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老公四年一直没有怀孕，有次梦到去世的婆婆，抱着个孩子给我|二嫂|大勇|婆婆|怀孕|被子

梦里不知身是客

我又梦到婆婆了。

不是第一次。她走后的这两年，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在我梦里。有时候是在老家的厨房里，围着那条蓝底白花的围裙，往灶膛里添柴火；有时候是坐在院子的藤椅上，眯着眼睛晒太阳，手里永远在织着什么——毛衣、鞋套、小帽子，她手就没闲过。梦里的她从来不说话，只是笑，那种温和的、带着点心疼的笑，好像在说：“孩子，你受苦了。”

但昨晚的梦不一样。

梦里我在一个很大的雾里走着，四周什么都看不清，脚下是软绵绵的，像踩在棉花上。我走了很久，走得腿都软了，忽然雾散了一些，前面出现一个人影。是婆婆，穿着她最喜欢的那件枣红色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站在一棵大树下面。

她看着我笑，和往常一样。

然后我低下头，看见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那孩子很小，小到像一团刚出炉的发面，白白软软的，被包在一床碎花小被子里，只露出一张脸。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梦里看得那么清楚——那个孩子的眉眼、鼻梁、嘴唇，甚至额头上细细的绒毛，都清清楚楚，像有人拿极细的毛笔一笔一笔画上去的。

婆婆朝我走过来，步子很慢，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好像怕颠着怀里的孩子。走到我跟前，她微微侧过身，把孩子朝我的方向递了递，让我看。

我伸出手想去接，真的伸出手了，在梦里我的手是有感觉的，指尖碰触到那床碎花被子的棉布，软塌塌的，还带着温度。但我没有接到，因为在碰到被子的一瞬间，孩子的脸忽然模糊了，像一幅洇了水的画，所有的线条都散开，什么都看不清了。

我想再凑近一点，脚却动不了。

我急得想喊，嗓子眼像被什么堵住了，一个声音都发不出来。我只看见婆婆还是那样笑着，抱着孩子，一步一步往后退，退进浓雾里，枣红色的棉袄一点一点被白色吞没，最后消失不见了。

然后我醒了。

枕头是湿的，脸上凉飕飕的。我抬手一摸，全是眼泪。

大勇还睡着，打着轻微的鼾，一条胳膊搭在我腰上，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我没有推开他，就那么躺着，睁着眼睛看天花板，把那场梦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回放，每一帧都放得很慢很慢。

婆婆怀里的那个孩子，我看不清了。醒了就彻底看不清了，越努力去回想，那张脸就越模糊，像是隔着毛玻璃看东西，只有一个白乎乎的轮廓。

但我清楚地记得一件事——那个孩子的额头上，有一颗小小的红痣。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无声地哭了很久。

四年了。

我嫁进这个家，四年了。

四年前的那个秋天，大勇用一辆扎着红绸子的面包车把我从娘家接走。我们那里不兴什么豪车车队，一辆车就够，大勇的姑父开车，大勇坐在副驾驶，我穿一身红嫁衣坐在后座，怀里抱着一面镜子和两棵系了红绳的葱。车子颠簸着开过村口的土路，鞭炮在车后面噼里啪啦地炸，我妈站在大门口抹眼泪，我爹背着手站在她身后，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他的烟抽得比平时凶得多。

婚礼是在村里办的，流水席，大勇家院子里搭了帆布棚，请了乡厨，杀了三头猪。亲戚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院子里坐满了人，喝白酒的喝白酒，划拳的划拳，热闹得把屋顶都要掀翻了。

婆婆那天也高兴，里里外外地忙活，端菜递酒招呼客人，脸上的笑就没落下去过。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对襟棉袄——不是买的，是她自己扯了布做的，领口的盘扣是她花了两个晚上一粒一粒盘出来的，精致得不像手工活。我喊了一声妈，她哎哎地应着，嘴上说：“好好好，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

晚上闹洞房的人散尽，我和大勇坐在新铺的红被面上，听着窗外秋虫的叫声，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三年恋爱，终于修成正果，好像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又好像什么都不用说了。大勇攥着我的手，他的手大，粗糙，常年握方向盘磨出来的茧子硌着我的手心，但很暖和。

“以后你就安心在家，”他说，“我跑车挣钱，你把家管好就行。”

我说好。

我是真的想把这个家管好。

刚嫁过去的那几个月，我使出浑身解数当一个好媳妇。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做饭，婆婆说不用这么早，我说习惯了，其实我在娘家从来不起这么早。抢着洗碗洗衣服，把院子扫得一根草屑都没有，喂鸡喂鸭喂猪，一样不落。邻居婶子来串门，看见我蹲在院子里搓衣服，回头就跟婆婆说：“你这儿媳妇娶着了，勤快。”

