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好东西》里的一段声音蒙太奇被奉为近年来华语电影里最浪漫的镜头之一：妈妈在厨房煎鸡蛋的声音，女儿戴着耳机形容像“下暴雨”；阳台上抖衣服的声音像“打雷”；吸尘器的声音像“龙卷风”；把蔬菜扔进水池的声音像“海豚跳进大海”……
在产房里，也存在类似的声音蒙太奇：听起来像水微烧开咕噜咕噜冒泡的声音，是顺产后清宫的声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像在数商家是不是少给了一只虾，实际是大出血后助产士在数到底用了多少块纱布；听起来像厨房里用剪刀剪鸡肉的声音，其实是会阴侧切的声音。
会阴侧切，切口通常三到五厘米，长得也就一节指头长，放在产程的巨大叙事里，像一道不足称奇的小口子，一句话足以带过；可放在个人身上，这道小口子映射出的女性困境一点都不小。
那么不体面
助产士把孩子抱到跟前，筱羽睁开眼睛，一团紫色。原来，生命起始于紫色。
“我居然真的生了个人。”筱羽想。
她是那么渴望成为一名母亲。在医院待产，听到一门之隔的产房传来新生儿的哭声，她都会在心里默默送上祝福，夸奖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小生灵“你真棒！”没细数过，但她一定为好多个孩子送上了祝福，因为她在待产房里待了超过30个小时。
38周产检当天，筱羽摸着妊娠纹蔓延的肚皮，柔声说：“宝宝，妈妈有点怀不动了，要不你考虑提前出来跟爸爸妈妈见面呀？”
中午吃完糟粕醋火锅，回家后拉了肚子。毫无由来地，她心里头生出一种预感。午睡，睡梦中突然感觉被踢了一脚，肚子上的某个点“砰”地动了一下，去厕所一看，见红了。
换上病号裙，进入待产室，一阵阵哀嚎冲击耳膜，“太疼了！”“太难受了！”。待产室里一共八张床，产妇或躺着或跪着，表情狰狞扭曲。筱羽不理解，“不是有无痛吗？不是有‘人类之光’吗？”，她觉得不体面，“就一定要哭天抢地吗？大家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就一定要弄出这么大动静吗？”这甚至是一种冒犯，她们的粗鲁冒犯了本应被幸福弧光笼罩的分娩。
筱羽会为每个新生儿送上祝福丨图虫创意
第二天，她就懂了，“体面在产房里一文不值”。在待产室待了一夜，早上九点多，筱羽打上了催产素。那疼痛，像身体里有个拳头，一拳一拳向下锤肛门；后来变成了铁锤，一锤一锤砸向肛门。无痛一开始能缓解疼痛——她终于能入睡，眯了半个小时——可到后头，药物的作用寥寥，疼痛“就像一辆卡车先碾过腰，再碾过肛门”。筱羽趴在床上或坐在床边，这些姿势疼痛能轻一些；她不由自主咬紧牙关，原来古装电视剧里分娩咬一块布的场景是写实的；她也大喊大叫，不再介意用词，拉屎就拉屎，尿尿就尿尿，没气力用“我需要上厕所”这类文明的表达。她成了她们。
捱到凌晨十二点半，筱羽终于开了十指，进入产房。助产士过来看了看她的情况，说：“估计两点以后吧。”
在之后的一个半小时里，她先是在产床上踩着脚蹬双手握住床旁拉杆发力，又下床扶着床沿用上厕所的方式发力，最后又上产床双手抱腿发力。一直在用力，一直在疼，汗水一遍又一遍冲刷她的身体。助产士帮她做会阴按摩，以防止或缓解撕裂，又教她正确的用力方式——宫缩达到顶峰时，手抱小腿、憋气、抬头、看肚子、使劲儿。她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一口气能憋那么久。
产房里三张床，旁边床的孕妇生了，旁边的旁边也生了，就剩她了。墙上钟表的时针终于指向了“2”，助产士也换班了。新来的助产士在她对面观察片刻后，过来平静地告诉她：“一会儿要给你侧切一刀。”
和许多准妈妈一样，筱羽尽自己所能做了功课。她了解侧切是在会阴处侧着切一刀。她也了解以前侧切是常规操作，现在已经不是了，得符合指征才切。
会阴切开术分为侧切和正切｜mayo clinic
在互联网上，侧切经常被描述成一种分娩的辅助措施，目的是帮助婴儿娩出。虽然没说错，但这种说法掩盖了会阴侧切的本质，它是一种侵入式的、有创的、手术性干预。
早在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倡限制侧切，建议将会阴切开率控制在10%左右。而在我国，2002年部分地区的侧切率达到90%以上；2006年上海地区的一项研究显示，侧切率接近100%。一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妇产科医生告诉我，她刚参加工作时，会阴侧切的手术适应征是“初产妇”，那时还实行计划生育。也就是说，当年只要经历阴道分娩的女性基本都会被侧切。
换到任何一种场景里，一种有创手术有近乎百分之百的实施率都会让人自然生出疑问——至于吗？不会有人主张每个膝盖痛的人都得做关节镜、每个长智齿的人都得切开牙龈。可在产科，到了孕妇身上，却曾被理所当然地接受。
