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历史叙事中被排除的黑人记忆与奴隶制历史。瓦伦西亚正加入一批重新审视奴隶制历史的城市之列。当地通过路线导览和一系列活动，试图找回数百年来曾生活在这座城市街头的黑人群体的历史叙事。多位历史学者呼吁，应对国家叙事进行更深入的重审，将这些人纳入其中。
瓦伦西亚中央市场广场，如今摆满露天座位，游客们在这里拍摄现代主义风格的圆顶。但在数个世纪里，这里曾是这座城市人口贩运的主要场所之一。档案清楚记载，自15世纪末起，这里就是被奴役非洲人进入瓦伦西亚的入口之一。
埃科卡出生在瓦伦西亚，父亲来自赤道几内亚。她从小就不断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她的父亲来到西班牙本土时，赤道几内亚仍是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持有西班牙国民身份证。即便如此，这种“父母都是西班牙人”的出身，仍然因为她的肤色而始终没有得到充分承认。“我们一辈子都从这些地方经过，却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工会发展合作研究所项目负责人安娜·格劳提到，米格尔·德·塞万提斯曾把塞维利亚形容为“一块棋盘”，借此说明当地曾存在白人与黑人混居的人口结构。
这种过去其实就刻在城市空间本身，只是有时不那么显眼。比如，马德里至今仍保留着“黑人街”。但在瓦伦西亚，那条数百年来一直叫“黑人街”的道路，如今挂着的却是“灵魂街”的路牌。
据埃科卡介绍，这里曾是这座城市非洲裔群体聚居的中心之一。许多家庭在这里生活，并在几代人之间建立起共同体。“没有任何标识提醒人们这一点。抹除也发生在城市空间里，发生在地名上，发生在我们决定保留什么、不保留什么的过程中。”埃科卡说。
他说：“之所以漠不关心，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否认黑人对这个国家自身形成所作出的贡献。”在他看来，这与西班牙试图更接近“白人欧洲”的自我定位有关。“之所以漠不关心，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否认黑人对这个国家自身形成所作出的贡献。”
这种叙事上的排除，对当下有着非常具体的影响。“我一直了解我家来自拉曼恰的那一支，但对非洲那一支却几乎一无所知。”在瓦伦西亚一处导览停靠点，非洲裔瓦伦西亚教师埃丝特·埃霍梅这样说。她的第一个姓氏是加西亚。“我出生在这座城市，可我一生都在感受自己的身体被当作外来者。”她的感受与埃科卡相呼应。
在埃霍梅看来，问题出在叙事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比如在《世界艺术史》里，非洲根本不存在。那就不是世界史，而只是西方史。但伊比利亚半岛上一直都有黑人存在。”
他说：“1490年至1520年间，到达这里的被奴役非洲人，比同期整个美洲接收的还要多。”他还援引历史学家维森塔·科尔特斯的研究指出，大约在1500年前后，瓦伦西亚每3名商人中，就有1人从事被奴役人口买卖。当时，这座城市是伊比利亚半岛人口最多的城市。
他接着说，在某些时期，城市中大约14%的人口处于被奴役状态，其中约一半是黑人。“你不可能看不见他们。他们无处不在。”这些人活跃在贵族家庭、手工业作坊、城市商业和公共空间中。
皮克拉斯还特别强调，应当打破如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种联想。他说：“直到15世纪和16世纪初，奴隶制都还没有被种族化。”他解释说，数个世纪以来，被奴役者并非主要是黑人，而更多来自“高加索地区”或今天保加利亚、希腊所在的区域。
转折发生在15世纪末之后。随着从非洲大规模获取人口的成本下降，整个制度也随之改变。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奴役者”与“黑人”之间的对应关系逐渐固定下来。皮克拉斯指出，这种联结带来了长期影响。
但档案记录的并不只有买卖和人口统计，也包括互助网络和共同体组织。距离瓦伦西亚中央市场几分钟路程、今天的圣奥古斯丁广场一带，曾有“仁慈圣母黑人兄弟会”。据埃科卡介绍，这个兄弟会成立于1472年，由40名获得自由的黑人男子创立。
档案中还记载了乌尔索拉的案例。她是一名被奴役的黑人女性，曾遭主人弗朗塞斯克·马丁内斯残酷殴打。兄弟会收留了她，为她疗伤，把施暴者告上法庭，并筹集了为她赎身所需的钱。
这样的故事，打破了人们常常赋予被奴役者的被动形象。埃霍梅强调：“她们并非毫无行动能力。当时有互助结构，甚至还有一种叫‘穷人代理人’的角色，类似公设辩护人，可以帮助他们举报虐待或合同违约。”“当下的种族主义，正是建立在对这个国家黑人历史存在的抹除之上。”
还有胡安·德·帕雷哈。他是一名画家，也曾是被奴役者，曾在委拉斯开兹的画坊工作，后来发展出自己的职业生涯。
非洲裔意识组织活动人士耶松·加西亚·洛佩斯说：“当下的种族主义，正是建立在对这个国家黑人历史存在的抹除之上。”他也是“黑色马德里”项目的组织者之一。这是一条设在西班牙首都、与瓦伦西亚类似的城市路线。
他表示：“这个国家一直试图投射出一种单一而白人的形象，否认自身历史上的多样性。”
埃科卡这样总结：“目光变了，城市也就不再是原来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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