签合同的派克钢笔。

拔开笔帽。

在协议书末尾的乙方签名处,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赵静。

字迹清秀,沉稳。

整个过程,安静得可怕,连一分钟都不到。

签完字,她把笔放回原处,对我爸说:“好了。”

我爸似乎都被她这番操作弄得有些意外,他愣了一下,才拿起协议看了看。

确认无误后,他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轻蔑笑容。

好像在说:你看,我就知道她离了我就活不了,不敢有任何异议。

我弟李伟的表情则更加复杂。

他先是震惊,然后那份震惊迅速被一种“理所当然”的神情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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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还带着一丝幸灾乐祸,仿佛母亲的“识时务”,让他也跟着松了口气。

我颓然地坐回椅子上,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

这个我认识了一辈子的母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反应。

从签下协议到去民政局办手续,中间隔了几天。

这几天,家里成了一座诡异的冰窖。

父亲李宏的心情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

他不再避讳什么,开始堂而皇之地用家里的电话,联系那个我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王阿姨”。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笑意和讨好,那种温柔,是我和我妈从未享受过的。

“哎,小莉啊,快了快了,手续一办完,我就带你去香港转转。”

“喜欢什么就买,别给我省钱。”

电话的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客厅里,却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心上。

我妈呢?

她好像聋了。

她依旧在厨房里忙碌,只是不再做我爸爱吃的红烧肉。

餐桌上的菜色,变得简单而清淡。

李伟彻底倒向了父亲那边。

他找我谈话,地点选在阳台,好像生怕被母亲听到。

“姐,你也别怪爸,你想想,爸现在是什么身份?厂长,大老板!”

他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与有荣焉的炫耀。

“妈呢?一天到晚就知道柴米油盐,跟爸连句话都说不上,这不就是拖后腿吗?”

“爸找个年轻漂亮的,有文化的,对公司发展也有好处,我们脸上不也有光吗?”

我听着这些混账话,气得浑身发抖。

“李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妈是怎么把我们拉扯大的,你忘了吗?”

他撇撇嘴,一脸不以为然。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人要向前看嘛。再说了,爸不是给她三万块钱和一套房子了嘛,够她花的了。”

我看着这个被父亲的价值观彻底洗脑的弟弟,第一次感到如此陌生和无力。

而最让我感到心慌的,是我妈的“异常”。

她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一个老旧的樟木箱子,是她当年的嫁妆。

她打开箱子,把一些压在箱底的旧衣服拿出来,在阳台上晒了晒。

还有一本厚厚的相册,她一页一页地翻看,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我几次三番地想跟她好好谈谈。

“妈,你到底怎么想的?那份协议根本不公平,我们可以找律师的!”

“妈,你以后一个人怎么生活?那套老房子又小又破,冬天连暖气都没有!”

“妈,你跟我说句话行不行!”

每一次,她都只是抬起头,对我露出一个安抚的微笑。

那笑容很淡,却比哭更让我心碎。

“小月,别担心。”

她总是拍拍我的手,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

“妈心里有数。”

这四个字,像一堵棉花墙,把我所有的话都堵了回去。

我甚至开始胡思乱想,怀疑她是不是受了太大的刺激,精神上出了问题。

否则,一个正常的女人,怎么可能对自己被扫地出门的命运,如此平静,如此淡然?

我们这个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我的记忆里,有过一段虽然清贫但很温暖的时光。

那是在九十年代初,我们还住在国棉厂的筒子楼里。

一整条走廊,住了十几户人家,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

我爸当时还只是厂里的一名普通技术员,每天穿着一身油渍的工装上班。

我妈是家属工,没有正式编制,在厂里的食堂帮忙。

那时候的父亲,虽然不富裕,但对母亲很好。

他会把厂里发的苹果,最大的那个留给我妈。

他会在下班路上,买一串糖葫芦,我和弟弟一人一半。

我妈的脸上,也总是挂着满足的笑。

后来,改革的浪潮席卷了这座老工业城市。

“下海”成了一个时髦的词。

我爸动了心思。

他想辞职,自己开一个小的建材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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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所有的亲戚都反对,说他这是扔了铁饭碗,去跳火坑。

只有我妈支持他。

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深夜,我妈从那个樟木箱的最底层,拿出了一个用红布包裹的小盒子。

里面是她的嫁妆,一对金耳环,一个金镯子,还有一个小小的金戒指。

“阿强,拿去吧,这个应该能当点钱。”

我爸当时握着我妈的手,眼睛都红了。

“赵静,我李宏要是发达了,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那几样金首饰,成了我爸最初的启动资金。

创业初期是最艰难的。

我爸没日没夜地守在那个租来的小作坊里。

我妈除了上班,照顾我们,还要每天给我爸送饭。

风雨无阻。

有一次下大雨,路面打滑,我妈连人带车摔进了泥坑里,饭菜洒了一地。

她顾不上自己摔破的膝盖,坐在泥地里,看着打翻的饭盒,哭了很久。

后来,我爸的生意真的做起来了。

我们从筒子楼,搬进了宽敞的三室一厅商品房。

家里的地板,从粗糙的水泥地,变成了光洁的瓷砖。

我爸的交通工具,从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换成了一辆崭新的黑色桑塔纳。

他的手上,戴上了金光闪闪的劳力士。

弟弟李伟手腕上的电子表,也换成了时髦的日本石英表。

家里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

可我妈,却好像被时光定格了。

她依然穿着那些褪色的布褂,依然在厨房里围着灶台打转。

她的世界,好像从来没有因为财富的增加而变得宽广。

父亲开始频繁地在外面应酬。

他身上的酒气,和另一种陌生的香水味,一天比一天浓。

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偶尔有重要的生意伙伴来家里吃饭,那对我妈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