筱羽相信专业人士的判断。侧切之前给她打了麻药，剪子下去的感觉就像她平时在厨房里剪鸡肉，有一股轻微的阻滞感，带着一种韧性，说不好是因为纤维还是因为脂肪。
再然后，筱羽就陷入恍惚了。前一天中午进待产房，到第二天凌晨，除了打上无痛睡的那半小时，几乎没合眼；再加上两个多小时的用力，她太累了。
恍惚间，听到助产士说：“给儿科打个电话下来一趟。”
身体、意识、潜意识，说不清哪个听到了这句话，筱羽顿时清醒了，近乎本能地发问：“我的孩子是不是有问题？”
没人回答她。
她只能揪住心，攒集身体内最后一点力气，拼命让孩子快点出来。孩子平安出生，没有被儿科医生抱走。至于过程，记忆里模糊一片。
胎膜早破，催产19个小时，侧切加撕裂，痔疮脱出。助产士把孩子放到她身上，筱羽最大的感触是，那么小小一个人，还挺沉的。
“侧切就是这样”
和所有手术一样，主流程结束后，到了缝针环节。位于女性外阴与肛门之间的会阴，神经密布，痛感、牵拉感、烧灼感都格外具体。每个人对麻药的反应又不尽相同。在筱羽身上，麻药几乎无效。她能清晰地感受到半圆形的针穿透皮肤的每一个落点、每一个弧度。她一辈子没骂过这么多脏话，骂得嗓子都哑了。孩子已经出生，心已落地，在缝针前，脑子里曾冒出过一个想法，“我不要喊叫，别吓到待产房里的其他孕妇”。可理性在疼痛面前，同样一文不值。
而这些缝上的线，产后第六天崩开了。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口子，但每走一步路，筱羽都能感到底下扯得发紧，左腿不敢发力，走路一瘸一拐，上下起伏。就那么一道三五厘米的伤口，影响却真不小。产后第九天，月子会所请来产科主任查房，主任建议她去医院把线拆了，线吸收不好会影响伤口的愈合。
筱羽不理解：“不是用的可吸收的线吗？为什么要拆？”
会所的护士耐心地告诉她，要去哪里拆线、挂什么科、怎么和医生沟通。“看她们的神情，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事儿，不是疑难杂症，也不是个例，不是‘你居然要去医院拆线’的口吻，而是习惯了‘你去医院就好了’。”筱羽猜测这种事情肯定没少发生。
拆线的痛不亚于缝针的痛，她能感觉到医生的手指沿着伤口伸进体内，在里面探索，“堪比上刑”。拆完线后，果然，左边不痛了。临走前在本子上登记个人信息，筱羽注意到，她前面一个是一位产后九天的妈妈。线不吸收的情况其实很常见，产科隔三差五就要处理一次。
筱羽能迅速处理掉不吸收的线，是因为她住在一个月小十万的月子会所，身旁专业人士围绕。那些没有这么优渥条件的女性会怎么样？
方芳的伤口没有崩开，也没有出现炎症，但她被切断了神经。42天产后评估时，盆底肌力总共0到5个等级，她是2级，需要做2到3个疗程的治疗。专家告诉她，她的伤口算恢复得不错的。即使伤口长好了，也要半年以后才能没有感觉，“侧切就是这样”。
盆底肌力总共0到5个等级｜《盆底功能多模态评估体系的专家共识》
半年已经过去了，伤口也已经长好了，可侧切的影响还在。方芳喜欢跳拉丁舞，热情肆意，身体跟随音乐舒展开来。单腿旋转原本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动作：左腿撑住，身体拧起，转过去，干净利落。可产后重新练习时，她发现自己站不住了。只要重心落到左腿，身体就会不受控制地摇晃；换成右腿，一切又像从前一样。伤口能愈合，神经能长好吗？她不知道。
在上世纪末，会阴侧切曾被认为既能扩大产道出口、加快产程，又能避免严重的会阴裂伤、保护盆底功能，而且相较于自然裂伤的不规则伤口，手术的切口更容易修补、更容易愈合。然而，大量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常规侧切并不能带来上述预期益处，反而与产妇会阴损伤、盆底功能障碍、产后性功能障碍、大小便失禁、感染、疼痛、出血等近远期并发症密切相关。
常规侧切对女性而言弊大于利。2016年，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撰写的《阴道手术助产指南》里明确提到，“主张限制性会阴切开术，即不行常规切开，当有会阴切开指征时才予以切开。”
“主张限制性会阴切开术，即不行常规切开，当有会阴切开指征时才予以切开”丨《阴道手术助产指南（2016）》
截至目前公开的全国数据，2024年我国会阴切开率为19.16%，较2016年的32.17%明显下降。虽然离世卫组织提倡的“10%”的目标仍有距离，但已经有了明显进步。（会阴切开术包括正切和侧切。正切更容易导致严重会阴裂伤，因此，在我国的临床实践中，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侧切。）
然而，数据不能和现实分离。近年来由于政策的变化，二胎、三胎的产妇不在少数。如果把目光聚焦到像筱羽这样头一次生孩子的顺产女性，在一项覆盖全国的分娩调查中，初产妇阴道分娩侧切率高达41.7%，其中超过一半的侧切“没有潜在临床指征”。换句话说，十个第一次当妈妈的女性，四个会经历侧切，而其中有两个可能根本没必要挨这么一刀。
