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烟花爆炸背后，“发生-整改-再发”的循环怎么破？|安全事故|安全隐患|浏阳市|火灾|烟花爆竹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于龙刚】

截至5月8日12时，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

这是近些年发生的一起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在此之前，类似事故已多次发生。2026年2月，山西朔州某生物科技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2025年，河北承德市某老年公寓发生火灾，造成20人死亡；江苏泰州某生物科技公司发生爆燃事故，造成8人死亡。2024年，江西新余某临街店铺发生火灾，造成39人死亡；河南平顶山某矿业公司发生瓦斯突出事故，造成16人死亡，等等。

这次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同时，浏阳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也已全面停产整顿，力度不可谓不大。按理说，当前安全生产的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备，每次事故发生后对责任人的追责力度也比较大；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相关领域和行业也会大力开展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但是，为什么安全事故还时常发生？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基层社会的“事故—整改”循环

在每一次安全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都会调查事故发生原因，并据此在相关行业和领域集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以杜绝事故再次发生。

例如，2024年2月南京市雨花台区某小区居民住宅发生火灾，造成15人死亡、44人受伤。经调查，小区某住户停放在架空层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发热失控起火，引燃周边电动自行车和天井堆放的杂物，在“烟囱效应”下，火势迅速蔓延，造成人员伤亡。此后，全国各地针对小区电动车违规停放、天井堆放杂物和违规搭建等现象展开排查和整改。

南京“2·23”火灾事故发生地——南京市雨花台区明尚西苑6栋新华社

再如，2019年10月，无锡市鹅湖镇某餐饮门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10人受伤。经调查，门店使用不合规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压调压阀，导致软管脱落、液化气大量泄漏，与空气混合后达到爆炸极限，最终引爆。随后，无锡全市部署开展燃气安全检查整治工作，逐户排查整治餐饮场所燃气使用不安全因素和行为，同时严打非法经营、充装、运输液化石油气等行为。

此次浏阳烟花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也已开展停产整顿。在事故调查结果出炉后，烟花爆竹行业的深度排查和整改工作大概率也会随即展开。

应当承认，这种工作机制能够预防和减少事故，这也是我国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探索和创新。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强力排查和整改往往只能持续一段时间，效果也不持久。在排查整改之后，事故仍时常发生，有些事故的直接原因甚至就是之前排查已发现的风险和隐患。这些风险和隐患虽然被发现，但并没有得到整改，由此引发事故。“发生事故—排查整改—事故再发”的循环也反复在基层上演。

安全事故发生的深层原因

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循环？常见的回答是工作人员消极懈怠、放松监管，对事故责任人的追责力度不够，地方政府因利益关联而降低标准，等等。这些回答都可以解释部分事故的发生原因，但是，根据作者在基层的调研，安全事故多发，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是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很多监管措施难以真正奏效。笔者调研期间，一线监管人员反映，他们定期检查群租房、餐饮门店、生产企业等重点场所，但是，也只能确保这些场所在检查期间符合要求，当他们走后，是否还是如此，就没办法保证。有工作人员坦言：“他们都很聪明，一看我们过来了，都会守法，我们一走，就恢复原状。”

更有甚者，一些当事人还会造假应付检查。例如，在东部某县调研期间，监管人员讲到，辖区内一些群租房的租户常在检查时互相借用消防器材，他们检查时，灭火器、面罩等一应俱全，符合安全标准，他们一走，器材就还给邻居。

再如，笔者在中部某县调研期间，监管人员提到，车间乱堆放、工人违规操作、乱丢烟头是火灾主因。他们去检查时，这些企业都制定了安全操作规章、工作台账也十分完善。但是，工人日常操作是否遵守规章，工作台账是否反映了实情，对于这些，监管人员就没办法充分了解了。

不过，也有一些安全监管的标准和要求脱离了基层的生产生活实际，难以落地。以群租房为例，此类场所很容易发生群死群伤事故，是监管重点。各地也大力加强对群租房的管理，要求配备灭火器、烟感报警器、防毒面罩，还要有防火隔断，要有电动自行车室外集中充电场所。这些措施旨在防范火灾，但在一些地方难以推行。

