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那年，我爸在井下。满月酒那天，他从矿上赶回来，脸都没洗，我妈说他抱我的时候，指甲缝里全是煤灰。

那是1986年。耒阳城里城外，到处都是煤矿。大的叫矿务局，小的叫煤窑，随便找个地方往下挖，就能出煤。

我爸在白沙矿务局干。那时候的白沙，是耒阳最大的单位。两万多职工，有自己的医院、学校、电影院，连供销社都比外面的便宜两分钱。矿上发米、发油、发衣服，过年杀猪，分猪肉。我爸穿一件印着“白沙矿务局”字样的蓝色工装去街上买菜，卖菜的大姐说，你们矿上的就是牛。

小时候，我觉得煤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东西。烧煤能发电，能炼钢，能让火车跑。煤让耒阳成了全国百强产煤县，让街上跑满了摩托车，让卡拉OK厅开到凌晨两点。煤也让我爸每个月能拿回来八百块钱工资，让我家的餐桌上隔三差五能看见肉。

1995年，我九岁。那年耒阳有大大小小的煤矿1035个，一年产煤580多万吨。满街都是拉煤的大货车，把路面压得坑坑洼洼的，一下雨全是黑水。路边的树叶是黑的，晾在阳台上的白衬衫第二天就灰了。有人来耒阳出差，回去跟同事说：那地方，天都是灰的。

但我们不在乎。那时候人们都说，耒阳的钱在地底下，取之不尽。我爸也说，等你长大了，也来矿上干。

我没接他的话。

二

2000年以后，我开始发现，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先是小煤窑陆续出事。透水的、瓦斯爆炸的、塌方的。有一年，离我爸的矿不远的一个小煤窑出了事，死了五个人。后来又被罚款，因为非法开采。

再后来，开始听说“浅部煤层已经采完了”这句话。耒阳挖了一百多年的煤，容易挖的煤其实早就挖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在更深的地下，采掘成本高，技术要求也高。可煤价却在跌。从每吨近千元跌到2019年初的每吨两百多元。我爸他们在井下出的力气没变少，工资却在降。以前过年发的猪杀了，米面也停了。

矿上的电影院早就不放电影了，改成了仓库。矿上的医院，好医生走光了，只剩下两个老大夫轮流值班。学校还在，但年轻老师都调去了市区。我妈说，矿上老了。

那几年，我上高中，又上大学。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爸没再跟我说“来矿上干”。不是不想说，是他自己也知道，煤这条路走不通了。

2008年，耒阳获批成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这一年我爸四十五岁，在矿上干了二十七年。他跟我说，还好你没下井。

他的语气很平淡，可我听得出来，那是一个男人对自己一辈子所做之事，在时代面前的一种无言以对的失落。他在为矿务局即将到来的命运寻找一个可以承受的解释，也为自己的过去寻找一个不必后悔的结论。

三

2010年代，煤矿关停潮开始了。从2010年的158家关到后来的44家。有煤矿开始大规模采用机器采掘以降低成本，大量的矿工开始下岗。我爸是他们矿上最后一批走的。

走的那天，他去更衣室收拾柜子。柜子里有用了一半的肥皂、一双磨破的手套、一个搪瓷饭盒。他把东西装进一个塑料袋里，提着走出来。矿上的大门口，几个老矿工蹲在墙根下抽烟。我爸走过去，有人递了一根给他。他接过来，也没说话，蹲下抽完，站起来走了。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喝了很多酒。我妈不敢劝，我也不敢。

后来我才知道，1995年，耒阳有煤矿1035个；到2018年，耒阳的煤炭产量跌到了120万吨，赶不上高峰时的一个零头。白沙矿务局也早就不存在了，变成了白沙实业公司，不搞煤了。我们一家在灶市街的白沙佳苑小区里住着。这个小区有188栋住宅楼、5700多户，全是原来的矿工家庭。

邻居们还是老邻居，但人不一样了。有人去广东打工，有人在耒阳城里开摩的，有人在工地上搬砖。还有一些人，坐在小区的棋牌室里，从早打到晚。他们不工作，也不是不想工作，是不知道能干什么。

我爸属于最后一种。他偶尔去给别人帮忙看仓库，大部分时间在家。他的病历本越来越厚。尘肺病是矿工的职业病，我查过资料才知道，煤炭采掘所带来的污染和粉尘，使矿区居民的尘肺病和癌症发病率远高于其他地区。我身边很多的长辈，开始陆陆续续地咳嗽、喘不上气、住院。他们从井下带回家的不止是煤灰，还有一种缓慢而顽固的病。