婆婆嘴上没说什么，但她看我的眼神慢慢变了，不是因为满意，而是因为——我在她眼里，从一个“新人”变成了一个“自家人”。自家人是不用天天端着客气的，自家人是可以把不好听的话说在脸上的。

第一个转变发生在婚后三个月。

那天大勇的姑姑来家里吃饭，饭桌上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孩子的事。姑姑一边啃鸡爪子一边说：“大勇不小了，你们赶紧要一个，趁你妈还年轻能帮你们带。”

我没接话，低头扒饭。大勇在旁边嘿嘿笑，说：“要要要，在要了。”

姑姑又说：“现在的年轻人，不肯生，一个个的都不肯生。我跟你讲，孩子还是早生好，趁年轻身体好——”

“姑姑，我们知道的。”我笑着打断了姑姑的话，语气尽量保持平和，但脸上的笑有点挂不住了。

婆婆那时候正在夹菜，筷子顿了一下，也没说什么。

那顿饭吃完，我帮着收拾碗筷，婆婆在灶房里刷锅，忽然冒出一句：“你那个……还正常吧？”

我一愣。

“就是——你身上，准不准？”

我反应过来了。她说的是月事。

那种被人在暗处观察了很久的、忽然摊开来问的感觉，让我整个人像被剥了衣服一样难堪。我僵在那里，手里攥着抹布，半天才挤出一个字：“准。”

婆婆“哦”了一声，没再问了，继续刷锅。铁锅被她刷得哗啦哗啦响，那些声音在灶房里回荡，像是某种我听不懂的、却知道不是好话的语言。

那之后，孩子这件事就像一根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碰一下，不深，但扎得人心里发紧。

大勇的表妹生了，婆婆回来跟我说：“丽丽生了个闺女，七斤六两。”

大勇的堂嫂怀二胎了，婆婆回来跟我说：“你二嫂又怀上了，三个月了，查了，说是儿子。”

大勇的发小结婚，酒席上婆婆和人家新媳妇坐一桌，回来跟我描述：“小红她媳妇肚子都显了，才结婚五个月，显了。”

每一句话都是陈述句，没有问号，没有感叹号，就是平平淡淡地告诉你这么一个事。但陈述句才是最让人难受的，因为问号你还能回答，感叹号你还能附和，陈述句呢？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听着，咽下去，然后假装什么事都没有。

结婚一周年那天，大勇收车回来得晚，带了一束花，红玫瑰，十块钱三朵的那种。我在村口等了他很久，看到他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脏兮兮的手上捏着那束花，笑得像个傻子，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哭出来。

我们去镇上的小饭店吃了一顿饭，花了八十多块钱。吃饭的时候大勇喝了两杯酒，忽然说了句：“要不，咱们去看看？”

“看什么？”

“就是……看看为什么还没有。”

我知道他说的“看看”是什么意思。镇上有一个老中医，据说专治不孕不育，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他。但我听说的不只是他的医术，还有那些治病的法子——喝苦药汤子只是最轻的，还有艾灸、熏蒸、灌肠，光听着就让人头皮发麻。

我说：“再等等吧，才一年，急什么。”

大勇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把剩下的半杯酒一口闷了。

那天晚上回家，我发现抽屉里那包卫生巾还是上个月拆开的那一包，一片都没少。我算了一下日子，月事已经过了十几天了。不是第一次了，这一年里我的月事从来没有准过，有时候早几天，有时候晚十几天，有时候来得汹涌，有时候淅淅沥沥地走了七八天还拖拖拉拉。

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但我不敢去医院，不敢查，不敢面对任何一种“有问题”的可能。

第二年，大勇的生意好了一些，赊了一辆新的小货车，从跑短途变成了跑长途，有时候出门一两天才回来。我一个人在家，跟婆婆大眼瞪小眼。家里的鸡鸭猪狗都有人伺候了，地里的活也不用我插手，我每天最大的“工作”就是等大勇回来。

等得久了，人就容易胡思乱想。

我开始在网上查各种东西。查“备孕一年没怀上怎么办”，查“月经不调会不会影响怀孕”，查“吃什么能助孕”。查着查着就查到了各种偏方——黑豆煮水喝、红糖姜茶、艾叶泡脚、维生素E、天喜丸、鹿胎膏。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一样一样地试，黑豆煮水喝了三个月，喝到最后闻到那个味道就想吐；艾叶泡脚每天坚持，泡到脚底板发黑；鹿胎膏是在网上买的，贵得要死，小小一罐三百多块钱，味道腥得能把人送走，我捏着鼻子一天三顿地吞，边吞边干呕。