指南明明白白地写着不鼓励常规侧切，医护人员也了解要限制侧切，可现实是，我国侧切的比例依旧居高不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不经判断一律拒绝侧切。在符合指征的情况下，侧切是必要的，像筱羽的情况，侧切显然帮助她母子平安。而在另一些时候，侧切是不必要的。我们想问的是，为什么不必要的手段一再被使用？
为什么要去赌？
坊间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我国侧切率高与亚洲女性体格较小有关，我国侧切率高是生理因素决定的。胎儿体重都差不多，欧美女性骨架大，自然生得更“顺畅”。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特蕾西·奇迪奥西库（Tracy Chidyausiku）等学者利用美国加州2007年到2020年间出生/胎死证明与住院出院记录，按种族/族裔分析了超过65万例初产、足月、单胎、头位、阴道分娩的数据。白人作为参照组，侧切率约为12.6%。在其他种族/族裔的部分，侧切率排名前三的分别是韩国（24.53%）、越南（24.39%）和中国（23.84%）。中国人/华裔孕妇的侧切率几乎快到当地白人的两倍了，这看似印证了坊间的说法。
然而，当作者调整了模型，让各种族/族裔的出生地、教育、支付方式等社会因素都变得可比后，包括中国人/华裔在内的其他种族/族裔的侧切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再然后，作者又调整了年龄、身高、BMI、孕期增重、妊娠高血压/糖尿病等生理性因素，这次，变化要小得多。
作者认为，之所以存在这么明显的侧切率差异，主要原因可能不在于生理性因素，而在于医疗质量、医疗可及性、语言/移民身份相关障碍、不同医院的临床照护习惯等社会因素。
医疗决策，不止由医疗指征决定。
凌晨三点多，方芳感受到剧烈的疼痛，三分钟一次。去到急诊，抽血、做胎心监测，医生说“生孩子都疼”，让她四个小时以后再来。在医院附近找了家酒店住下，方芳疼得实在难受，想着去厕所蹲一蹲可能会略微缓解。痛经的女性应该都有所体验，有时候去厕所确实能稍微减轻疼痛。一坐下，心一惊，内裤全红了。方芳知道产前会“见红”，可那应该是轻微出血，而她的血在哗啦哗啦地流。
赶紧垫上卫生巾，五点半左右回到医院急诊，宫口大开，一路被推到了产房。方芳记得自己换过两回卫生巾，25厘米日用，卫生巾的每一个角落都被血染红了。病历上客观地记录了每一步的时间，5:50上产床，6:23生产。
刚上产床，助产士就跟方芳说孩子胎心有些低，脐带绕颈，在急产的紧张情况下，担心孩子缺氧，建议侧切。和所有的妈妈一样，一听到可能影响孩子，她立刻同意了。
日后，当有闲余细细琢磨产房里发生的事情，方芳不确定自己选对了。刚开始胎心低，可她吸了几分钟氧之后，胎心立刻上来了。而且，她也查了资料，知道单纯的脐带绕颈并不是“必须侧切”的指征*。更令她难受的是，她没有得到选择的机会。和筱羽用力到恍惚不同，方芳压根一次都没用过力。几乎可以说是上了产床，就切了。整个分娩过程她都被排除在外。怀胎十月，方芳和孩子紧紧绑定在一起，亲密无间。可到了最关键的分娩环节，她想要相信自己的身体，她希望能参与到分娩中来，却被一把推开。她觉得自己“被舍弃了”。不该如此的。
*编者注：胎心并非单纯看数值高低，胎心的变异、加速、减速才是助产的医护人员判断胎儿宫内情况的参考标准。如果只是变异减速，那确实不值得侧切，如果已经出现晚期减速，那侧切就是非常必要的。
月子期间，方芳打了北京市民热线12345投诉，投诉的不是侧切，而是急诊医生。她第一次去急诊已经开了二指，三分钟一次的宫缩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当时就应该收她住院。可急诊医生没有。一个多小时后，她开到五指，在酒店里大出血。匆忙赶回医院，匆忙被抬进产房，急产，本都可以避免。
第二天，方芳就得到了回应。产科主任打电话给她，表示急诊医生确实做错了，以后会加强培训；又说侧切都是有严格指征的，不是随便切的。至于是不是一定要切，当时现场的情况他不了解，没办法下判断。
主任问她有什么要求。方芳不想要钱，这不是她的目的。其实，家里人都不同意她投诉，投诉了又能怎么样？伤口不能复原，错误不能纠正，还劳心劳力。在月子期间，方芳不但要顾着孩子，担心自己的事业，她还跑了两次客户。即便如此，她仍坚持要投诉。她需要一个说法。
产科主任又问，怎么样能补偿她。方芳提了两点，一是希望产后康复由院里的知名专家来做，二是她要急诊医生的道歉。
有的东西能画上句号，有的不能。方芳偶尔会琢磨，当时换一个更资深的助产士，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
