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家康
朱德的母亲，一位平凡而勤劳的农家妇女，她含辛茹苦、坚韧不拔的品格，深深影响了朱德，为他今后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这份精神财富成为朱德在旧时代抛官弃禄、万里寻党、投身中国革命的内在动力。母亲是朱德永远的怀念，他把怀念深藏于心，转化成“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以此报答母亲的恩德。
母亲印象
朱德母亲钟氏出生于贫苦人家，朱德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说：母亲生他的时候，“不过二十刚过的年龄。她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伏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充满了贤惠，充满了忧愁。”
母亲一家是当地的民间艺人，遇有婚丧嫁娶，他们便被雇去为主人吹吹打打，参办红白喜事。他们有时还会去乡下，在临时搭的戏台上，拼凑出一场戏。他们很穷，但却都爽朗而快活。朱德和兄弟们受母亲家的影响，一个个也都是乐天派，闲暇时，不是唱唱民歌小曲，就是摆弄手中的乐器。
那年代，农村挑选儿媳妇的标准，不仅仅是传宗接代，更实际的是要给家里补充劳动力。朱德的母亲就是如此，她嫁到朱家后，除了田里的活，一日三餐，样样家务活都是她一个人承担。朱德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材高大结实，还要挑水挑粪。”朱德回忆说，母亲临产时，“正在做饭。还没等饭烧好，我就呱呱落地了。母亲生了我就立刻起身，接着做饭。”
母亲操持家务是把好手，朱家家境虽然贫寒，可由于母亲聪明能干，也能把穷困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一家人穿的衣服的布料用的是母亲手纺的线织成的，这种土布很糙，有一枚硬币厚，染上颜色，做成衣服，也有簇新亮眼的感觉。一般来说，这件新衣都是老大先穿，有所谓“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
◆朱德母亲钟太夫人。
母亲任劳任怨，性格和蔼。朱德的儿时记忆中，母亲从没打骂过他们。母亲生活节俭，父亲也很懂得持家过日子，只是吸点旱烟，有时也喝点小酒。母亲非常理解，可对孩子们就不一样了，她不允许他们沾染上抽烟喝酒的习惯。
朱德年少时便跟着母亲去田地里，渐渐地长大了，也能帮助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次，少年朱德往山上的田地挑粪，不小心摔了一跤，洒了一身的粪。一般人家的父母看到了，一定会又气又骂。可母亲却帮他将衣服揩干净，告诉他挑着担子上山如何省力，如何才能走得稳。
朱德年少的那一年，四川连年旱灾，庄稼颗粒无收。饥肠辘辘的灾民们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地主老财叫来了清兵，刀枪棍棒之下，灾民们血肉横飞，啼天哭地。母亲同情这些啼饥号寒的穷人，埋怨社会的不公不平等，朱德由此萌发了反抗压迫剥削的信念。
每当回忆自己的幼年时，一副温馨的画面就会浮现在朱德脑际，母亲哄他入睡时，轻柔舒缓地唱着摇篮曲：“月如眉，月如弓，月如镰，不似眉毛常皱。”“不似眉毛常皱”，而是舒展眉毛，这当然是母亲的美好期望，可佃农租种的是地主的土地，交了租粮后所剩无几，生活分外艰难，朱德说：“我从小就是饿着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所指挥的战士们一起走来走去。”
离开父母
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省韶州府的客家人，明末清初，朝廷为增加四川人口，恢复生产，实行了大规模的“湖广填川”的移民政策，朱家就是那个时候迁入四川。他们最初在川北的广安、营山一带做些流动的小买卖，后来从营山迁到仪陇县马鞍场大湾。由于人口增多，这里成了朱家的聚居地，人们习惯将这里称为“朱家大湾”。
朱家以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佃户的生活十分艰难。一家人住的是地主存放粮食的旧库房，从春到冬，光线昏暗。一年到头，全家难得吃过一顿白米饭，多半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等杂粮饭，油盐少之又少。过年时虽然宰一头猪，但却把它腌渍了，留作逢年过节或遇有什么大事时用。鞋子是母亲做的布鞋。照明用的是豆油灯，而且还得省着用。
朱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人，父母深思熟虑后决定，朱家在朱德这一辈一定要出一个读书人。朱德说：“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朱德6岁那年，父母把他和两个兄弟送到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书。两个兄弟中途回家种地去了。朱德因过继给了伯父，经济条件好一些，又改读丁姓私塾两年。1895年除夕这天，朱家因没有能力交纳地主额外的加租，不得不退租搬家。全家被迫分居两处，生父的家迁居到陈家湾，朱德随养父母搬回大湾，朱德在这里居住了14年。
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朱德10岁时，到距家8里地的席家砭私塾读书，从10岁读到18岁。1905年2月，朱德带着一吊钱，步行60多里，到仪陇县城参加科举考试，县试二千余名考生中，考试成绩名列前20名。9月，清廷废止科举考试，他也就失去了科举取仕的机会。这之后，他先后就读于南充县官立高等小学堂、顺庆府官立中学。1907年，朱德毕业于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次年春，朱德应聘到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离家近了，一年之中“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这是一段菽水承欢、舐犊情深的短暂的美好时光。
◆席家砭私塾旧址。
一个青年学生，第一次走向独立谋生的道路，社会上新旧思想新旧社会力量的冲突，使青年朱德备尝旧思想旧社会力量的压迫和排挤，也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同时，他的知识和眼界也开阔了，体会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1909年春刚过，朱德长途跋涉70余天，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并秘密地加入了同盟会。朱德对这次与父母不辞而别的秘密出行很内疚，曾去信家中，可从回信中知道，母亲很开明，非但不反对，回信中还说了许多慰勉的话。
求助朋友