大勇看我折腾得厉害，有一次实在是忍不住了，说：“你这样不行，还是去看看吧。”

我没理他。我不是不想去看，是怕。我怕医生告诉我哪里不对劲，怕医生说“你怀不上”，怕那些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以后就变成事实了，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现在我宁愿不知道，宁愿相信只是时候未到，宁愿骗自己说“缘分还没来”。

第三年，婆婆的脸色开始变了。

不，不是那种恶狠狠的变，婆婆不是那种人。她不会骂我，不会指桑骂槐，不会像有些恶婆婆那样把“不下蛋的母鸡”挂在嘴边。她是用一种让人没法发火的方式，慢慢地把那根刺扎得更深。

比如说，她开始整理家里的旧东西。

有一天下午，我在屋里睡午觉，她在我隔壁的房间翻箱倒柜，弄出了很大的动静。我过去看，发现她把几个樟木箱子都打开了，里面装的全是旧衣服——有大勇小时候的、大勇姐姐的、甚至还有公公婆婆年轻时候的。

“妈，你找什么呢？”

婆婆头都没抬，一边翻一边说：“找点旧布，做尿垫子。”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尿垫子？”

“给小孩子用的那种，垫在下面，尿了换着方便。”她说着从箱底抽出一块旧棉布，对着窗户看了看，自言自语道，“这块好，这块软和，做尿垫子正好。”

她翻出来的那块布是淡蓝色的，洗得发白，边角有些磨损，但布料确实很软，是那种老式的棉布，摸上去像摸着潮了的云。

她就那么抱着那块布，坐在樟木箱子旁边，一剪刀一剪刀地剪，剪成一块一块的方形，然后开始穿针引线，缝边。她缝得很慢，一针一针的，针脚又密又匀，像她这个人一样，不急不躁，但谁也拦不住。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在下午的光线里缝那些尿垫子，缝了一会儿停下来，举起针在头发上划两下，再继续缝。那个画面太安静了，安静到每一个细节都像刀刻的一样，刻在我脑子里。

她缝了大概有十几块，摞起来整整齐齐的，放到柜子里。

走之前她说了一句：“闲着也是闲着，提前准备好。”

语气稀松平常，和她说“今天买了二斤豆腐”一模一样。

那天晚上大勇回来，我头一次跟他说了重话。我说：“你妈在家做尿垫子你知不知道？”

大勇正在脱鞋，听我说完，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脱鞋，说：“我明天跟她说说。”

“你跟她说什么？说她儿媳妇怀不上，让她别做这些没用的了？”

“你看你这话说的——”大勇皱了皱眉，“她也是好心。”

好心。

我心里有一万句话想怼回去，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因为他说得对，婆婆确实是好心，她没有恶意，她甚至可能真的只是闲着没事干缝了几块布而已。但一个没有恶意的动作，也可以像钝刀子割肉一样，一下一下地磨，血不出来，但肉在烂。

那段时间我瘦了很多，瘦到锁骨下面凹进去两个坑，裤腰松了一大截。我妈来看我，一进门就盯着我看了半天，眼眶红了，嘴上却说：“瘦点好看。”

她走的时候偷偷塞给我一个红包，我不肯要，她硬塞到我口袋里，攥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隔墙有耳：“妈给你攒了点钱，你拿着，去大医院看看，别怕。”

她的手攥得我指节发疼。我想说我没怕，但话到嘴边全是谎话，咽了回去。

第三年年底，我终于去了县医院。

大勇陪我去的。那天他特意没出车，起了个大早，开着车带我走了四十分钟的山路。我坐在副驾驶，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手指把包带攥得紧紧的，掌心全是汗。大勇一只手开着车，另一只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什么话都没说，但那只手的温度把我从发抖的边缘拉了回来。

县医院的妇产科在新楼的四楼，走廊里坐满了人，大肚子的、抱着孩子的、搀着老婆的，什么样的都有。我们挂的是专家号，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轮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腿都是软的。

诊室不大，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圆脸，戴眼镜，说话很快，但不凶。她问了我一堆问题——多大年纪了、结婚几年了、月事准不准、周期多少天、痛不痛经、以前怀过没有。我一项一项地回答，答到“以前怀过没有”的时候，我的声音小到连自己都听不清。

“没有，”我说，“一次都没有。”

医生在病历本上写了点什么，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大勇，说：“先做个B超吧，男女都做。”