一位在苏州某三甲医院工作了十年的助产士坦陈，侧切确实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所有的侧切都会记录在案，有的助产士技术不过硬，侧切率就会高，需要研究改善的方法。有的助产士缺乏信心，会担心“不做侧切，孩子一时半会出不来，缺氧脑瘫了怎么办？”，担心“不做侧切，孕妇裂伤很大怎么办？”。保险起见，有时候就会切一刀。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杨靖萱和白桦在2019年12月到2020年初，对河南省90家公立医院的900位产科医生和助产士发放了线上匿名问卷。大部分医护人员都了解侧切不会让伤口愈合更快、不会减少会阴疼痛，也知道侧切不能降低尿失禁和盆腔器官脱垂的概率。然而，在实践中，针对头胎的孕妇，能做到“侧切率不到30%”的人只有35%，20%左右的产科医生和助产士侧切率高达60%到90%，甚至有68位助产士几乎每次接生都会侧切。至于原因，第一位是 “为了减少III度、IV度严重会阴裂伤”。 第二个原因是“担心胎儿窘迫”，其余的原因包括“会阴厚/肿胀”、“容易缝合”、“为了缩短第二产程”等。作者特别提到，“机器监测到胎儿心率下降的发生率要高于真正胎儿窘迫的发生率，我们担心助产士会因此过度使用会阴切开术。”
会阴裂伤的分度丨《阴道分娩后严重会阴裂伤的热点问题及管理策略》
大多数受访的医护人员都认同不应该做常规侧切，可当被问到“你认为现在的侧切率高不高？”时，有42.11%的受访者认为这个比例“差不多合适”，甚至“太低了”。受访医院的平均侧切率约为45%。
有的东西不会写进论文里。工作了十年的助产士告诉我，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当下，“做侧切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一旦出现医疗纠纷，会回头看操作流程，来判断助产士有没有采取必要的手段快速结束分娩，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做侧切？如果没有做侧切，即“罪证之一”。那么，在“切”与“不切”之间，在两可之间，换作是你，你会怎么选？
“侧切一个是为产妇，一个是为宝宝，最后一个也要考虑自己是不是要一脚迈进法院了，”这位助产士说，“有些事情是确定的，有些事情不确定。在产妇和孩子面前，我们还是倾向于选择确定的东西，为什么要去赌？”
从这个角度讲，侧切之所以容易变成默认，不是因为证据一边倒支持它，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看起来更可控、更可操作的风险管理方式。女性的身体被当成一个“风险”，需要“被管理”以将风险降到最低。
不被相信的女性身体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家庭医学系与儿科学系荣休教授迈克尔·克莱因（Michael C. Klein）在上世纪80年代发起了北美地区的首个侧切随机对照试验。克莱因教授曾在埃塞俄比亚和英国行医多年，两地都极少做常规侧切。可回到加拿大，他发现所在机构的整体侧切率超过60%。这使得他开始质疑侧切的必要性。
试验在申请经费阶段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克莱因1986年向加拿大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提出申请，四位评审里有三位抱支持态度，可他没有拿到资助。他转头向加拿大卫生与福利部（Health and Welfare Canada）提出申请，受到强烈的质疑。评审认为研究不会带来多少新知识、也算不上重大健康问题，直言“还有更重要的女性健康问题值得研究”。克莱因反驳道，像侧切这样常见的外科操作，竟然长期缺乏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在克莱因之前，英国的研究者做了全球第一例侧切的随机对照试验，同样说明常规侧切没有必要。产科医生从20年代起就开始对女性会阴动刀，可直到80年代才有研究出现——本身就说明产科对这类问题缺乏兴趣，认为关于女性疼痛的研究“不够光鲜”、“不算真正的科学”。
虽然评委会态度分裂，克莱因还是拿到了两年的资助，因为该部的一位女性官员强烈支持此项目。
项目结束后，论文发表又成了难题。连续被两家主流期刊拒绝后，论文最终发表在了一个刚创刊的电子期刊上，随即引发了大众媒体的关注。
