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陌生人的生与死》：十年急救生涯的“奇闻录”|一千个陌生人的生与死|克里斯|凯文|急救|查尔斯|达瑞尔

我看《一千个陌生人的生与死》这本书总想起美剧《The Pitt》（匹兹堡医护前线）。《The Pitt》把匹兹堡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日常工作近乎白描般呈现出来，手术镜头、血腥镜头“枯燥且朴实无华”，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说回这本书。《一千个陌生人的生与死》是凯文•哈扎德（Kevin Hazzard）的亲身经历，他在2004-2013年担任急救员，主要服务于亚特兰大的格兰迪纪念医院。

他的急救生涯近乎战斗，奇人奇事层出不穷，每次出勤都是“开盲盒”，猎奇、刺激、荒诞、恐怖……你忍不住惊叹怎么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人，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想参与到真正重要的事”

凯文为什么会做急救员呢？

2001年，“9•11事件”发生，凯文还是个记者。他很多朋友都参过军，他也有很多机会参军，但他没有这样做。

2002年，他出版了一本书，辞掉记者去做送报员，朋友们都以为他疯了。到了2004年，他上网看到有急救课程，就在当地的理工学院报名了。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名急救人员，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喜欢它。我只知道我想参与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中去。

现代医学严格遵守责任制度、医疗程序、治疗方案以及分级系统，是精确的、干净的、理智的，但紧急医疗救援却充满疯狂和瑕疵，什么病人都有。

我们不仅仅是救治病人——我们必须研究他们。学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所住的街区和房子的类型，还有他们特殊的信仰、恐惧和弱点。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跟我们完全不同，跟我们所遇见过的人完全不同。

紧急医疗救援课程从三月开始，十二月结束。凯文学习了五个月知识，开始跟车了，就是整天待在救护车，跟在医务人员和救援人员后面学习。

他们跟车学习的是格兰迪纪念医院，那是所有亚特兰大人的心结，很多人觉得那里充满了鬼故事。

格兰迪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是911专门安排负责亚特兰大市区救援的。电话响个不停，格兰迪的医务人员每一个都忙到极点。他们训练有素、经验丰富并且能力很强。他们是亚特兰大地区所有急救人员的标杆。
他们穿梭在城市中最糟糕的街道，夜晚徘徊在各个居民楼，他们还经常去监狱和破旧的汽车旅店。在这样环境下工作多年的经验让他们拥有嗅出违禁药物，辨别什么情况下会出事儿的本能。
格兰迪的医务人员们在诊治病人、安抚病人方面是专家，偶尔，他们也会和病人打架。

紧急医疗救援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只要有活儿就得赶紧去。这天，凯文学到深刻的一课：捆绑病人，打结一定要牢固。

傍晚，他们接到一个吸食了混合毒品、飙车掉进山沟的人。那人双腿都受了伤，因为毒瘾太深根本感觉不到疼痛，而神志不清和好斗的情绪让那人从车里跳出来并逃跑，受伤的骨头末端已经穿透皮肤露出来了。

派克和伍藤（格兰迪医院的医护人员）努力制止病人，给病人打了镇静剂，弄上了救护车，派克绑右手，凯文绑左手。上路才几分钟，病人就开始扭动，可卡因还在作用。病人用手指勾开了凯文绑的结，突然抓住了凯文的“蛋蛋”。

我试图强忍住疼痛，把他的手打开，重新控制住局面。然后我尖叫了起来——如此恐惧、绝望和尖锐的声音，很难相信是我自己发出来的。
派克停下了救护车，他跳到后面，伍藤和他一起把病人稳妥地绑了起来。接下来的运送过程我几乎没有任何感觉。除了疼痛、丢人的尖叫回音和相当长时间的缓和期，我感受不到任何事情。

上课、跟车学习、到当地医院轮班，急救课程的后段时间过得飞快。然后要参加国家注册考试，分为笔试和实操，通过率大概是50%。

凯文通过了考试，有了自己的编号，成为一名正式的紧急医疗救援人员了。他辞去送报员工作，满怀信心去找新工作。

他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格兰迪急救中心，但他们需要有经验的人；他打给所有消防队，但消防队每年只招聘一次；他剩下的选择是去911安排的急救工作。然而，他误打误撞去了“飞思美”，一个混乱的私人救护车公司，就像一个鱼龙混杂的马戏团。

