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条挺让人唏嘘又感慨的新闻。
2026年5月，普利策奖揭晓，华人女作家李翊云凭借《自然万物只是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拿下了回忆录/自传奖。
李翊云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太熟，但她在米国文坛是非常非常出圈的华裔作家，属于大神级别的存在。
她1972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1996年到米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免疫学博士。
1997年时，她纯粹出于兴趣加入了一个社区写作培训班，结果意外发现自己很喜欢写作。
于是她放弃了医学，转而开始英文写作，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创意写作教授。
2005年，她的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一出手就拿了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麦克阿瑟天才奖，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
李翊云的第一本书《千年敬祈》
2012年短篇《Kindness》又让她成为第一位荣膺欧·亨利奖的华人作家，这是非常有含金量的文学奖项；
2023年《鹅之书》又拿了福克纳文学奖。
她还曾上榜《纽约客》被评价为“最值得期待的年轻作家”和“美国最杰出的青年小说家之一”，同时被预测会是第一位得诺奖的华裔女作家。
如果说她是目前用英文创作的华人天花板，这个评价绝不过分。
但提到李翊云，又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她16岁的大儿子在2017年卧轨自杀，7年之后的2024年2月，19岁的小儿子又以相同方式结束生命！
这次得奖的《自然万物只是生长》，就是她为小儿子写的回忆录。
普利策奖评委会评价这部作品“感人至深，以克制而倔强的笔调，聚焦真相、语言和生命的延续，写下自己接纳命运的心路历程”。
有媒体评价说：“伤痛”是李翊云写得最好的主题之一，也是她在生活中所长期面对的课题。
但要理解李翊云的人生悲剧与文学创作，必从她的童年开始。
李翊云出生在一个典型的高知家庭：父亲是核物理学家，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家里一共兄弟姐妹四个人，她是老四。
作为最聪明的小女儿，她也是她妈妈“最爱的那个”。
但这种爱不是亲密的馈赠，反而变态又让人窒息。
她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对母亲的恨，因为对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暴君”“有着让人窒息的控制欲”。
很早之前，虽然还无法将其诉诸言语，我就知道：母亲才是这个家中唯一的孩子。比起母亲的愤怒，我更害怕母亲的眼泪。 巨婴式的母亲，需索无度。她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失控得几近病态，家中每个人因此都不得安宁。 她说，我，这个她唯一深爱的人，活该得到最残忍的死法，因为我不懂感恩。
李翊云的母亲不仅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莫名奇妙大哭、在家里痛骂每一个人，而且会像看监狱犯人一样盯着女儿的一言一行，连日记都不放过。
而李翊云的父亲作为一个木讷的核物理学家，在家里毫无地位和话语权，永远只会装聋作哑，“无节制的退让和自我麻痹”。
李翊云和父亲、姐姐
为逃避亲妈的监视和控制，李翊云10岁就努力学好了英语，还自己发明了一套专属自己的“密码写作”。
比如她要写一棵树，她就故意不写树，而是写云。
但这种压抑的环境也导致她从小性格就很分裂：
“我从不允许自己情绪失控，我内心越是激动狂怒，我表面越是毫无波澜。”
后来李翊云在米国从事写作后，很多读者都注意到一个情况，那就是她从来不用中文写，而且也拒绝把作品翻译成中文。（直到这两年，她才开始把一些和中国无关的新作品放在中国出版）
最明显的原因，可能就是母亲看不懂英文。
仿佛语言是一道屏障，能把她自己和原生家庭隔离开。
当一个人用新的语言记忆时，他的记忆就有了一条分界线。在那之前发生的，可能是别人的人生，也可能成为某种虚构。