克莱因将从业者对限制侧切的抵触比做伽利略提出日心说。他认为，之所以项目受到这么大阻力，因为他们挑战的不只是侧切本身，而是触碰到现代产科的核心“范式”。20世纪20年代初，社会出于恐惧——对母亲和婴儿死亡的恐惧——把分娩的控制权交给了产科医生。医生常规使用会阴切开和低位产钳，后来又使用剖宫产，来解决那个时代分娩中确实存在的现实问题。随着医学的进步，分娩已经不再那么危险了，产科的范式却沿袭了下来。该范式认为分娩过程是“病态的”，需要被管理和控制，认为女性的身体是复杂的、脆弱的、不可信任的。
事实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即红房子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主任护师顾春怡说：“分娩是一种自然的生理过程。正常的低危产妇，不需要任何医学干预就能完成分娩。”
“正常的低危产妇，不需要任何医学干预就能完成分娩”丨图虫创意
2006年，顾春怡刚进入产房工作时，不但侧切率高，剖宫产率也很高，产房里仍然沿袭旧的范式，“产科的重心放在医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上，助产士更像是一个技术的执行者”。近些年来，世界卫生组织持续推广提倡自然分娩，避免分娩的过度医疗化，助产士的身份也发生转变，回归本源，“助产士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陪伴者，帮助女性发挥生育本能”。
助产士的英文是“midwife”，源自古英语，“mid”意为“和（with）”，“wif（e）”意为“女性”，因此助产士的重要原则之一是“being with women”，即“和女性在一起”。
作为三甲专科教学医院里的带教老师，顾春怡经常告诉学生“要学习一种‘无为’的理念，这种‘无为’实际上是‘不妄为’，就是要顺应女性分娩的自然规律，或者说不通过随意的干预来实现分娩。”
遗憾的是，有的时候，甚至是女性自己不信任自己的身体，认为身上绑得仪器越多、药物用得越多，越安心。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规避风险的社会里。一次又一次胎教课程、一本又一本育儿书籍，重复向女性灌输同一个理念：保证胎儿的安全是妈妈的责任。和自然的、不可预测的正常分娩相比，医学干预下的分娩是可控的、是风险最低的分娩形式，哪怕可能对女性造成伤害。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完美的胎儿比完美的分娩更重要。
持续不断的胎心监测，在许多女性看来是分娩必不可少的举措。可是，身上绑着仪器会限制产妇的活动。“我们鼓励自然分娩的产妇适当走动或变换体位，这样可以促进宝宝胎头的下降。”顾春怡解释说。低危情况下，持续的胎心监测可能导致产程的延长，而产程过长又可能衍生出其他的问题，导致医护人员不得不继续采取医学干预手段，比如催产、人工破膜、侧切等。
顾春怡主持的一项研究，分析了1209位低危阴道试产女性的数据，ChatGPT整理｜Pregnant women’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trapartum interventions, and duration of labour in urban China: a multi-center cross- sectional study
在社交网络上，不使用硬膜外镇痛有时被贴上“愚昧”的标签。但顾春怡说，很多人只想到用药物止痛，实际上分娩镇痛应当采用“多模式镇痛”——也就是药物与非药物方法相结合。药物的效果虽然较确切，但也有其局限，还应该借助调整呼吸、音乐疗法、给予孕产妇足够的身心支持等非药物方式来协同镇痛。疼痛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理现象，根据国际疼痛研究协会的解释，疼痛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与情感体验，它与实际或可能存在的组织损伤有联系”。
连续胎心监测的非必要性、多样化分娩镇痛选择，都需要提前告知妈妈们，通过助产士门诊、孕妇学校分娩教育等方式，让妈妈们知道还存在其他的选项，“让她们参与到决策中来。能不能把对分娩的控制权给到孕产妇，这一点很重要。”顾春怡说。
今年是顾春怡在红房子医院工作的第二十一个年头，接触到的孕产妇不计其数。她带领团队创建“一体化家庭产房”，让孕产妇享受从待产、分娩、产后休养到出院的零周转、全链式服务，她们在专业助产士和家人的共同陪伴下，在私密的家庭化房间内完成分娩的整个过程，保证了女性的分娩体验是连续的，无需先到待产室、再去分娩室、生完再被推到病房去。如今她所在的医院产房，侧切率能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10%的标准，甚至有时能达到5%左右。也就是说，女性的身体是可以相信的。