到了五月，他终于逃离“飞思美”，去了和911有合作的城乡救援站。城乡救援站负责富尔顿县南部——那里尽是破败的公寓和贫民区。

他在城乡救援站第一天、第一个911任务是接送一个被割草机切掉自己三个脚趾的男人；最后一个任务是接一个砍自己的女人。

她整晚和一堆牛排刀待在一起，还有一滩不断扩大的、逐渐凝固的血迹。杰瑞和我检查了整所房子，把所有刀都收了起来，寻找第二个受害者会是什么——因为没有人会有那么多血。不过这里只有这个女人和附在她身上的恶魔，她不会告诉我们她做了什么，她只是不停地说那太糟了，糟糕得不能告诉任何人，她只希望自己能死掉。

第一次面对死亡

凯文还记得第一个在他面前死亡的人：养老院的老妇人，88岁。

那是我开工的第二个晚上，我和一个从不回家的人做搭档。他是隔壁小镇上的消防员，做了一堆的兼职，拼命想挣钱。如果他不在这儿或者消防队，那他就在麦当劳的油炸锅前挥汗如雨。
就在十点钟前，我们接到养老院打来的电话，说他们那儿有一个病重的女人。我的搭档非常疲惫，我们从电梯里拿出担架，沿着长长的过道走到病房，他一直走得很慢，眼睛耷拉着。
我们站在女人的床边。一个护士在我们身后，不停地来回走着，嘴里说着这个女人没有吃晚饭，也没有出来活动，需要送去让医生看看。
我帮女人测了血压和脉搏，计数她的呼吸。她的眼睛紧闭着，她的皮肤——很白，像羊皮纸一样满是皱纹——很干很烫。我的搭档跟护士索要女人的档案。

护士说有不予抢救的嘱咐，离开去取。

这一切的发生，就在我的搭档——他正靠在墙上——试图强打起精神来之前，在我准备拉床单之前，甚至在有人喊出她名字之前。她睁开眼睛——视线浑浊且没有焦点——她抬起头，嘴唇张开，悄无声息地，她放松了下来。她最后一口呼吸随之而去，脸颊上划过一道泪痕。
我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真的就这么简单？这么轻易？护士刚刚说过这个病人有不予抢救嘱托，因此学校灌输给我的施救行为，我完全没有启动。相反，我盯着她空洞的眼睛看了几秒钟，寻找那滴眼泪的轨迹——这是她最后的行为——多神奇。就在刚刚，她还是个穿着尿不湿卧床不起的可怜人。

搭档没有发觉她已经死亡，而凯文又没什么经验。直到他们把担架卡在救护车的底座里，凯文才和拍档说：“我想她已经去世了。”

如果她是在养老院去世的，我们直接就可以离开，但她现在在这里。死在我们的担架上，在我们的救护车里。
我们蹚浑水了。
他给养老院打电话。我们就在停车场，他说，你的病人去世了。她在你们的救护车上，护士回答他。他们争吵的时候，我正站在车外面。
我们的病人去世了，该怎么处理？医院不接收尸体，养老院也不接收。现在女人死了，没有人想管她。她成了徘徊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死尸。我的搭档挂了电话，火冒三丈。

搭档返回养老院去理论，留下凯文和这个女人在一起。凯文坐在救护车里，盯着女人半开的眼睛，他不知该做什么。他打电话给妻子，妻子问他女人是怎么死的，他说：“死得很平静。”

工作新信徒

从大学毕业之后，凯文从来没有投入过工作，但克里斯改变了他。

克里斯是他的拍档，能力极强，从小就有成为医护人员的梦想，做医务人员做了十二年，现在是紧急医疗救援的主管。

克里斯是真正的信徒，从凯文和克里斯搭档的第一个出勤任务开始，凯文就被紧急救援工作吸引了，像一种召唤。克里斯和凯文搭档了八个月，不仅是伙伴也是朋友。

管理层把南富尔顿县分成五个区，他们负责第二区，常住人口最多也最忙碌。

按照我们城乡救援站同事的看法，第二区是富尔顿最糟糕的一个区，但我和克里斯却非常喜欢。
我们从不睡觉，也从不待在救援站里。我们慢悠悠地开车在街上搜寻，不是等着电话打来再去救援而是预判它们的发生。我们会在深夜到处走或是停在某个夜店的外面。我们买了一次性的照相机，每一次看到有奇怪的事情时，我们都会跳下来拍照。