那是大勇第一次被要求做检查。他愣了一下，脸色有点不自在。我知道他不自在什么，在我们那个地方，生不出孩子永远是女人的事，从来没有人想过要男人去查。传宗接代这件事压在女人身上，压了几千年，压成了天经地义——地是你种的，地不长庄稼，不赖地赖谁？

大勇没说什么，去交了钱，去抽了血，去做了一切医生让做的事。回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刚打了一场败仗，闷闷地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两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看着地板发呆。

B超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看了我的报告，又看了看我，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重新戴上。

“你子宫形态有点异常，”她说，把报告转过来给我看，“看到这里没有？弓形子宫，先天性的。不算很严重，但是这个形态会影响受精卵着床，所以比较难怀上。”

弓形子宫。

四个字，像四块砖头，一块一块地砸在我脑门上。

我坐在那里，盯着那张黑白色的B超单子，上面有我的子宫的影像，灰灰白白的一片，我什么都看不懂，但我知道那里面有个东西是“异常”的，那个异常的东西就是我不能当妈的原因。眼泪开始往下掉，没有声音，就是往下掉，一滴一滴地砸在报告单上，把那些字洇得模糊了。

大勇在旁边站起来了，问医生：“这个能治吗？有没有办法？”

医生说可以，说有一种宫腔镜的手术可以做，把多余的纵隔切掉，改善子宫的形态，提高受孕的几率。但她又补了一句：“也不是百分百就能怀上，这个手术只是改善条件，不是保证。”

大勇说：“做。”

我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医生说手术的费用、住院的时间、术后恢复的注意事项，大勇一项一项地用手机记，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只听见自己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反复回响：你子宫畸形，你先天就不行，你天生就不会生孩子。

那天回家以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有吃晚饭。婆婆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敲门，走了。大勇端了一碗面进来，放在床头柜上，面坨了他又端出去，过了一会儿端了一碗新的进来。

他坐在床边，伸手想抱我，我没让他抱。

不是生他的气，是生自己的气。

气到觉得浑身都脏。

手术是在春节后做的。腊月里我一个人待着，哪儿也没去，娘家也没回。大勇那年跑车跑得格外勤快，说是要多挣点钱，过了年做手术要花不少。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家里只炒了两个菜，冷冷清清的。婆婆往灶王爷的画像前摆了几块灶糖，嘴里念念有词，无非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之类的话。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为我祈祷，也许有，也许没有。

过年那天，我们一家三个人坐在桌上吃了顿年夜饭。婆婆做了一大桌子菜——红烧肉、腊鱼、炸圆子、藕夹、排骨莲藕汤，还有我喜欢的糖醋排骨。她往年舍不得买排骨，那年特意多买了几根。饭桌上她给我夹了块排骨，说了句：“多吃点，吃胖点。”

大勇在旁边接话：“妈，她身体没事的，做了手术就好了。”

婆婆没接话，夹了一口菜，嚼了很久。

我忽然想起来，从我进门到现在，婆婆从来没有亲口问过我一句关于生孩子的事。她会说“丽丽生了个闺女”，会说“二嫂怀了儿子”，但她从来不会说“你怎么还没怀上”。她只会缝尿垫子，只会翻箱子找旧布，只会做那些看似无关的动作。

也许她比我还怕，怕把这句话问出来，就变成真的了。

手术是三月初做的。

宫腔镜手术，全麻，前后住了四天院。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反而平静了，躺在窄窄的手术床上，头顶是无影灯，亮得刺眼。麻醉师往我手背上扎针，扎的时候疼了一下，然后一股凉意顺着血管往上升，头顶的灯开始转，越转越快，快成一个白色的光圈，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再醒过来的时候是在病房里，大勇坐在床边，眼眶红红的，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从战场上捡回命来的人。我开口第一句话问的是：“切完了？”

“切完了，”他说，声音有点哑，“医生说要恢复一段时间，两个月以后就可以备孕了。”

我点了点头，又闭上了眼睛。麻醉还没完全退干净，脑子像泡在浆糊里，糊里糊涂的，但我一直在心里默念着一句话：两个月就好了，两个月以后就能怀上了。

两个月，六十天。

我开始数日子。

做完手术之后的那个春天和夏天，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魔幻的一段时光。

我严格遵照医嘱，吃好睡好不熬夜不劳累，每天喝豆浆吃维生素，月事走了以后就开始测排卵。那些排卵试纸我买了几百条，两块钱一条，每天测，测完一条一条地贴在笔记本上，像收集邮票一样。测到强阳的那两天，我就给大勇打电话，不管他在哪里跑车，都要他回来。