然而，我国不同地区、不同产房的临床实践差别显著。有的地区，允许家人陪伴待产；有的地区，整个分娩流程产妇都是一个人。即便打上了无痛，疼痛依旧让筱羽失去了“体面”。她这么描述疼痛与孤独的关系：“你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孤身一人，孤立无援。再加上疼。咱们平时摔一跤，擦破皮了，第一次你能爬起来，拍拍灰。第二次，你也能安慰自己。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一直摔下去呢？哭喊是解决不了问题，但你太需要一个宣泄口了。”
侧切的同意书，有的产妇是自己在产床上签的，有的是丈夫签的。一位产妇因此愤愤不平，“为什么在产房里不让我签？为什么要别人替我签字？我好像没有被当成一个成年人，一个能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的人。”
再比如，在江苏工作的助产士回忆，2015年她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在用连续缝合的方式缝针了。连续缝合比间断缝合更能减轻女性的疼痛，减少并发症。可2016年，还有学者以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产房为对象，研究如何降低顺产的会阴损伤、降低侧切率。其中一条建议便是用连续缝合取代间断缝合，但该建议无法在产房里推广，因为“目前科室助产士均习惯于间断缝合，如果再统一规定连续缝合则可能造成工作效率低，且可能因为一针出错，导致全层拆开重逢。”直到去年，2025年，还有论文利用现实世界里的数据比较两种缝合方式的优劣。
间断缝合是缝一针打一个结，连续缝合是缝完再打结，能减少留在身体组织里的线头｜中山大学临床技能中心
有的产房推崇自然分娩，相信女性的身体；也有的产房反其道而行之。顾春怡经历过常规侧切的年代，经历过侧切率70%、80%的年代；她经历过“24小时随叫随到”的制度，曾经半夜两三点被叫起来赶往医院产房担任“导乐”陪伴分娩和接生，也经历过2015年、2016年左右的生育高峰。沉甸甸的经历让她明白，有的东西并不由个人决定。一个助产士在产房里的每一次判断，看似来自个人经验、技术习惯和风险感知，但其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影子。
为了孩子，你为什么不能忍一忍？
“好冷啊。”分娩结束后，谢欣婷迷迷糊糊地想。整个脑袋像要塌缩一样，“大夫，我特别想睡觉。”
医生叮嘱她，千万不要一个人上厕所。
失血过多原来是这种感觉，事后她才明白。怪不得助产士数了半天纱布，原来侧切那一刀切到了动脉。
谢欣婷没想到分娩会是这副光景。整个怀孕过程只有一段小插曲——第六周的时候她流血了，之后，一路坦途。她在本子一条一条记录下自己的困惑，记录下孩子的胎心，每次去产检，医生都夸她：“你将来一定会是个好妈妈。”
医生叮嘱她要控制体重，定期运动。她严格遵守，孩子出生时体重5斤5两。新生儿体重超过8斤，被称为巨大儿。巨大儿并不只是“孩子长得壮”，它会让分娩变得困难。胎儿越大，越容易出现产程延长、难产、肩难产，母亲发生剖宫产、产后出血、严重会阴裂伤的风险也会上升。
正月初二凌晨两点多发动，内裤上有液体，她分不清是尿还是羊水。四点多赶到急诊，医生说宫缩强度很大，但还没有破水。谢欣婷回家收拾好生产要用的东西，洗了个澡，见红了，早上六点多回到医院。
和筱羽、方芳相比，谢欣婷的前半段经历可以说是从容顺利。住进待产室，监测胎心，打无痛。亲切的护士，温柔的麻醉医生，让她渐渐安下心来。
接着，就像被放在一条流水线上，打催产素，人工破水，中午十二点左右进入产房。没人告诉她是不是一定得打催产素，也没人告诉人工破水是否有必要。一系列流程用她的话形容“简单粗暴”。每一步骤完成后，她都会连声道谢。自己没有按计划生产，发动当天是37+1，第三十七周的第一天，匆匆忙忙，还是大过年的……谢欣婷在自己身上找了足够多的“错误”，说：“我就想我客气一点，她们是不是能对我好一点。”
进到产房，她按照助产士的指示，像“大便”一样用力。“你不会用力。”助产士丢下一句话，便走到一旁。
谢欣婷被晾在产床上，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干什么，耳畔是护士准备手术器材金属撞击发出的清脆声。
产科手术器材丨图虫创意
是继续用力？还是歇一会攒够力气再用力？她问旁边的护士，护士回答：“你先等会儿。”
助产士回到产床旁。打麻药没告诉她是为什么，侧切没告诉她，用产钳没告诉她，切到动脉大出血更没告诉她。几个人轮流压在她肚子上，孩子像是被“压”出来的。
无论如何，孩子总归平安降世。听到孩子的哭声，她长舒了一口气。
“是男孩还是女孩？”
没人回答她。
“是男孩还是女孩？”
依旧没人理她。
“是男孩还是女孩？”
她坚持不懈地问，一个护士回了一句：“待会儿抱给你看。”她觉得那个护士像天使。