感恩节他遇上一个心脏衰竭的急救：一个老奶奶倒在晚餐的桌子下面，没有人提到西蓝花的事情。

他们电击、做心肺复苏、注射肾上腺素；后来，克里斯检查气管时发现不对头，用吸引器吸出了一整块西蓝花，这才是奶奶的致死原因。

一个午夜，两个没有走人行通道、横穿马路的人被左转的快速车辆撞得四分五裂，克里斯和凯文最先到达现场。

有众多病人的现场救援规则是先进后出。作为最先到达的我们，需要进行勘察。要依靠我们的判断去呼叫最恰当的救援资源，以及决定哪些伤者可以救治，哪些要放弃。
给伤者分类是一个残忍的决定过程，救援队会集中精力在可以救的伤员身上，而只能忽略那些不能被救治的伤员。只要是在我们发现时已经没有脉搏的人，我们就不再采取措施，继续寻找其他伤员。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还在抽搐的人，但他们的瞳孔已经放大，呼吸已经停止，我们也不再采取措施。有时候，这些人会重新恢复呼吸，这会吓到我们。但并不吃惊，那我们就提升救援级别，他会被立刻送到医院。并没有恶意，我的朋友们，有时候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第一个伤员伤得很重，胸腔像个沙袋，肋骨、胸骨、锁骨全碎了，双脚被撞坏了，像洋娃娃一样可以折叠起来……但她还活着，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另一个被掀到车顶上，头撞到挡风玻璃之后被甩了下来，头骨裂开，没有生命迹象。

驾驶员僵在驾驶位上，凯文走到副驾驶的一边，示意驾驶员开车窗，问他：“你还好吗？”

我把手放在车顶上，想要靠在车窗上，我忽然发现我的手触碰的不是冷冰冰的铁，而是一种带着热气、动来动去，像果冻一样的东西——但那不是果冻。是脑浆，我刚好把手放在上面。

工作久了，他们积累了很多“玩笑”，只有他们才会笑得出来。

我学到，例如，当一个新手警察准备把一具肿胀的尸体翻过来的时候，我们会尽快离开那个地方，因为尸体一定会破裂。不用说我也知道，把溺水者打捞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能钩住四肢，因为它一定会被扯掉。克里斯和我听到这些的时候会发笑，因为我们亲眼看到过，而且我们看到过一次的事情，总是会被迫一再看到。

把自己钉在墙上

他们不时会接到恶心的、愚蠢的任务，有些任务荒诞得让人爆笑。

达瑞尔和塔米是夫妻，塔米有了新欢，叫达瑞尔走，达瑞尔不愿放弃，喝酒后就用打钉枪把自己钉在墙上——一个钉子穿过他的左肘部。

他们到达现场后，达瑞尔说他只喝了两瓶啤酒。

两瓶啤酒，真巧，这是个神奇的数字，每一个醉醺醺的流浪汉，每一个吐得到处都是的律师，每一个晕过去的女大学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今天都刚好喝了两瓶啤酒。

他们说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把墙锯了，把达瑞尔卸下来送去医院处理。达瑞尔不同意这个方案，他说：“这个墙壁是爱的契约，锯什么都不能锯爱的契约。”

二十分钟后，消防员把墙锯开了，这个醉酒鬼带着仍然钉在他手臂上的一米间宽的墙体到处打转，吵吵闹闹。警察叫他把嘴闭上，但他叫警察舔他的小弟弟，于是招来了手铐。

接着好戏上演了，达瑞尔拒绝安静，塔米成为达瑞尔的护卫者，她打了警察。

当胡椒喷雾飘向空中的时候，事情到此结束，叫声也最终停止，最后一记进球应该是这样：塔米缩在巡逻警车的后排，还有两个警察刚好被胡椒喷雾喷到，正在那儿一把鼻涕一把泪；邻居们全是黑人，都很开心——全都跑出来看热闹，看看这个疯狂的邻居到底闹到什么程度；而达瑞尔，他在救护车的后厢里。一米间宽的墙体还钉在他的手臂上，他满意而安静地坐在担架上。

