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过两次人。
第一次我12岁，第二次也是12岁——准确地说，12岁零4个月，和12岁零8个月。在我们那里，没有人计较这几个月。
你可能觉得我算错了——两次怎么可能是同一年？不，我没算错。因为我的第一段婚姻只维持了4个月，就被婆家像扔垃圾一样退了回去。
4个月后，我的父亲又把我嫁给了另一个男人。
他也是第三次当新郎了。在我们村里，女人离婚或者被退回去，就像旧衣服一样不值钱。
我叫玛莎，今年16岁，坐在这顶联合国难民营的医疗帐篷里。面前坐着一个叫塔拉的工作人员。她说要把我的故事写出去。
我无所谓，反正我的人生已经没什么好藏的了。我卷起袖子让她看我手臂上的疤——那是烟头烫的，一排一排的，像士兵列队一样整齐。她捂住嘴，眼眶红了。
我见过太多人哭了。我妈哭过，我婆婆哭过，我姐姐也哭过。但眼泪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用都没有。雨水能浇灌庄稼，眼泪什么都浇灌不了。
我出生在伊朗西部的一个库尔德山区，具体的地方我不想说。我们那里没有柏油路，没有学校，没有诊所，甚至没有政府的人来登记你的出生。
我就是个不存在的孩子——没有出生证明，没有户口，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吗，在我们那里，超过17%的伊朗女性在18岁前就嫁人了。我认识的所有女孩，没有一个撑过14岁还在娘家的。
我们家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呢？冬天的时候，我们五个人挤在一床被子里取暖。我爸有羊，但羊要换钱买面粉，轮不到给我们做被子。
我妈生了7个孩子，活下来4个，我是老二。我妈说，我出生那天，我爸看了一眼，说了一句“又是个女儿”，就转身出去了。3天后才回来。
我在想，如果那天他拿回来的不是一袋面粉，而是一根绳子，也许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7岁的时候，我开始懂事了。我懂了什么呢？我懂了在这个世界上，女孩是赔钱货。我姐姐10岁那年被许给了一个30多岁的男人。出嫁那天，她穿着白色的裙子，坐在毛驴上哭了一路。
我妈也跟着哭，但她没拦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人给了我们家5只羊和一笔彩礼。我爸用那些钱还了债，买了种地用的犁。
我当时觉得，原来一个姐姐只值5只羊和一个犁。
我11岁的时候，村里开始有媒人上门了。不是给我说媒，是给我爸说媒——让他再娶一个老婆。但媒人看着我们家穷得叮当响，实在凑不出彩礼钱，就把目光转向了我。
那年冬天，第一个媒人来了。我爸让我给他倒茶，我端着茶碗走进去，手在发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我怕。
那个媒人看了我一眼，跟我爸说：“太瘦了，养几个月再说吧。”
那几个月里，我妈拼命给我喂吃的。很多贫困家庭将早婚视为减轻经济负担的方式，我爸妈也是这么想的。
根据伊朗统计中心的数据，仅2020年一年，就有超过3.1万名10至14岁的女孩被登记结婚。我那时候快12了，在他们眼里已经算晚的了。
嫁给表哥
第一个男人是我表哥，23岁。我们那个村子，女孩嫁给自己表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听我妈说，她自己就是嫁给了她表哥——也就是我爸。在一些农村和保守地区，早婚被视为维护家族荣誉、确保女孩“贞洁”的方式。嫁给外人反而会被笑话。
婚礼那天我穿着红色的裙子，头发被挽成一个髻，嘴唇上涂了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口红。我站在一群女人中间，听她们唱婚礼歌，她们在笑，在拍手，在祝我“幸福”。
我站在那里，觉得自己像一只被绑住脚的鸡，扑腾两下，就被人拎走了。
那天晚上他走进房间的时候，我缩在墙角发抖。他看着我，皱了皱眉，然后出去了。后来我知道他去院子外面抽了根烟，回来的时候把灯灭了。
那4个月像一辈子一样长。
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做饭，然后去田里干活，回来接着做饭、洗衣服、喂牲口。他的妈妈——也是我的姨妈——总嫌我做的不够好。她说我“懒”，说我“不会干活”，说“娶了你真是亏了”。
有一天他打了我一巴掌，因为饭做咸了。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眼睛肿得睁不开。
4个月后，他把我送回了娘家。原因很简单——我怀孕了，但孩子没保住。在他们看来，不能生孩子、留不住孩子的女人，就是废人。他把我退回去，就像退货一样干脆利落。
