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观鸟圈，自然之友野鸟会几乎无人不晓。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中国大陆首个民间观鸟组织自成立起，就得到了一位资深动物保护专家的默默引领——几乎每场讲座、每次观鸟活动的背后，都有他的身影。而被鸟友们奉为观鸟“绿宝书”的《北京野鸟图鉴》，正是由这位专家带领自然之友会员们逐篇分工写作、逐张遴选图片，“手搓”而成。如今这本书已迭代至第三代。
这位三十年来始终站在野鸟会幕后、从未离开的关键人物，就是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的高武老师。我们的对话，便从他与自然之友的结缘开始。
采访&撰稿/云轻
受访人/高武老师
图片提供/自然之友野鸟会
*以下文字根据高武老师访谈实录整理编辑
中国内地第一次公众观鸟活动
自然之友：
高老师您好！谢谢您在自然之友野鸟会成立30周年之际接受我们的访谈。30年前，观鸟对国人来说还是个新鲜事，您是在什么情境下加入了野鸟会的前身——观鸟组呢？
高武老师
关于这件事，汪永晨（编者注：自然之友前会员理事、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在回忆录中有清晰的记述。1996年，汪永晨赴美国参加科学考察，发现美国有很多人观鸟。她了解到，观鸟不仅有益于身心健康，也是很有价值的科普活动，非常适合由公益组织开展。回国后，她向自然之友创始会长梁从诫先生提出成立观鸟组的建议，得到了梁先生的大力支持。梁先生表示，这项工作需要由具备生物学背景的人牵头，自然之友会员靳旭就推荐了我。这年9月10日，梁先生、汪永晨与靳旭来到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办公室，与我面谈此事。那时，我也知道并加入了自然之友，我至今仍保存着当年加入自然之友的会员通知。
建立联系后，靳旭、汪永晨与我一同商议如何开展活动。靳旭提出举办一次鸟类知识讲座。9月29日，我们在首都师范大学教四楼120阶梯教室举办了讲座，有百余人参加。讲座结束后，大家还参观了生物系标本室。这是观鸟组的第一次活动。
不久后的10月5日，观鸟组组织了第一次野外观鸟活动，地点选在京西鹫峰，这次活动也标志着野鸟会（观鸟组）正式成立。那天下着雨，大家分乘两辆大轿车到达鹫峰时，雨还没停。鹫峰那里有一处林业大学的教学基地，我便向负责人借了一间教室。大家下车后进了教室，我给他们讲解一些鸟类知识，比如鸟是如何筑巢的。
讲着讲着，雨停了。大家走出教室一看，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了。天上鹰在飞、鸟在叫，一片欢腾。观鸟组的第一次野外观鸟活动，大家的感受都非常好。这不仅是内地第一次公众观鸟活动，也标志着国内第一个民间观鸟团体——自然之友观鸟组的正式成立。活动后，汪永晨很快制作了一期《午间半小时》节目。此后，我们便开始举办鸟类知识讲座，组织大家去野外观鸟。
自然之友野鸟会成立早期高武老师带领公众观鸟
“大家的兴趣大于困难，都干得特别开心”
自然之友：
30年前的通讯和交通都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当时观鸟组是怎么组织活动的？
高武老师
那时候开展活动确实比较麻烦。首先是通讯远不如现在便利，没有手机，组织、联络主要靠人传人。比如我发起一项活动，要先联系四五个小组长，再由每位小组长分别联系各自组员，这样便能联络上几十人。最初的讲座与野外观鸟活动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组织的。
其次是外出活动需要租车。那时租车主要靠朋友关系——谁有朋友在单位当司机，周末单位不用车，我们就去租那家单位的车，给司机一些补助。
有一年初春，我们去密云不老屯观鸟，山路弯弯曲曲的。下山时发现前方出了状况：一辆拖拉机撞了一辆小面包车。我们的车从后面开过来，刹不住车了，只好蹭着山体减速，但还是把前面事故车的风挡玻璃碰碎了。所幸大家都没有受伤。最后几位小组长一起出钱，赔偿了对方的修车费。我们自己的车也有损伤，修车的钱同样是大家凑的。
那时候没有保险，很多条件也不具备，全靠大家齐心协力、彼此照应，遇到问题一起想办法解决。几位组长都非常热心，出钱出力，尽心尽力。无论是联系组员、确定活动地点，还是安排车辆，都离不开他们的付出。后来，观鸟组逐步发展起来，制定了小组活动的指导性文件，我们组织活动也越来越规范。
高武老师（右一）带领观鸟活动
自然之友：
那时候观鸟的条件怎么样？
高武老师
那时的条件比较原始、艰苦。有一次我们去河北狼山观鸟，住在老乡家里。吃饭就煮挂面吃，睡觉就挤在农村的土炕上。另一次去洞庭湖观鸟，住在当地的保护站，条件很有限，大家就睡在桌子上、凳子上、地上。
那时我们对道路也不熟。有一次走着走着，前面没路了，只有一道一米多宽的沟，下面有两三米深。如果往回走要绕很远。怎么办？我第一个跳了过去——我年纪最大，都能跳过去，其他人也不再犹豫，最后大家都跳了过去。
我们连一台适合观鸟的望远镜都没有，后来梁先生去中国台湾讲学，用他的稿费给大家买了一个单筒望远镜。等到我们编辑的第一本书出版后，又用书的版税买了一台莱卡望远镜。