鞋底的骨头碎片

一年后，凯文对工作倦怠了，也许是从靴子底发现一块骨头碎片开始。

那天值班的最后一个任务是去枪击现场处理，死去的男人头部左边完全爆开，血流得到处都是。

凯文尽量小心不要踩到任何东西，但有个很小的坚硬东西卡在他右脚靴子的鞋底，每走一步都听到微弱的卡嗒声。回家后，他踩在木地板发出刮擦声，原来是他在枪击现场踩到的头骨碎片。

他的朋友约翰独自在家晕倒，死去一周才被人发现。邻居让他去开窗通风，他进屋看到约翰摔倒的位置，地板有尸体腐烂的褐色斑点。他没有什么情绪变化，普通得像出勤一样。

医学最伟大最神奇的伎俩就是说服我们自己来这里是为了拯救生命的，尽管我们经常面临的是见证死亡。随着时间流逝，震惊慢慢减弱，同情心也在减少，最终，一条生命变得和卡在我右脚靴子下被带回家的东西差不多。这成了我的新状态，我灵魂的心跳趋于平静，我的思想的状态就是怀疑是否值得继续这份工作。

不久，克里斯居然被开除了，原因说来讽刺。他把城乡救援站和富尔顿县消防站的标志印在T恤上，每件十元卖给自己人。一些不满他作风的消防员投诉上去，克里斯因为在没有授权的情况印了这两个标志而开除。

克里斯不是因为工作开除，而是因为侵权开除，一个很棒的工作伙伴就这样消失了，凯文的心态变了。凯文依然热爱工作，但不再沉醉其中。

凯文从城乡救援站辞职，去格雷迪医院的护理学校读完课程，接着通过医护人员考试，申请去了格兰迪医院，从急救人员升级为医护人员了。

克里斯给了凯文三条建议：第一，清楚你的职责；第二，不要怀疑自己；第三，不要让其他人看出你紧张。

凯文“升级”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救助一个被男人刺了一刀的女子：她的男朋友发现她偷吃他的可卡因，用折叠小刀刺了她。

他前往的街区恶名远扬，病人不在屋里，他们在一个街区之外才找到她。她当时赤裸着上身到处跑，凯文想到，如果一个人的肺部充满血的话，她不可能这样大喊大叫，她伤得不重。

果然，当他们把病人弄上救护车，凯文评估一下，她只是被刺到乳房，但是看起来很恶心。

人类的身体——她的，我的，每个人的——基本都像香肠。刺穿皮肤，真的刺穿的话，脂肪组织就会像粉红色的蘑菇云一样溢出来。挂在那里的样子，就像是被嚼过的泡泡糖，直到它们被塞回去然后缝上。

格兰迪13楼

在格兰迪工作了七个月，凯文迎来了第三个全职拍档：马蒂。

有一次，他们被派去处理一个精神病人：科德尔，一个多发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大约有三百镑重，接近两米高，虎背熊腰。

任何说自己疯了的，或是想要伤害自己或是伤害别人的，或是说政府把窃听器埋到他皮肤下的病人——他们都被送到13楼。精神病的楼层。
很多大楼都没有13层，但是在这里，亚特兰大，格兰迪——南部最大的公立医院——13楼是精神病患者的家园。13——是两个充满魔力的读音，说出了轻蔑或者说出了敬畏又或者说出了恐惧。13。

他们要送科德尔去13楼。在救护车里，科德尔说他听见一些声音，他说里面要腐烂了，他要撕开自己，让那些蠢货出来，如果谁阻止他，他就杀了谁。

“但是他们让我等一等。”
“那些声音？”
再次点头，“他们说要等到午夜12点。”
现在是11点28分。

只有凯文和科德尔坐在救护车里，马蒂在开车。凯文倒数着时间，这半小时度日如年，他们的谈话也“高深莫测”。

“科德尔，你的鞋上沾到了口香糖。”
他摇摇头，不是口香糖，是塞子，“他们把汽油灌进我的身体，每天晚上，就是从那个洞里灌的。”
“他们是谁？”
“把口香糖拿掉，你就可以一直看到我的脑子。”他把脚重新放到地面上。

“最糟糕的情况？”

