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

我叫李向东，河南人，今年三十六。要说我这辈子干过最离谱的事，就是在迪拜跑出租的时候，娶了两个伊朗姐妹。

这事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像编的，但老天爷作证，每一件都是真的。

二零一九年，我在迪拜跑出租的第三年。这行当说起来不体面，但挣得还行。迪拜这个地方，有钱人是真有钱，穷人是真穷。我属于后者，但在富人堆里讨生活，有时候也能撞上大运。

那天我在棕榈岛的亚特兰蒂斯酒店门口等客，上来两个女的，裹着头巾，露着两双大眼睛，一看就是伊朗人。她们英语说得磕磕绊绊，比划了半天我才明白，要去International City。

我开了五年出租车，什么乘客都见过，但那天就是不对劲。一路上我透过后视镜看了她们好几眼，不是因为好看——虽然确实好看——是因为她们在后座哭。

两个人都不出声，就那么默默地掉眼泪。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见不得女的哭。我拿了两瓶水递过去，用我半生不熟的英语问了一句：“你们还好吗？”

妹妹接过水，姐姐摇了摇头。

后来我才知道，她们是被家里人从德黑兰赶出来的。说是不听话，父亲要把姐姐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姐姐不肯，连夜带着妹妹跑了，辗转到了迪拜，身上就剩几百美金。在迪拜举目无亲，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在酒店大堂坐了一整夜，不知道该去哪。

我把她们拉到了一个便宜旅馆，帮她们付了三天的房钱。姐姐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几遍thank you，眼睛里的眼泪跟断了线似的往下掉。

我当时想的是，算了，就当积德了。

谁想到这一积德，把自己后半辈子都搭进去了。

后来的事说起来很绕。她们在迪拜待了下来，姐姐叫法蒂玛，妹妹叫扎赫拉，姐姐比我小一岁，妹妹比我小三岁。法蒂玛在一家伊朗人开的裁缝店找到了工作，扎赫拉去了一家美容院。两个人租了一个小隔间，日子勉强过得下去。

我偶尔会去找她们，带点水果，或者开车带她们去采购。一来二去就熟了。法蒂玛英语进步很快，半年后已经能跟我无障碍交流了。她跟我说，在伊朗，女人就像笼子里的鸟，她想飞出来，但外面的世界又太大了，她害怕。

我说：“你怕啥？你不是有我吗？”

她看着我，那双大眼睛里映着迪拜夜晚的霓虹灯，亮得不像话。

我们是在二零二零年夏天在一起的。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白，就是有一天我收工去找她，她给我煮了一锅米饭，上面盖着藏红花鸡肉，是伊朗人的做法。我吃的时候她就在旁边看着，我说你看啥，她说你看你吃饭的样子，跟我爸一模一样。

我说：“你这算是夸我吗？”

她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纹路像弯月。

扎赫拉对我们的事没意见，但她提了一个让我差点把米饭喷出来的建议。

她说：“我姐一个人嫁给你我不放心，我来看着她。”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法蒂玛也以为她在开玩笑。

但扎赫拉是认真的。

这个姑娘跟她姐姐不一样，她外柔内刚，看着温温柔柔的，骨子里比谁都倔。她说她们在伊朗本来就是姐妹共侍一夫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而且她不想跟姐姐分开，在这个世界上她们只有彼此了。

我傻了三天。

三天后，法蒂玛来找我，说：“你愿意的话，就一起吧。”

我后来想过很多次，我到底为什么会答应。是因为喜欢法蒂玛，舍不得放手？是因为扎赫拉也好看？是因为在迪拜那种地方，寂寞久了，什么荒唐事都做得出来？还是因为——我承认——那种被两个女人同时需要的满足感，让一个离过婚的河南出租车司机，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男人？

可能都有。

也可能我就是个混蛋。

我们在迪拜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就我们三个。在一个伊朗老乡家里，按照伊朗的风俗念了经文，法蒂玛和扎赫拉的父亲不在，是那个老乡代行的父权。

那天晚上，扎赫拉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要是对我们不好，我就杀了你。”

她说这话的时候在笑，但她的眼睛里没有笑意。

我信她。

婚后的日子，怎么说呢，比我想象的好，也比我想象的复杂。

好的是，两个媳妇确实比一个媳妇好。不是我贪心，是分工明确。法蒂玛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扎赫拉管账和对外联络。我一个月的工资加小费大概有一万二到一万五迪拉姆，合人民币两万多不到三万，扎赫拉能把每一分钱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复杂的是，她们毕竟是亲姐妹。好的时候好得像一个人，吵架的时候那叫一个天翻地覆。通常是因为我。法蒂玛觉得我对扎赫拉太好了，扎赫拉觉得我偏爱法蒂玛了，我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恨不得把自己劈成两半。

我后来总结出一个经验——永远不要在两个老婆面前说“你比她懂事”这句话，无论对谁说，都是找死。

除了这个，一切都好。我们在迪拜有了一个小小的家，两室一厅，不大，但干净。法蒂玛在阳台上种了薄荷和罗勒，扎赫拉在墙上挂了一幅波斯地毯。周末的时候，三个人坐在一起吃藏红花米饭，看波斯语的电视剧，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她们笑我也笑，她们哭我就递纸巾。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