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对观鸟这件事都抱有相当认真的态度，兴趣远大于困难，干得特别起劲。此外，观鸟组的历届负责人和小组长们都很认真负责，不计较个人得失。
高武老师早期带领公众观鸟活动（图源：丁宁）
自然之友：
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观鸟组野外活动的实际召集人，几乎每次大家都能“满载而归”，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高武老师
这就要回溯我学习观鸟的经历了。我们那个时代的观鸟方式，与现在有很大不同。我在上大学时，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便开始观鸟了。1962年，我们几位课外小组的成员和老师一起前往现在的八一湖一带观鸟。那时候八一湖尚未形成，在昆玉河和永定河的交汇处，河流的两岸种着柳树、大杨树和槐树。我们当时使用的是进口的蔡司望远镜。观鸟时，有时我们觉得鸟的鸣叫声很好听，询问老师是什么鸟，但老师也辨认不出鸟的种类，往往会让我们“打下来”看看。
那时，教学和科学研究都需要将鸟“打”下来，再仔细观察。如果仍不认识，我们就回去查阅书籍。但那时可供参考的书籍很少，资料匮乏，图片几乎没有，只有文字描述。我们只能逐条查阅，大致判断属于哪一类，再进一步确认具体种类。那时的鸟类学习，更多是借助手中的标本进行仔细观察——羽毛的数量、排列都一目了然，有时甚至可以数出某只鸟的初级飞羽是四根还是五根，尾羽是十一根还是十二根。
后来我开始从事动物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教学中经常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实习，常去鹫峰、松山等地。同时，因为首都师范大学地处北京，我们希望多开展一些与北京相关的工作，因此在北京地区的调研活动较多，跑遍了各区县的山山水水，对本地环境较为熟悉。正是基于这种长期积累，我才有能力也愿意带领大家外出观鸟并进行鸟类知识科普。
高武老师在学校开展鸟类科普讲座
一本“绿宝书”，三代人的接力
自然之友：
2001年您主编的《北京野鸟图鉴》出版，这本书几乎每十年迭代一次，2024年已经出到了第三代，被鸟友们誉为观鸟“绿宝书”。您能不能和我们说说第一本书的出书过程？
高武老师
观鸟时非常重要的是要“认鸟”，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观察时才能了解它的形态特征，查阅相关资料更深入地了解它的生态习性等。到了1996年12月，大家越来越需要有一本鸟类图鉴帮助在野外认鸟了。那时候找不到合适的书。我和靳旭商量先摘个照片册子解决急需。我们以香港观鸟会会长送我的《香港及华南鸟类》为基础，选择北京地区能见到的鸟，又在其他书籍、杂志上找合适的照片。有一位来自报社的刘县书照相技术好，按照我们编排好的顺序将图片拍成彩色照片，共87张、400多种鸟，并编有目录，便于查看，分装在3本小相册里方便大家使用。谁需要靳旭就给谁洗印。
后来大家感觉小相册还是不能解决观鸟的需求，决定自己动手编一本比较实用的鸟类图鉴。1998年6月7日，观鸟组的骨干组员开始了编写工作。
编辑这本书时，我们经过仔细考虑，最终决定将书名定为《北京野鸟图鉴》，而不是《北京鸟类图鉴》。这本书主要用于野外观鸟，所以书中收录的鸟类不包括家养的笼养鸟和圈养鸟。
我们称这本书为“教科书式的观鸟手册”。之所以说是“教科书”，是因为每一种鸟的描写都遵循了标准格式，比如“头部”“颈部”“尾部”“初级飞羽”“次级飞羽”等，逐一加以说明。
《北京野鸟图鉴》的编写过程十分不易。当时正值九十年代末，电脑技术还不发达。在内容方面，我主要参考了一部在德国买的由科林·哈里森等著的自然珍藏图鉴丛书《鸟》，同时也参考了其他多部著作。我们召集自然之友的会员共同参与编写，我先做分工，大家再分头查阅资料、撰写内容。
这本书的图片处理最为棘手。书中的一部分图片来源于北京本地的拍摄资料，但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素材。然而，这也带来了版权方面的问题。我们发出了几十封信函，向图片的作者征求许可。最终，有人要求付费，有人不要，绝大多数人并未索取费用。除了照片，书中还采用了很多手绘图片。
第一本书中，吴秀山（编者注：北京动物园高级兽医师、鸟类摄影师）老师的图片使用得尤其多。那时我专程去他家挑选图片，吴老师有一大本反转片，里面全是质量上乘的鸟类照片，他让我随意选用。我选出了一些图片用在书里。这体现了吴老师对我极大的信任。
编纂第二代《北京地区常见野鸟图鉴》时，编写人员发生了变化，参与者多是观鸟经验较为丰富的鸟友。这时数码照片已大量普及，电脑也更为常见，编写工作更加便捷。借鉴第一代书的经验，第二代书更注重从野外观鸟的视角出发，突出鸟类的野外“鉴别性特征”。例如描述喜鹊时重点描述其“黑白两色，腹部有大块白”，而不像第一代书那样侧重于头、颈、尾部等形态特征的描述。
那时我已年过七十，希望这本书能持续更新迭代，就问大家，未来谁能继续带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2024年，李兆楠、王瑞卿、李强等人编著出版了第三代书，即《北京常见野鸟图鉴》。