大勇也配合，多远都回来。有一次他在湖南那边装货，接到我电话连夜开了六个多小时的车赶回来，到家都凌晨两点多了。婆婆被汽车的声音吵醒了，披着衣服出来看，看到大勇风尘仆仆地站在院子里，什么都没说，转身回了屋。

那个秋天和冬天，我和大勇像是回到了刚恋爱那会儿，充满了某种紧张兮兮的热切。每一次同房都像是一次考试，考完以后还要等十几天才能看到成绩——那条验孕棒上的红杠，是一条还是两条，决定了接下来几十天的心情。

可惜，成绩从来没有及格过。

手术后的第六个月，还是没有。

第九个月，还是没有。

第十二个月，我坐在厕所的马桶上，盯着手里那条刺眼的白板，看了整整五分钟，然后把它掰成两截，扔进了垃圾桶。

那天晚上我吃了很多。大勇带了一袋子卤菜回来，猪蹄、鸡爪、花生米，还有几瓶啤酒。我吃了很多，喝了很多，喝到最后看着那个空啤酒罐傻笑，笑着笑着就开始哭，哭着哭着就开始吐。大勇抱着我的头，让我吐在地上，说没事没事，吐出来就好了。

吐完以后我靠在他肩膀上，喃喃地说了一句：“要是妈还在就好了。”

我说的“妈”，是婆婆。

大勇的手僵了一下。

婆婆走了快两年了。她是前年冬天走的，脑溢血，在灶房里做早饭的时候倒下去的，送到医院人就不行了，前后不到三个小时。大勇接到电话从外地赶回来，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她走之前那个晚上，我正好梦到她了。梦里的她在院子里晒被子，把被子抖得蓬蓬松松的，阳光照在被面上，亮得晃眼。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笑着说：“被子晒好了，晚上盖着暖和。”

第二天早上我跟我妈通电话的时候还说这个梦来着，说婆婆对我真好，做梦都在给我晒被子。

挂了电话不到两个小时，大勇的电话就来了。

他很少哭的一个人，电话那头的声音像被人掐住了脖子，断断续续的：“妈……妈没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句话的声音，那不是大勇的声音，那是一个孩子的、被什么东西撕碎了的声音。

婆婆的葬礼办了三天，吹唢呐的、念经的、哭丧的，闹哄哄的。我穿着孝服跪在灵堂前天，来来往往的亲戚们拉着我的手说“节哀”，我的眼泪流了干、干了流，不是因为伤心——当然伤心——更多是因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堵在那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婆婆走得太突然了。突然到我还没有来得及成为她期望的那个样子，她就走了。她没有等到我怀孕的消息，没有等到抱上孙子或者孙女，没有等到她缝的那些尿垫子真正派上用场的那一天。

那些尿垫子，婆婆缝的十几块尿垫子，她走以后我翻出来了，摞得整整齐齐的，压在樟木箱底。我一块一块地摸过去，软和的棉布贴着我的掌心，那种触感像极了梦里我去接那个孩子时指尖碰到的碎花被子。一样的柔软，一样的带着温度。

婆婆走后的这些日子，我时常想起她。不是刻意地想，是那种不经意间的、像呼吸一样自然的想念。洗衣服的时候想起她说过“领口最脏要多搓搓”，做饭的时候想起她说过“炒青菜要大火快炒才脆”，收拾屋子的时候想起她说过“东西用完了随手放回原处下次好找”。她的话像一种背景音，嘀嘀咕咕地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播放了两年了，从来没停过。

而昨晚那个梦，是我第一次在梦里清清楚楚地看到她递给我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的额头上，有一颗小小的红痣。

今天一大早，大勇还在刷牙，泡沫涂了满嘴，我就站在卫生间门口，跟他说了昨晚的梦。

“……她就抱着那个孩子给我看，我伸手去接，没接住。然后我就醒了。枕头都哭湿了。”

我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像在讲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但说到最后声音还是抖了。大勇从镜子里看着我，牙刷含在嘴里，没动。过了几秒钟他把牙刷拿出来，转过头来看着我，牙膏沫顺着嘴角往下淌，他也不擦。

“你说那个孩子额头上有个红痣？”

“嗯。”

大勇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把牙刷放下，用毛巾擦了擦嘴，走过来，站在我面前。他比我高一个头，我得仰着脸看他。他看了我很久，久到我觉得他是不是不认识我了。

然后他说：“我妈额头上就有一颗红痣。”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

“我见过。她生前我不小心看到的，在她左边额角，头发遮着，平时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