在伊朗法律框架下，低龄结婚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而且没有人为女孩撑腰。
我到家那天，我爸没看我一眼，我妈抱着我哭了一整夜。
第二次被嫁出去
我在娘家待了不到4个月，又被嫁出去了。
这一次的男人不是我表哥，是隔壁村的，30岁。他也是第三次结婚了——前两任妻子一个跟人跑了，一个生不出孩子。媒人说，他需要娶一个“年轻的、好生养的”。
我爸问他能出多少彩礼。他说他能给6只羊、一匹毛驴，外加300万托曼（约合人民币450元）。
我爸答应了。
我第二次穿上红裙子的时候，我哭了。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我说不清这种愤怒是冲着谁的，冲我爸？冲那个男人？冲这个世界？也许都有。
我妈给我往手里塞了一个破布娃娃，是她用旧衣服缝的。她说：“拿着它，它会陪着你。”她没敢看我的眼睛。
嫁给第二个男人的那天晚上，我没有等灯灭。他进来的时候我瞪着他看。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让我心里发毛。他说：“你比你姐姐漂亮。”我愣住了。什么姐姐？他是在说我的姐姐吗？
后来我才知道，我姐姐在他家干过活——不，不只是干活。我那年在田里遇见过她一次，她脖子上有青紫色的淤青，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摔的”。我没再问。有些事你不问，就不用知道。
我的生活是这样的：天不亮就起来，磨面、挤羊奶、给牲口喂草料，然后下地。种土豆、种大麦，弯腰在地里一干就是一整天。中午太阳晒得脊背发疼，不能停。傍晚回家继续做饭，喂鸡，收拾屋子。
晚上他回来，心情好的时候会打我一顿，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打我一顿。
他说打你是对你好。他说女人不打就不听话。他说这是“规矩”。
我身上的伤一次比一次多。胳膊上的、后背上的、腿上的——有些是皮带抽的，有些是拳头打的，有些是他用铁锹的木柄砸的。很多早婚的女孩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但没有地方可以寻求帮助。
我试过跑回娘家。我走了整整一个白天的山路，脚上全是水泡，到家的时候，我爸正在院子里剥羊皮。
他看了我一眼，只说了一句话。
“你穿着婚纱出门，就该裹着尸布回来。”
那是我们那儿的规矩。按照当地的传统观念，女性一旦结婚，就永远属于夫家。我扭头回去了。我走了两天一夜，饿得两眼发黑，但我没有回头。
怀孕与生子
后来我怀孕了。
14岁那年，我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年纪尚幼、体型瘦小的女孩分娩时极易难产。我的骨盆太小了，孩子卡在那里出不来。我从早上疼到晚上，疼得撕心裂肺，但整个村子里没有医生，没有助产士，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接生。
最后是我婆婆硬生生把孩子拽出来的，胎盘出来了之后她才用剪刀剪断脐带。我流了很多血，晕过去好几次。醒来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皱巴巴的小东西躺在我身边，在哭。
我当妈妈了。
但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全球每年有超过1200万女孩在18岁前结婚，伊朗是其中一部分。我是那数不清的没有身份证号、没有名字、没有人在意的一个。
生了孩子以后，日子更难了。我不仅要干活，还要带孩子。他嫌孩子哭太吵，把我和孩子赶到羊圈旁边的草棚里睡。
冬天的时候，草棚四面透风，我把孩子裹在怀里，两个人挤在一起发抖。
后来我发现他打我儿子。
那时候孩子才两岁多，就因为把一碗牛奶打翻了，他一巴掌扇过去，孩子摔在地上，额头磕在石头上，血流了一脸。我冲过去护住孩子，他连我一起打。那天晚上，我坐在草棚里，看着儿子额头上还在渗血的伤口，做了一个决定——我要离开。
但我能去哪儿呢？我没有身份证明，没有钱，不认识字，连手机都没有。很多家庭不让女孩上学，导致她们没有独立能力。我们那里的女孩都不上学，我爸说“女孩子认字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要嫁人”。
但我找到了一个办法。村里有一个跟我关系好的女人，她丈夫在城里打工。她说可以帮我联系上一个在邻市的亲戚，也许能收留我和孩子。我等了一个月，等到了一个消息——那边愿意收留我，但只能收留我一个人，不能带孩子。
我犹豫了很久。把孩子丢在那里，我不敢想会发生什么。但不走，我和孩子都会被他打死。
逃离
我最终还是走了。
那天晚上他喝醉了酒，我等他睡着后，抱着熟睡的儿子亲了又亲，把他放在草棚的稻草堆上，盖好被子。我看着他小小的脸，鼻子一酸，但忍住了。我不能哭，哭了就走不了了。