直到我妈病倒。

二零二四年秋天，老家打来电话，说我妈脑梗住院了。我挂了电话就开始收拾行李，法蒂玛和扎赫拉在旁边站着，谁都没说话。

“我回去一趟，顶多半个月。”我说。

扎赫拉问我：“你还会回来吗？”

我说：“废话，我不回来我去哪？我老婆还在这儿呢。”

扎赫拉没说话，法蒂玛帮我叠衣服，一件一件叠得很整齐，塞进箱子里。她叠到第三件的时候，手开始抖。

我走过去，搂住她：“怎么了？”

她把脸埋在我胸口，闷闷地说了一句波斯语，我没听懂。扎赫拉在旁边翻译：“她说，她怕你走了就不回来了。”

“怎么会？”我说，“我在这儿的家，能去哪？”

法蒂玛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句话，扎赫拉没翻译。但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因为她用英语又说了一遍。

她说：“很多男人都是这样的。走了，就不回来了。我爸爸也是这样。”

我愣住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她提起她的父亲。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抱了她很久，久到她的眼泪把我的衬衫洇湿了一大片。

走的那天，扎赫拉开了那个装钱的铁盒子，给我拿了一沓美金，说：“拿着，路上用。”

我说我有钱。

她说：“你拿着。”

法蒂玛从厨房里拿出一袋东西，是我爱吃的伊朗馕饼，她说她早上刚烤的，让我带上。

我接过馕饼，看着这两个女人，鼻子忽然酸了。

“等我半个月。”我说，“最多半个月。”

法蒂玛点了点头。

扎赫拉没点头，她看着我，忽然笑了，那种笑不是她平时那种带着刺的笑，而是很软很软的笑，像个小孩。

“李向东。”她叫我的全名，这是她第一次叫我的全名。

“啊？”

“你要是敢不回来，我就去河南找你。”

回到河南，我妈的情况比我想的严重。脑梗引发的偏瘫，整个左边身子不能动了，说话也说不利索，看见我就掉眼泪，嘴里含混地喊着我的小名。

我爸去世五年了，家里就我妈一个人。哥哥在南方打工，嫂子不让回来。姐姐嫁到了隔壁县，自己家里也一堆事。我这一走好几年，我妈一个人在老房子里，要不是邻居发现的及时，这条命就没了。

我在医院守了七天，没怎么合眼，胡子拉碴，瘦了七八斤。我妈的病情稳定了一些，医生说后续要长期康复，最好有人贴身照顾。

我给扎赫拉发了个消息，说情况有变，可能要多待几天。她回了一个“嗯”，一个笑脸，没有多问。

这场马拉松，我跑了将近三个星期，每天都在后悔当初不该出国，不该把老人家一个人留在家里。

二十三天的那个晚上，法蒂玛给我发了条语音。她说话的时候在哭，说了很多，我大概听懂了一半。大意是说，她和扎赫拉都很想我，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回去。

我能怎么回？我只能说快了快了，等我妈再稳定一点。

又过了一周。法蒂玛的语音越来越短，扎赫拉的文字消息从每天几十条变成几条。到我回国满一个月的时候，扎赫拉发来了一行字：“照顾好你妈妈，别担心我们。”

我以为这是安慰。

我不知道，这是告别。

第二十四天，我妈能下地站一会儿了。那天下午她睡着以后，我订了第二天的机票，给扎赫拉发了消息：“明天到。”

没有回复。

我打语音，没人接。

打法蒂玛的电话，关机。

我心里开始发慌。那个晚上我几乎没有睡，翻来覆去地想各种可能。她们出事了？被遣返了？扎赫拉跟我赌气？

飞机落地迪拜的时候是凌晨四点。我顾不上倒时差，打了辆车直奔International City。

钥匙还在，门锁没换。

我转动钥匙的时候，心跳得比飞机降落还快。

门开了。

我当场傻眼了。

客厅里空空荡荡。法蒂玛的薄荷和罗勒不见了，墙上的波斯地毯不见了，厨房里扎赫拉那套心爱的藏红花盘子不见了，就连沙发都给我搬走了，客厅空了。

我冲进卧室。

衣柜开着，里面什么都不剩。法蒂玛的裙子，扎赫拉的头巾，我留在迪拜的几件换洗衣服，全没了。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信封。

我拿起来，手在发抖。信封里装着一张纸和一沓美金。纸上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几行字。字迹是法蒂玛的，她学写过几个汉字，但写得很吃力。

“李，我们走了。对不起。回伊朗了。爸爸生病了，我们要回家。谢谢你给我们幸福。钱是剩下的房租，你拿好。不要找我们。祝你妈妈健康。”

纸的最下面，是波斯语的一行小字。我不认识波斯语，但我认得那几个阿拉伯数字拼起来的形状——那是法蒂玛和扎赫拉两个人的签名。

我拿着那张纸，在那间空房子里站了很久。

窗外的迪拜天亮了，阳光从没拉窗帘的窗户涌进来，照在空荡荡的地板上，照在那张孤零零的床头柜上，照在我手里的那沓美金和美金的波斯语签名上。

我把那张纸贴在胸口上，像法蒂玛当年把脸贴在我胸口上一样。

“你要是敢不回来，我就去河南找你。”

扎赫拉说过这句话。

她说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