谢欣婷认为自己是个“雄鹰般的女人”，一个人做产检来去自如，纤细敏感这类词不适用于她。她在回忆自己生产经历时，没有过多描述情绪，只说自己“很惊讶”。她说：“在全国闻名的三甲医院，不管你能不能生，侧切产钳都给你来一套，像流水线一样。”
手术同意书全是后补的，谢欣婷都生完了，护士找她老公签的字。签完字，蒙在鼓里的老公还给她发消息，给她加油鼓劲。分娩结束后，夫妻俩一交流，识破了医院的违规操作。老公气愤不已，要投诉医院，谢欣婷劝他“算了”。她实在太累了，可能是因为失血过多，可能不是。她无心分辨。
月子期间，她一遍一遍劝慰自己，“当初选公立医院而非私立，就是不愿冒险，希望母子平安。现在母子平安了，还奢求什么？”“医护人员那天确实很忙，过年值班，可能就她们一组人，那天人还格外多，一天就收了十多个孕妇。将心比心，换做是我工作了一天很累，我也不可能有好态度，对谁都好。”“也不是光我切了，除了二胎的，那天产房里每个人都挨了一刀。”“虽然伤口又疼又痒，我会想可能我真的需要侧切，只有切了这一刀，才能母子平安。”
说罢这一长串的理由，她停下来笑了笑，说：“我是不是有点在给自己洗脑？”
谢欣婷的遭遇不是孤例，业界甚至发明了一个术语来指代她的经历——产科暴力（obstetric violence）。顾春怡与我交流那天正好是国际助产士日，医院工会和护理部还特别为全体助产士准备了蛋糕庆祝。今年国际助产士日的主题是“世界亟需新增一百万助产士”。｜国际助产士联盟
顾春怡与同事在2021年7月到12月间对全国180家“爱婴医院”进行调查，按东部、中部和西部对医院进行分组。结果显示，会阴切开率最低的是东部地区，20.0%，其次是西部地区，21.7%，最后是中部地区，28.6%。
顾春怡和同事进一步统计发现，180家爱婴医院的产房一共配有4159名助产士、1007名产科医生。助产士与产科医生的配比4.1:1，比日本（2.4:1）和英国（3.9:1）都高，还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护士与医生比例2:1。可一旦和接生数一平均，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2018到2020年间这些医院合计接生2,055,692例，平均每名助产士每年要对应272例分娩。这个数字在日本是42，韩国是49，德国37，丹麦28。这还是在生育意愿已经下滑的时期。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名助产士每年对应175例分娩视为上限，超过意味着工作负荷偏重。
如果把这批医院的分娩总数加在一起算，平均每发生1000次分娩，大约只有2名助产士能提供服务。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平均每发生1000次分娩，至少有25名助产士能提供服务。现实里，助产士还不能只站在产床边接生，她们还要写记录、观察产程、处理急诊、协助产科医生等。更为关键的一组数据是，在这180家医院里，助产士配置越充足，会阴侧切率越低。
所以，会阴侧切不只是一个技术选择，也不只是助产士的个人选择。差异更不是从骨盆里直接长出来的，差异可能来自于制度。在制度压力、资源不足、风险规避文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产妇的知情同意权、身体自主权和尊严可能都会被忽视。
“产科暴力”有时会通过更为隐秘的形式显示其存在。上文提到医护人员选择侧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预防III度、IV度严重会阴裂伤。世界范围内III度、IV度的严重会阴裂伤的发生率为3%到6%，而III度、IV度会阴裂伤在我国三级医院发生率分别为0. 055%、0. 015%，在二级医院发生率分别为0. 049%、0. 013%，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要么是我国的接生技术冠绝全球，要么是人为原因压低了数据。显然，后者更为现实。III度以上的会阴裂伤属于严重的分娩并发症，一度被认定为不良事件，要求必须上报。国家卫健委连续几年将“降低阴道分娩并发症发生率”列入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十大目标之中。
而其导致的结果是，女性当事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她们甚至很难知道自己处于几级裂伤。严重会阴裂伤的女性是最需要帮助的人群，然而，越不上报，越不研究，越不关注，我国“对于严重会阴裂伤患者的治疗、护理、远期随访及相关研究均不完善，且大多数机构缺乏对会阴Ⅲ、Ⅳ度裂伤的定期培训，导致不规范的治疗影响患者远期生活质量。”（《阴道分娩后严重会阴裂伤的热点问题及管理策略》）