2024年，高武老师（左二）在第三代绿宝书发布现场
这三本书，大约每十年更新一次，收录的野鸟种类从第一代的215种增加到了第三代的416种。我想，自然之友创作的这部图书可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我希望这项事业持续下去，这是自然之友所做的一项比较有意义、也很成功的事情，是一件好事。
2001-2024年出版的三代“绿宝书”
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良好开端
自然之友：
回顾野鸟会（观鸟组）的30年，有哪些里程碑式的事件，对环境保护影响比较大？
高武老师
2005年反对圆明园铺设防渗膜事件，是自然之友参与的影响较大的事件之一。作为民间机构的代表，自然之友与政府有关部门一同参与讨论和决策过程。当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专门召开了听证会，自然之友观鸟组志愿者付建平在会上做了发言，发言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自然之友观鸟组和植物组在圆明园长期调研所积累的记录和数据，以及施工阶段的变化。圆明园事件非常有意义，可以视为社会公众参与重大环境事件的良好开端。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是自然之友1998年对东方白鹳的救助。当时，顺义林业局在潮白河畔发现了4只东方白鹳。我们赶去现场查看，发现它们身体虚弱，走路晃晃悠悠。
事情的起因是修建彩虹桥导致潮白河上游被截断，下游形成了一个大坑，水流从一处斜坡向外淌出，汇成一条小溪。起初水中尚有鱼可食，后来鱼被吃光了，鸟儿便断了食物来源。面对这种情况，最紧迫的就是为它们提供食物，解决饥饿问题。随后，自然之友发动会员捐款，我和张耳一同前往官园花鸟市场，买了10斤小鱼送了过去。
这件事很快被北京电视台、《北京晨报》等媒体报道，引起了广泛社会关注。自然之友又先后组织了两次捐款，购买了数十斤小鱼，存放在东方白鹳栖息地附近的一口井中，定时捞取投喂，早晚各一次。不到一个月，这几只东方白鹳就恢复得相当不错。临近开春时，它们便随着其他鸟类一起飞走了。
这次对东方白鹳的保护行动，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就地保护案例。此次行动也是民间环保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完成的。
1999年《北京日报》第406期头版刊登了一篇标题为《环保，离我们有多远》的报道，时任记者赵婷记录了当时的两起环保相关事件，其中之一就是1998年自然之友救助东方白鹳。
东方白鹳救助事件相关报道（《北京日报》第406期）
自然之友：
野鸟会（观鸟组）走过了30年，您也经历了好几代志愿者。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的志愿者或观鸟者的故事？
高武老师
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孙大真，她担任组长期间表现尤为出色。大真是卷烟厂的工会负责人，领导能力与组织能力俱佳，责任心很强。她将组织、联络等事务悉数承担下来，极大地减轻了我的事务性负担，使我能够专心致力于观鸟工作，因而对我帮助很大。
除了大真，还有很多热心人参与和支持观鸟组的工作。我们第一次制作鸟类相册时，刘县书很热心，他非常认真地帮我们拍摄照片，拍完后拿给大家看。我们这个观鸟组遇到什么事大家都是齐心合力去干。1998年国庆假期，我们到内蒙古达里诺尔观鸟，租了一辆跑长途客运的大篷车，车子破破烂烂，车箱里上下两层大通铺。车刚开出北京地界，爆胎走不了了。大家下车了解情况，康大虎立刻和司机师傅拿来工具拆卸车轮，动作很快地换上备胎，车子继续前行。像刘县书、康大虎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因为年代久远，有些人我已经记不清名字，但他们的热忱一直让我难忘。
我还对一位年龄最小的观鸟人印象深刻，她是清华大学教授刘冰的女儿刘天天。她父亲带她参加鹫峰观鸟时，天天才上小学二年级。她对鸟类特别感兴趣，无论是听课还是观鸟，总跟在我们后面，不懂就问。后来她考入首师大生物系，并读了研究生，至今依然很喜欢鸟。
野鸟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上
高武老师（右）展示野鸟会的第一面会旗
观鸟的人多了，环境变好了，鸟也多了
自然之友：
您觉得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参加观鸟活动对他个人和周边环境有什么意义？
高武老师
普通公众参与观鸟活动，大家一同高高兴兴地走向户外，欣赏自然风光，观赏鸟儿美丽的身姿与羽毛，可以愉悦心情、开阔心胸。
但随着观鸟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鸟类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为什么在某个地方能够看到某种鸟类？因为那里必然具备适合这种鸟生存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好与坏，显然与人类的活动直接相关。