凯文总会被人问这个问题：“你见过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

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你真的愿意听某个孩子出生时就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每天被继父用烟头烫的故事吗？我不愿意。世界上就是有那么多残忍的混蛋存在。为什么我们不能就让他们那样存在着，别去打听了呢？
但我们不能，人们打听，我猜是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好好地思考过问题本身，所以直到他们听到答案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们叩开了一个如此奇特的门。

有个患有皮肤癌的病人来到医院做检查，然后决定离开。病人在医院对面的灌木丛待了一晚，成群的苍蝇在他身上产卵。

此时，病人安静地坐在公交车站，蛆虫几乎占据了他整个左脸，那些腐烂腐坏的皮肤被蛆虫啃噬着；他用手背按住眼睛，鲜血和白色的幼虫就被挤压出来，凯文和马蒂看得快要吐了。他们没办法劝说病人回医院，只能叫来医生。

医生带了轮椅过来，用温和的语气对病人下最后通牒：医生说可以把他送回灌木丛，让他继续被活生生地咬死。

这个说法奏效了，那病人站了起来，一屁股坐进了轮椅里。我抓住把手推走了轮椅，马蒂跟在后面，小心翼翼地生怕踩到蛆虫，它们现在都微微地蠕动，舒服地存活在这个没死的人脸上。

有一次，凯文在亚特兰大的杀人犯监狱里，给刚捅完妻子的查尔斯包扎伤口。

杀人犯监狱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有人刚刚捅死了自己的妻子，这是你想象不到的细节，用理性和理智思维难以想象的事情。

查尔斯疯狂地捅了他的妻子四十多下，每两三下之后，那些血，就是那些喷在他脸上的，把他衣服浸湿的血开始狂流。这使得他在碰到骨头的时候，刀也会很顺利地进入她的身体，刀变得很滑。他仍然继续捅她。他自己的手指也被深深地割破了。因此我现在是和一个刚刚屠杀了自己的妻子、满手是包扎带、满脸溅满血的人待在一起。

有一次，有个交警说在亚特兰大东南一个废弃的学校里面好像有具尸体，交警和他们一起寻找。等他们终于找到尸体，尸体至少在那里有一两周了。更糟糕的是，他们发现了拖拽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个男人是拖着来到这里的，他们破坏了犯罪现场。

一个男人成婴儿的姿势，皮肤所剩无几，只有吃得饱饱的蛆虫，本来应该在那儿的一大块肉，已经看不见了。
当一个人的身体被留在大自然的时候，一些通常不会联想到的词汇开始被运用——膨胀、腐烂、液化、破裂，全都出现了，这是学会谦卑的终极一课。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是，无非就是块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最终和躺在路边的老鼠没有什么区别。

从麻木到辞职

凯文对工作越来越麻木了。

就像是一个不断重复的梦境，每一个工作日都带着同样的烦躁情绪，工作日从不改变，这样的情绪就会一直拉扯着。几个月来，我都在思考怎样结束它。也许，我很快就撑到极限然后辞职；也许，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因为背了一个肥胖的女人下楼而伤到自己的背部，因为她从一开始就觉得没有必要自己走下楼。

格兰迪的流动率实在太高了，他们留不住人，在一个月里招来太多新人，现有的实践教员根本忙不过来带他们，凯文被提名为非正式的实践教员。

他们需要更多的实践教员但又没有时间走流程——申请、考试、面试——于是现有的实践教员集中到一起商量说，只有找一些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一起帮忙。就是那些经常在这里，工作出色并且受到同仁尊重的医护人员，出乎意料，我居然在这个名单里面。

新人带不动，凯文更累了。

还是老样子，我的新人队伍越来越庞大，格兰迪就像是急救医护世界里的麦加城，是急救人员的朝圣地。因为它的业务量大到惊人以及美名远扬。总是不断有新鲜的血液加入，但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血液。
在格兰迪工作的医护人员会需要面对一些其他地方可能不会遇到的现实，比如闯入一座废弃的建筑物里，或是帮助警察在草丛里寻找刚刚杀死你病人的手枪。还有很多障碍需要面对，不单单是在格兰迪这样，在其他公立医院里也是一样，比如说当你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通常是没有的。

工作做久了，被告是正常的，控诉照顾不周、因失职而对某人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等等。