III度会阴裂伤｜mayo clinic
IV度会阴裂伤｜mayo clinic
美国社会学家芭芭拉·卡茨·罗思曼（Barbara Rothman）指出，现代产科最强大的地方，不只在于它能干预身体，而是它能把某些干预包装成理所当然的、负责任的选择。于是，原本应该被讨论的问题——有没有别的办法、有没有足够指征、有没有经过同意、医疗干预到底换来了什么——很容易被改写成另一个问题：为了孩子，你为什么不能忍一忍？在这种叙述里，女性的疼痛、创伤和后遗症都会被解释为“正常的代价”，而不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审视的决策。
罗思曼认为，女性是能选择顺产还是剖宫产、能选择是否侧切，然而讨论“女性主体地位”时，只关注选择权是不够的。主体性更体现在女性应该有权经历自己的分娩，有权表达自己的身体经验，而不是在医学的话语下被当成一个容器、在现行的制度下被当成一个需要管控的风险。
她曾说过的一句话被广泛引用，也被她放在自己主页最显眼的位置：“分娩不只是让一个孩子诞生。分娩也在让一位母亲诞生——让她变得坚强、笃定、富有能力；让她学会信任自己，认识到自己内在的力量。”
成为母亲
筱羽把成为母亲的那天称为她的“创伤日”。分娩后回到病房，她尝试小便。底下的肌群“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每次用力，地心引力都像“沾了辣椒水的皮鞭”，疼得她大汗淋漓，最终以插上尿管告终。每一次从床上试图起身，身体的不适都在提醒她自己有多糟糕。直到生育完的第二天下午，临近黄昏，她才能勉强站起来五分钟。她用手机记录下了这美好的五分钟，提醒自己不要忘了。
当天筱羽站起来后拍下的晚霞｜受访者提供
筱羽把自己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也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痛苦。总有人说，当妈妈的幸福会抵消掉痛苦，她不同意。幸福是幸福，痛苦是痛苦。她的身体里就像有两个罐子。要谈幸福，她能从罐子里抓出一大把；要谈痛苦，同样一抓一大把。幸福和痛苦，不应该、也不能被混淆。
我曾把谢欣婷的故事简单讲给筱羽听，讲到谢欣婷最后没有投诉，筱羽问我：“你不理解吧？”她知道我未婚未育。
我说是，我不理解，被这么对待怎么能算了。
她却说：“一说‘算了’这个话，我一下就能共情了，我能明白她。投诉要把自己的伤口再扒开，你还要再回忆一遍。都已经经历过了，你还能怎么样？生活还要继续，你得养孩子，还要修复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你得做个负责任的成年人。”
什么是成年人？成年人就是在产房上缝针时，骂得喉咙都哑了，下身却一点没乱动，倘若没缝好，遭罪的还是自己。“该尖叫尖叫，该缝缝，”筱羽说，“成年人‘发疯’也得评估后果。”
成年人就是，放不下的，千方百计让自己放下。方芳得到了道歉，得到了在专家那里做产后康复的机会。该投诉也投诉了，能做的也都做了。她会担心侧切到的神经是不是日后都长不好了，可她无力改变，她会继续跳舞，继续旋转。只是，如果有一次重来的机会，方芳坚定地说：“我一定会跟助产士说‘我想再努力一次’。”
成年人就是，伤疤还没好，就往前看。谢欣婷尽量让自己忘掉产房里的经历，全身心地投入到母亲的角色中。成为母亲后，她不需要看一本又一本育儿书，不需要按照一条条建议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我只要顺从我的第六感也好，生命的直觉也好——我不知道这么形容对不对，有点语言贫瘠——去爱孩子，孩子就能成长得很好。”谢欣婷说。她发现母亲与孩子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结，将其称为自己身上的“动物性”。她喜欢自己全新的一面。
只是，侧切的伤口还是会痛，如针扎一般，尤其是在阴雨绵绵的夜晚。每到此时，谢欣婷的耳边就会回响起当天产房里助产士反复嘟囔的一句话：“来不及了，切吧。”
（筱羽、方芳、谢欣婷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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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雪竹
编辑：Odette、黎小球
审核：飞刀断雨（妇产科医生）
封面图来源：Nano Banan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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