1911年10月3日，朱德参加云南革命党起义，因这一天是重阳节，故又名“重九起义”。自此，他追随蔡锷奋身军界，由副目（副班长）而连长，由连长而营长，由营长而团长。1917年7月，朱德任靖国军第二军第13旅旅长。戎马倥偬，飘忽不定。朱德自离家后就从没回过家，深感愧对父母。生活较稳定后，朱德思亲之心迫切，便给父母买了一处宅院，把父母从家中接了过来，以尽自己的一份孝心。但是，父母“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20岁的朱德。
朱德也自此与母亲失去联系，后来投身中国革命，成为红军总司令，更不敢和母亲联系。1933年，国民党军挖了朱家祖坟，亲属们被逼得隐姓埋名东躲西藏。1935年，国民党还乡团反攻倒算，朱家不得不四处躲灾避难。母亲和小弟弟逃到泸州后，幸得好友戴与龄的接纳，这才躲过了一劫。
戴与龄比朱德小2岁，他们是同乡、同学和战友，一同参加科举考试，一同参加护国战争，一同参加南昌起义。后因负伤而被朱德劝离了部队。回到家乡后，他在泸州开了一家大东西药房，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戴与龄把朱德的母亲和弟弟安置在家里，视为自己的亲娘和胞弟。
居住了一段时间后，戴与龄担心会走漏消息，便又要他们转移到郊区的一户人家居住，戴与龄每月都送来钱粮和衣物。后来，又将他们送到南溪县陈玉珍（朱德的前妻）的亲戚家居住。1937年8月25日，朱德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身份公开化、合法化，戴与龄这才将他们接到泸州，并备足充裕的路费，安全地把他们送到仪陇老家。
朱德牵挂和思念母亲，于9月5日至11月6日，曾给陈玉珍去了三封信。第一封信询问：“我两母亲是否还在人间？”两母亲即生母钟氏和养母刘氏。9月27日，第二封信说：“我的母亲仍在南溪或回川北去了，川北的母亲现在还在否，川北家中情况如何？望调查告知。”养母在南溪，生母在川北，也就是朱家大湾。
朱德还告诉陈玉珍，自己虽是八路军总指挥，但“我从来没有一文钱，来时（指侄子朱理书）需带一些钱来我用”。“我们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十年来艰苦生活，无一文薪水，与士卒同甘苦，决非虚语。现时虽编为国民革命军，仍是无薪水。”
◆1937年，朱德在延安留影。
不久，朱德从来延安与他见面的亲友口中，详细地了解到家中的实际情况，他在给陈玉珍的信中说：“十年来家中的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惟两老母均八十，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望千万办到。”
1937年11月28日，朱德的亲属和朋友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等来山西，与已在华北八路军总部的朱德见面，朱德详细地询问了两位母亲的情况。得知母亲为缺粮乏食所困扰，着急焦虑，于第二天给戴与龄去信求助，信中说：“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数十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
感谢母亲
朱德在担任靖国军旅长时，用自己的薪俸给母亲在家乡置了三十亩地，朱德说：“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正是由于热爱劳动的习惯，朱德的母亲从未得过病，耳聪目明，神志清醒，口齿清楚。
1937年到1944年的7年间，朱德曾给母亲寄回几百元钱和自己的照片，他知道“母亲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她一样”。朱德常去信给子侄们，了解母亲的身体状况。1943年，他从来信中得知，母亲仍然放不下手中的活，特别喜欢纺棉花。但身体和精神状态大不如前，饮食起居也差多了，只是想在有生之年见上儿子朱德一面。
朱德何尝不想去看望母亲呢？可自1940年5月26日由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朱德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分管军事工作，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他根本抽不出时间回去与母亲团聚，心里非常着急，只能希望抗战早日胜利，早日与母亲欢聚一堂。
◆1944年4月10日，延安追悼朱德母亲大会会场外门坊。
1944年2月15日，朱德的母亲在仪陇县马鞍镇家中去世。这天晚上，86岁的老太太还在灶台做晚饭，突感不适而晕倒，经家人照料后安详离世。老人弥留之际多次念叨朱德的名字。老人生前立了遗言，后事从简，埋于屋旁的松树下，不立墓碑，以防国民党破坏。老人去世的消息传出后，远近数百人前来朱家吊唁，怀念这位伟大的母亲，怀念她的善良可亲。那些得到过她的帮助的人，都说她有颗菩萨一样的慈悲心。
过了半个月，朱德才得知母亲逝世的消息。康克清回忆说：“他给我看了家乡的来信，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过了好久，朱德向康克清深情地述说着母亲的一生，谈到了母亲对他的影响。他对康克清说：“这一生中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母亲去世，我未能在她老人家身边。”这以后的一个多月，朱德不刮胡须，留得很长很长。大家都明白，他这是为了悼念亲爱的母亲。
◆1944年4月10日，延安追悼朱德母亲大会会场。
1944年4月10日，中央办公厅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朱德母亲大会，各界代表一千多人参加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前来参加追悼大会。毛泽东献的挽联上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都献了挽联。谢觉哉代表朱德宣读了朱德写的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怀念文章《母亲的回忆》，朱德在这篇文章中满怀深情地说：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30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1944年4月5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以《母亲的回忆》为题发表的文章，1983年收入《朱德选集》时改为《回忆我的母亲》。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在小学语文课本，感动了几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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