如果把一个普通的疾病以及关于病人的一系列数据，提供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医务人员，他们都会告诉你同样的东西。病人会有怎样的表现，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处理的过程会有什么感受，要遵守哪些步骤。
但一旦治疗开始，只有那两个跪在地上处理病人的才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彼此能相互理解，因为每一个任务都有它特殊的空间和时间。通常微小的事情就会导致结果的极大不同。其中的微妙之处，在所提出的问题里，只用简短的答案来说明的话，是很困难的。
医院的律师只要我证明，在这个任务的执行上，以及我之前和之后执行过的无数个任务中，我都是直接、没有过多思考地执行着一个所有医师都知道的且无懈可击的方案。
这我完全不能接受。

凯文因一年接生了十三个婴儿获得送子鸟奖，这年接送产妇的任务好像都找上了他，他只能迎难而上。有些孕妇就喜欢打911，他们只能去接她们，于是不得不处理各种情况。

2012年，凯文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他把每周工作三个晚上减为两晚，偶尔只工作一晚。他记得在急救学校导师说过，接到任务应该感到兴奋，也许带点害怕。

当我们到达现场、在救护车里甚至是事后，病人已经不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有旺盛的肾上腺素分泌、加速的心跳以及高度集中的精神。他说这种感觉可以让我们避免失误，让我们保持清醒。当这种感觉离开的时候，我们也到了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

凯文就像有经验的手艺人在完成自己的任务，没有肾上腺素也没有高度集中的精神。他和妻子商量，他是时候辞职了。一直以来妻子背负家庭重担，而且收入比他高，她的很多同事都觉得她太亏了。

绝大多数时候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都靠猜，她自己会在脑海里绘制一个摸彩口袋，想象着我完成那些任务是不是很奇怪或是很恐怖，以至于我都不敢告诉她。
就像有一次，广播里传来调度员的声音说我们错过了出事地点。我们回应说我们知道错过了，因为现场还在枪战中，如果她能告诉我打电话的人放下枪，那么我们会很乐意回去。
我们还走进过很多居民的家里，和那些发飙的人搏斗。可恶的邻居、被遗弃的建筑、流弹、肮脏的针头、隐藏在暗处的危险、可怕的事情，我们都一一见证并一笑了之，但这些确实会在我们心里留下痕迹。

他递交了辞职报告，那时在格兰迪医院的两百多名员工里，他是最资深的十个医护人员之一。格兰迪也在变化，医院更换了制服，新人也比他们以前容易一些了。

他们不会知道那些老的救护车是什么样子，也不会知道没有GPS定位持续追踪的日子是怎么回事。
他们被聘用的时候，医院的CEO已经把病人称作顾客了，他们在新的大楼里工作，再也不像前些年那样，逼着他们上班的时候要从格兰迪的那些疯人面前走过。
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油库，所以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用偷来的油驾驶救护车是什么感受。

十几年来，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英雄，救人永远也救不完。人们说离开以后会想念这份工作的，因为心里会有个洞。很多人会回来，这种一种奇妙的愉悦感，但凯文想念是那种疯狂。

我想念晚上出勤，载着那些死去的、正在死去的、喝醉的、发疯的、愤怒的、需要帮助的和以为自己需要帮助的人在大街上狂奔。
我想念远处的枪声和发现警察之后毒贩子渐渐消失的叫嚣声。
我想念在破旧的汽车旅馆里和疯子的扭打，我想念吸毒屋和流浪汉睡的房子，还有枪击现场的混乱。
我想念天黑之后的建筑。
我想念责任感、荣誉感、幽默感以及把自己弄丢在一个奇怪的世界的迷失感。
我甚至想念犯错时的恐惧感。无论是什么原因把我们带到这里，却是其他的原因让我们继续留在这里。

凯文享受这份疯狂。

碰到枪击或是有人尖叫或是房屋着火或是有人在乱糟糟的地方晕倒，一般人的反应是赶快躲开，退后一步，也许不见得就完全不管，但肯定不想牵扯其中。
但说实话——除了驾照和高校文凭——这就是这份工作所需要的，当我们很清楚应该走开的时候，依旧愿意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地走进现场。一种要参与其中的愿望，但很多时候，只是见证者。

对凯文来说，这份工作意味着自由、有趣。命悬一线的时刻，只有他们在现场做出决定，挽救生命的感觉很棒。

医生意味着被困在医院，但他们徘徊在大街上，就像巡逻的枪手：做出决定，扣动扳机，控制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