我从后山的小路走了。没有带任何东西，穿着一双破了洞的布鞋，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往前走。身后传来狗叫声，越叫越凶。我跑起来了，拼了命地跑，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跑，膝盖磕破了，脚趾踢在石头上，疼得像火烧一样，但我没有停。
山里的夜黑得像墨水泼在脸上。我摸着一棵一棵的树干往下走，手被松树皮划破了，血抹在树干上，我也顾不上。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可能三四个小时，也可能五六个小时。
天上没有星星，月亮被云遮住了，我只能凭着脚下的感觉判断方向——往下走，一直往下走，就能到公路。
后来我听见了水声。那是一条山涧，冬天水很浅，但我看不清深浅，一脚踩下去，冰凉的水没过脚踝，冻得我直哆嗦。
我咬着牙趟过去，布鞋湿透了，每一步都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
天亮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公路。
那是一条土路，但比山里的羊肠小道宽多了。我蹲在路边，等了一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小货车。司机是个老头，他看了我一眼，没问什么，让我上了车。
后来我才知道，在一些地方，女性如果逃离家庭，反而会遭到更严重的报复。如果被捉回去，等待我的是更狠的毒打。
好在我没有回去。
结局与新生
我到了邻市，找到了那个女人说的亲戚家。她收留了我，给我吃的，给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她说她认识一个人，在一个援助机构工作，可以帮到我。
后来那个人真的来了。她跟我聊了很久，问了很多问题，但全程都不能录音，不能拍照，不能透露我的身份——因为一旦被我的家人或丈夫知道我在哪里，他们会追杀我。
根据2019年的数据，伊朗有约17%的女性在18岁前结婚，在中东国家中属于较高水平。那些数字后面，全是我这样的女孩。
我现在住在这个营地里，每天都有人教我们读书写字。我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玛莎，玛——莎。
我把这两个字写了上百遍，写到纸都破了。我在学波斯语，也在学简单的算术。也许将来我可以找一份工作，也许有一天我还能回去接我的儿子。
但我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每天都有和我一样经历的女孩被处决的消息传来。有这样一个女孩——我不说她的真名了——她12岁被迫嫁给表哥，13岁生下儿子，18岁因为保护孩子卷入杀夫案，在死囚牢房蹲了好几年，最后靠凑够一笔巨额补偿才被赦免。
她的父亲在她逃回娘家求助时说的那句“穿着婚纱出去就该裹着尸布回来”，就是我们那里每个女孩的宿命。
塔拉问我：如果你可以对那些和你一样年纪的女孩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我看着她的笔，笔尖停在纸上。我想了很久。
我想说——不要信命。命不是天上的星星，不是一辈子够不着的。命在你手里，是你自己的，谁都不能替你做主。12岁的新娘不止你一个，但12岁的你，这辈子就只活这一次。
塔拉放下笔，过来抱住了我。我靠在她肩膀上，终于哭了。
从逃离的那天晚上开始，我一直没哭过。今天终于可以了。
听说他后来把孩子送给了别人家。我托人去找过，还没找到。但我不会放弃的。
我想活着，好好活着。把我儿子的命也一起活下去。
（文中玛莎为化名。为保护当事人安全，部分身份信息已作模糊处理。）
数据来源说明：文中数据引自伊朗统计中心2020-2021年度婚姻登记报告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1年全球童婚报告。
后记
近年来，伊朗的童婚问题依然受到关注。尽管法律规定的结婚年龄为13岁，但在一些贫困山区，低龄结婚的案例仍然存在。在库尔德斯坦省、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省等地区，12岁以下的童婚现象并未绝迹。
17岁的伊朗少女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那里很多17岁的女孩已经生了三四个孩子，或者已经死了。我没有死，所以我很幸运。但幸运这个词太重了，我背不动它。
我只想活着，好好活着。把我儿子的命也一起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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