这应该也是她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
可以说，她的一生都是在逃离亲妈，逃离母语，逃离原生家庭。
而这种创伤，也直接投射了在她后续的写作中。
2012年，在写作事业巅峰时期，李翊云因为重度抑郁接连自杀了两次。
幸好及时送医，她被抢救了过来。
她常常说一句话：我要是从未出生过就好了。
就是这次住院的亲历，促使她在五年后写出了那本深度剖析自身精神世界的回忆录《亲爱的朋友，从我的生命写进你的生命》。
但没料到，这本书出版后仅仅几个月，魔咒先一步落在她的家庭中。
2017年，她和她丈夫正准备从加州搬到普林斯顿，当时16岁的大儿子文森特应该也是满心期待着搬进新家的，甚至对未来的生活寄托了一些憧憬。
可意外却发生了，大儿子突然选择在新泽西的火车轨道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后来在采访中说，“在小说里，我决不会让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写小说时，作家会避免这样的巧合，因为它的戏剧性流于牵强，伤痛流于粗糙……然而，生活并不会遵循小说家的原则。”
两年后，她出版了小说《理性终结之处》，讲了一些大儿子出事的前因后果。
但更没想到的是，7年后，一切卷土重来。
2024年2月24日，普林斯顿大学发布消息：大一新生、19岁的詹姆斯·李，在学院路路口被火车严重撞伤后不治身亡。
李翊云失去了第二个孩子。
她哭了，但她也从没有停下写作回应世界的脚步。
接连失去两个儿子，互联网上针对李翊云出现了巨大又纷乱的质疑声。
她的两个儿子为什么会相继离世？
这两个男孩明明出生在体面的知识分子家庭、聪明优秀，又在精英名校读书，有着优渥的物质环境，究竟有什么轻生的必要？
大部分分析把悲剧归咎于李翊云的原生家庭创伤和抑郁症的“代际影响”，也有些人则评论太早慧的少年更容易陷入精神烦躁。
但甚至也有一些不太好听的声音，避重就轻地把枪口指向事业心过强的母亲失职。
李翊云的作品
对这些声音，李翊云从来没跟着舆论做过任何自辩，不如说，她直接跳出了这个问题本身。
在她的一篇采访里，我看到她提出一个心理学概念——“全然的接受（radical acceptance）”。
对你可能永远都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你不是要逼自己想通，而是彻底承认有些问题原本就没有答案。
就像她自己说的：
“一个人能够完全地理解另一个人吗——即便这个人是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可能为另一个人的人生全然地负责吗？像儿子为什么会选择自杀，我们已站在生与死的两岸，这种追问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答案”。
她也相信，某些早慧的孩子确实天生比其他人对生命存在的痛苦更敏感，这种痛苦是巨大到他们必须以抹消自己来化解的。
但无论外界如何看，你都不能一锤定音去判断他们究竟“对”还是“错”。
李翊云和两个儿子在一起
李翊云觉得这世上有很多事都不是简单的“因为所以”，她拒绝做这种倒推的廉价总结。
但她无数次辗转反侧，内心并不是没有追悔的时刻。
比如关于大儿子文森特，她写回忆文章时也会绝望地愧疚：“如果没有开始写作，我或许会继续当一个科学家，我和文森特都会进入不同的人生路径，那他还会在16岁结束生命吗？”
但她最终还是把这种惭愧和伤心化为行动的指引：全然接受。
“一个人可以携着如此性命攸关的不确定性活下去”。
如果存在一个无法被触及的伤疤，那伤疤就是通往她内心深渊的一种形式，她要做的不是拔掉它，而是带着它一起活下去。
总之，把孩子去世的责任都扔在这个母亲身上，这是不公平的，甚至作为不了解情况的局外人去评价一个丧子的母亲，也是不公平的。
但也许对于李翊云这样的作家来说，伤痛主题的写作和“挺住”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她最备受冷眼的一步也是最孤独的一步，是没有推开追问、道歉和责任体系锁死的定论，而是选择忠诚于自己的生活，无论伤口多重都静默地扛起一切。
比起站在道德制高点评判母亲应不应该为儿子受到指责，她更愿意活在自己真实的人生里，而不是活在他人想象的目光中。
也许真正的勇气不是了却真相，而是敢于让自己彻底暴露在无常的命运中，并且珍惜有限余生。
但还是希望她的故事，能让更多人理解痛苦和失去的意义，也能够更加宽容和自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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