大家意识到，鸟类对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若环境恶化，它们便会离开。往年频繁到访的鸟，今年不来，明年也不来了。保护环境、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想，观鸟不仅能增长知识，也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当一个人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提高了，他就能带动身边的人，共同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
自然之友野鸟会领队带领公众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观鸟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摄)
自然之友：
您觉得这30年来，北京周边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了吗？
高武老师
我认为现在的状况比上世纪90年代要好得多。一方面，我们国家对环境保护高度重视，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另一方面，如今参与观鸟的公众人数大幅增加，鸟类的种类也明显增多。
北京南郊的南海子（公园）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那里没有水，是一片垃圾场，环境脏乱差。经过整治，如今常年有天鹅、鸿雁等鸟类栖息，生态系统逐渐恢复到了较为正常的状态。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滋泥，这是一条食物链，生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任何一个环节缺失都不行。鸟类能够在南海子栖息生活，说明那里的整个生态系统是平衡的。
自然之友：
今年（2026年），自然之友野鸟会成立30周年，您觉得野鸟会的“传家宝”是什么？
高武老师
野鸟会的传统在于引领公众走进大自然，体会和感受包括鸟类在内的自然之美。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众一旦对鸟类产生了兴趣，进而爱上了鸟，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保护环境、保护鸟类的意识。这正是野鸟会的根本宗旨所在。
此外，野鸟会的一些活动形式——例如带领公众参与鸟类调查——也非常有价值，应该长期坚持下去。鸟类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能够为鸟类学研究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资料。每年都有观鸟爱好者记录到新的鸟种，这本身就是一种切实的学术贡献。
野鸟会领队带领公众在天坛公园观鸟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摄)
自然之友：
作为志愿者小组的资深领头人和志愿者，您有什么想对年轻志愿者说的话吗？
高武老师
我的想法很简单，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参与小组活动，热心为大家服务。观鸟这件事，既愉悦自己，也有益于自然保护。只要每个人都出一份力，自然之友野鸟会就能一直办下去，越办越好。
采访后记
云轻
走出高老师的家，小区里的二月兰开得正好。这些花，是他带着孩子们亲手种下的。
高老师与鸟儿相伴数十载，所有的坚守，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字：热爱。正是这份发自心底对鸟儿的热爱，让他在每一个清晨的守候中不觉枯燥，在每一场风雨中的观察里不辞辛苦，在每一次发现与记录中获得纯粹的欢喜。
而热爱的深处，是担当。他用漫长的志愿者生涯，默默诠释着自然之友“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的理念。从不张扬，却用脚步走遍京郊；很少高谈，却凭一本本图鉴、一场场活动，将环保的种子悄悄播撒进无数人的心田。这种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投入、无私奉献的志愿者精神，正是自然之友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理应被青年志愿者学习和传承。
高老师让我们相信：真正的改变，往往始于热爱，成于坚持。愿这份对自然的赤诚与守护，如二月兰般朴素坚韧，岁岁开花，生生不息。
二月兰，衔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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