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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末司马氏的皇权早已摇摇欲坠，而桓玄凭借桓氏积攒的雄厚资本，最终逼走晋帝开启了短暂的桓楚政权。

东晋一朝，荆州始终是扼守长江上游的军事重镇。桓氏能将荆州彻底打造成自家根基，凝聚起足以颠覆朝廷的力量，三大原因每个都戳中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命门。

第一是收拢南渡北人，东晋的南渡北人就是战斗力的代名词，纵横天下的北府军主力也是南渡北人。

桓氏发迹于军旅，这家人对治军以及边境复杂关系处理极为的熟悉和在行，更难得的是，他们对南渡北人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不歧视、不排挤，唯才是举，给足施展才华的机会，更给足安身立命的尊严。

从姚襄麾下投奔而来的杨亮，被桓氏委以重任；桓温北伐关中、兵临咸阳时，率众归附的吉挹，也得到了破格提拔。

这群在江南遍地是排挤、处处是冷眼的北方人，在荆州找到了归属感，人心换人心，实力换忠心，干劲儿十足。

第二是东晋的政治舞台始终都是建康顶级望族的独角戏。琅琊王氏等门阀士族，牢牢把控着中央朝政，形成了一个封闭排外的权力圈子，地方军功派被排挤在圈子之外。

荆州地处东晋边境，常年要面对北方胡族南下、境内叛乱四起的危机，荆州将士们浴血沙场、守土卫国，仗打了一场又一场，血流了一次又一次，可等到论功行赏时，却连建康朝堂的门槛都摸不到。所有的荣华富贵、高官厚禄，都被建康士族瓜分殆尽。

于是，建康士族圈地自萌，荆州军功派抱团求生，二者天然对立，而桓氏就是荆州军功派的利益代言人。跟着桓氏，不用看建康士族的脸色，不用再白白付出却一无所获，能在荆州扎根立足，能凭借战功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与地位。这种利益绑定，让荆州军功派彻底倒向桓氏，成为桓氏在荆州最坚实的政治力量。

第三是桓家人都很强势，荆州本土势力在获取利益和发展过程需要强力保护伞，正如三国时期孙家作为江东世族代言人一样，桓氏能够为荆州本土势力提供利益保障。

这种利益不仅仅是在荆州本土保证，更具有和东晋建康中央拉扯的能力，争取更多话语权。

这份利益绑定，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分量：从公元345年桓温正式执掌荆州，到公元388年桓石民在荆州刺史任上去世，桓氏家族牢牢掌控荆州长达43年。

这43年里，东晋朝廷数次想要收回荆州控制权，却始终无从下手。桓温更是一度凭借荆州军力，掌控东晋朝廷话语权，权倾天下。即便桓温去世后，桓氏失去了中央话语权，但在荆州的根基早已根深蒂固，依旧是无人敢撼动的地方强权。

也正是这份积攒了数十年的实力，让桓玄最终有底气起兵东进，逼走东晋司马氏皇帝，完成了篡晋称帝的举动。

纵观桓氏荆州集团的崛起，对上，打破建康士族的权力垄断；对下，收拢南北四方的人心力量；对内，绑定荆州本土的世族利益。 三代人的苦心经营，让桓氏在荆州打造了一个足以对抗东晋朝廷的强悍军事政治团体。

不过桓玄也是没当皇帝的天命，称帝没几天遇到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刘寄奴，打空了司马氏，却成了刘家的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