她会在厨房里紧张得满头大汗,生怕哪道菜咸了,哪道菜淡了。

而我爸,会在酒过三巡之后,当着所有客人的面,对我妈大声呵斥。

“赵静!怎么上个菜都磨磨蹭蹭的!没点眼力见!”

“你看你这身打扮,跟个农村来的保姆一样,丢不丢人!”

每当这时,满桌的客人都会陷入尴尬的沉默。

而我妈,只是低着头,端着菜,默默地走进走出,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我那时候恨我爸的无情,也气我妈的懦弱。

我问她:“妈,他都这么说你了,你为什么不反驳?”

她只是叹了口气,说:“你爸在外面谈生意,要面子,忍忍就过去了。”

“忍”。

这个字,几乎贯穿了她大半个人生。

她忍受了贫穷,忍受了劳累,忍受了丈夫的忽视和羞辱。

现在,她甚至要忍受被抛弃的命运。

我以为她已经忍到麻木,忍到失去了所有反抗的本能。

直到去民政局的那一天,我才发现,我错了。

错得离谱。

那天是个阴天,风很大。

我爸开着他那辆擦得锃亮的黑色桑塔纳,停在楼下。

他按了很久的喇叭,催促着我们。

我扶着我妈下楼。

弟弟李伟早就等在车边,他殷勤地为我爸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我爸理所当然地坐了进去。

李伟随后也坐了进去,父子俩在前面有说有笑,讨论着中午去哪家大饭店庆祝一下。

我扶着我妈,拉开了后座的车门。

车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空气清新剂的味道,试图掩盖某种别的气息。

我妈坐在后座,靠着车窗,目光投向窗外。

那些飞速倒退的街景,是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

有我们曾经住过的筒子楼,如今已经-破败不堪,墙上刷着一个大大的红色“拆”字。

有我上过的小学,校门口的文具店还开着。

还有她每天买菜的那个菜市场,依旧人声鼎沸。

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既没有留恋,也没有悲伤。

就像一个即将远行的旅客,在看最后一眼与自己无关的风景。

到了民政局,人不多。

办理离婚的窗口,坐着一个睡眼惺忪的中年女人。

她熟练地递过几张表格,让我们填写。

我爸龙飞凤舞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我妈依旧是那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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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想好了?自愿的?”工作人员抬起眼皮,例行公事地问。

“是。”我爸的回答,干脆利落,甚至带着一丝不耐烦。

工作人员又看向我妈。

我妈平静地点了点头。

“嗯。”

随后,是拍照。

我爸和妈,两个曾经在同一张结婚证上笑靥如花的人,如今面无表情地坐在红色幕布前。

摄影师说:“两位,不能离太远,靠近一点。”

我爸不情愿地挪了挪身子。

我妈始终坐得笔直。

“咔嚓”一声,一张照片定格了这段关系的终结。

钢印重重地落下,发出沉闷的声响。

两本鲜红的结婚证,被收了回去。

换成了两本深红色的离婚证。

一切都结束了。

走出民-政局的大门,外面的风更大了,吹得人脸上生疼。

我爸从口袋里掏出那本离婚证,随意地看了一眼,然后塞进了西装的内袋里。

那个动作,就像扔掉一张过期的电影票。

他转身,看着我妈。

那一刻,他的脸上,是毫不掩饰的优越感和解脱感。

“赵静。”

他连名带姓地喊她,语气里带着施舍的意味。

“家里那把钥匙给我,我让小伟把城郊老房子的钥匙给你,你今天就搬过去吧。”

“别磨蹭,我下午还有事。”

他以为,这是最后的道别。

他以为,他彻底摆脱了这个跟不上他步伐的“糟糠之妻”。

他准备转身,走向他那辆代表着身份和地位的桑塔纳,去开启他梦寐以求的“新生活”。

弟弟李伟也站在一旁,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期待。

他仿佛已经看到他爸身边站着那位年轻时髦的王阿姨,看到自己的摩托车,看到更光明的未来。

我扶着我妈,心如刀割。

我想开口骂人,想把这个世界上所有恶毒的词语都扔向眼前这对冷血的父子。

可我妈,却比我先一步开了口。

她没有理会我爸。

甚至没有再看他一眼。

她缓缓地转过头,目光越过我爸的肩膀,落在了旁边的儿子,我的弟弟李伟身上。

她的眼神,变了。

不再是往日的温顺、隐忍和慈爱。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平静,锐利,像一把淬了火的薄刃,带着洞穿一切的寒光。

她缓缓开口,声音不大,但在呼啸的风声里,却像一颗钉子,精准地钉进了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