四

后来我去了长沙工作。每次回耒阳，都能看到变化。

那些曾经黑乎乎的渣山和煤场，慢慢被推平了，种上了油茶树。漫山遍野的绿，铺天盖地。政府把油茶当作转型的支柱产业，引进了加工企业，搞了“百亿级产业园区”，说要把耒阳打造成“中国油茶第一强县”。在有些原来的工矿地块上，还建起了矿山公园。特别是那个上堡晶矿矿山公园，就在蔡伦竹海景区里，把一百多年历史的老矿洞改造成了旅游景点，游客可以坐小火车下井，看天然晶洞，体验当矿工的感觉。

我妈也跟我说，以前你爸爸在矿上的老领导谢梅生，那个煤矿主的矿关了以后，转行搞竹炭生产了。耒阳竹子多，原料不缺，做出来的无烟竹炭还出口到日本和韩国。第一年产值就做到了1000多万。

这些当然是好事。空气干净了，天蓝了，环境好了，经济也慢慢在转型。我前两年看到数据，说耒阳2021年GDP达到417亿元，比2012年翻了不少。规模工业总产值到2023年已超过206亿元，煤炭税收在工业税收中占比已从原先的绝对大头降至不到一半——“一煤独大”已经成了过去时。

可是我每次回家，经过那些新修的柏油路、新盖的产业园、新开张的矿山公园，心里总有一个问题浮上来：我爸那代人，他们不是在油茶树下变老的。他们是在井下变老的。他们用变老换来了另一种东西——一种我至今找不到准确词语来描述的东西。

上次回家，我特意开车去了一趟他以前上班的那个矿井。井口已经封了，水泥封得严严实实，旁边长满了野草，有一人多高。如果不是路边那块“永久性关闭”的警示牌，你可能根本不会知道，这里曾经挖出来过上千万吨的煤。但站在那片寂静得近乎荒凉的野草面前，你会突然想起来：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每天从这里走下去，在几百米深的地下，用一辈子把一座城市的骨骼从黑暗中掏出来。

五

今年过年，我跟我爸喝了顿酒。他头发全白了，牙齿掉了好几颗，说话慢吞吞的。酒过半斤，他忽然跟我说了一件事。

他在矿上的时候，有一次井下遇到透水。他走在巷道里，突然发现矿壁在渗水，而且水流是黄的。按规定，见到黄水必须立刻撤离——那是老矿区的积水，一旦大量涌出，任凭你蹲着走还是跑，根本跑不过它的速度。他赶紧让班组的工友撤，自己最后一个走。走在最后的那几十米，水已经漫到小腿肚子了。

他跟我说这事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说别人。我却听得一身冷汗。我说：“你从来没告诉我。”他说：“没什么好说的。矿上的人，谁没经历过几回。”

他喝了一口酒，停了一会儿说：“有一次快过年了，矿上赶任务，我们连着在井下待了三十多个小时。上去的时候是凌晨三点，洗完澡出来，天上下着大雪。我站在矿门口，忽然想不起来是几月几号了。”

他说完，笑了笑。

我不知道那笑是什么意思。可能是笑自己那会儿的狼狈，也可能是笑自己这辈子就这么过来了。

六

我不是没想过，如果没有煤，耒阳会是什么样子。可能它永远只是湘东南一个安静的小县城，有一条耒水慢慢流过，有一座蔡伦的故居，偶尔有人来旅游。安静，但不会有什么大动静。

煤给了这座城市一种完全不同的命运。它让这个地方在一百多年里飞速旋转、喷薄而出、成为湘南最繁华的县级市之一；也让它在一百多年后骤然减速，看着无数儿女重新背井离乡，去寻找另一条路。

这种起落，不止耒阳有，全国七十多个资源枯竭型城市都有。可是当你不是从一组数据，而是从一个人的一生来凝望它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这个过程远比“产业转型”四个字要沉重得多。我爸这一辈子，就是一种大时代投射在个体身上的全部过程——辉煌、跌落、困惑、平静，最终被浓缩在一个老人的残年之中。

今年开春，我回了一趟耒阳。路过以前他最熟悉的那片老矿区，我停下车，发现矿门口那条路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修成了柏油路，两边种了桂花树。以前的煤灰路和黑乎乎的渣砾，全被盖在了沥青和黄土下面。就好像这座城市已经下定决心，要和煤做一个彻底的切割。我站在马路上，忽然想到我爸二十二岁那年第一次下井的样子。穿着新发的工装，走进罐笼，一声铃响，罐笼往下沉，光明在头顶一寸寸收拢，黑暗从脚底漫上来。他不知道，他走进的不是一条巷道，而是耒阳这座城市的百年宿命。

现在罐笼停了，巷道封了。城市要朝着有光的地方走。而他留在那个黑暗里的青春，变成了油茶山上的一场春雨，落进了再也没有人下去的矿井。

写到这里，我忽然理解了那片封住井口的水泥地。它不是要埋葬什么。它只是让后来的人，踩在上面的时候，脚下多一层坚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