在东部某县调研期间，监管人员讲到这样一个案例，当地一对老年夫妇把自家的房子隔成十多个单间出租，每间月租80到200元不等。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做工作，要他们配齐消防器材，但因为开销太大，他们无力负担。最终靠着子女垫付、村集体补贴以及其他帮扶措施，才凑足资金、勉强达标。而他们使用的“三合板”隔断易燃，不符合安全标准，但要拆除隔断、更换新板材，工程量更大，开销更高，更难以实现。按监管人员的话说，“只能先放着。”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一些生产企业。笔者在东部某县调研期间，发现不少企业为降低成本，都选择租赁厂房，常常一个厂房先是租给机械厂，后又租给纺织厂。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安全标准和要求又不一样。有的企业租了厂房，监管人员检查时发现厂房不符合安全标准，企业要达标，要么重新租合规厂房，要么拆旧建新，对企业来说，哪一种都不现实。

从这些案例中就可以看出，安全达标的成本和收益并不匹配，造成监管对象缺乏合规动力。对于监管对象来说，达标需要付出经济成本，是一件很“贵”的事，而由此获得的收益并不高，监管对象自然缺乏意愿和动力。对于监管部门的检查和整改要求，也常常采取抗拒态度。

尤其在一些地方，安全标准“层层加码”，工作推行也“一刀切”，更加剧了这种拒斥。例如，有的地方一开始要求相关单位和场所安装一键报警装置，后来改成联网式报警装置，而且不分经营规模和类型，一律都要安装。这套系统开销比较大，一些小本经营者不是很愿意。

有时候安全标准还频繁变化和升格，导致相关企业和门店重复投入、无效投入。例如，有地方某餐饮门店办完执照、装修完毕，正准备开业，突然接到相关部门通知，不允许使用瓶装液化气，必须改用管道天然气，餐饮门店只得重新装修，花费很大。

还有的地方整治群租房，房东刚按照要求完成整改，结果标准又提高，房东不得不二次整改。他们对此十分不满，一线监管人员的工作也很难做。本来有一些当事人对安全工作比较认可和支持，但几番折腾下来，也不再有意愿和动力了。

基层监管人员的“尽职免责”心态

对于上述问题，绝大多数基层监管人员其实心知肚明，但他们个人往往无力解决。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安全事故也没办法有效预防。在多地调研期间，不少一线的监管人员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能够真正防范事故，有的甚至觉得，无论工作多到位，事故都无法完全避免。对他们来说，事故就像薛定谔的猫。一些监管人员也将发生事故归结为“运气不好”。

然而，事故一旦发生，对相关人员的问责和处罚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企业负责人可能面临法律制裁，各级监管部门的人员、以及属地县乡工作人员都可能面临党纪政纪处分乃至法律制裁。不仅如此，事故还会将相关部门和人员置于“聚光灯”下，他们的所有履职行为都会依据法律和政策来严格对照和审视。这也会产生巨大压力。

不过，由于引发安全事故的一些深层问题没办法有效解决，监管人员认为再怎么工作，都无法避免事故。在这种情况下，强力问责反而使他们产生一种微妙的“尽职免责”心态。按照一些监管人员的话说，既然事故风险无法预防，就要学会与之共存。“尽职免责”是他们和事故风险共存的主要策略。

为了避免事故发生后不被问责，监管人员积极履行职责，严格按照上级的要求部署和落实各项工作。为使自己的工作“被看见”，一些人员十分重视形式化操作，处处留痕，备齐各类台账。而且，还会主动“层层加码”和“一刀切”，这是他们尽职的有力“证明”。正因如此，安全监管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形式主义、文牍主义问题，反而加大了相关企业、餐饮门店等主体的负担，他们对这项工作的拒斥进一步增加。

一线监管人员和基层干部也陷入各种形式化、文牍化的工作中。笔者在东部某县调研期间，社区干部对各小区住户建立“一户一档”，各类检查资料、人员资料、台账资料等一应俱全，社区干部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制作档案。想想看，如果这些时间能够投入在安全检查和监管上面，或许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总体来说，安全事故的多发并不全在于监管松软，单纯加强监管力度，也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一线工作人员产生“尽职免责”心态，导致“层层加码”“处处留痕”的形式主义问题。

因此，在强化监管的同时，更需要着力破解引发事故的深层问题，跳出“事故发生—整改—事故再发”的循环。这需要有更为精细、灵活且更具包容性的方案，既要改变信息不对称，也要降低合规成本，并且使安全标准符合基层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