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瓜子创始人76年赚得百万，邓小平为何三次出手相助这个传奇人物？
1976年盛夏的午后，芜湖赭山脚下一处小院里，地上铺满崭新的十元大钞，邻居们探头议论：“这是谁家这么阔气？”钱的主人，是外号“傻子”的年广久，他正拿着竹扇给票子翻面，生怕雨点糊了辛苦挣来的百万元。
1937年冬，他呱呱坠地，家在怀远县，长江水患一来，全家逃到芜湖码头。七岁捡烟头换铜板，十岁挑起父亲留下的水果担子，沿街喊卖。有人嫌贵，他干脆让人先尝；有人买得多，他再塞几瓣橘子。周围人摇头：“这孩子傻得可爱。”外号便这么传开。
1950年代，城市小摊贩被纳入公私合营的浪潮。摆摊既没有正式身份，也没有进厂的铁饭碗。年广久却固执：“能卖一天是一天。”1963年，他因为“投机倒把”被关了一年。出狱后继续推车卖苹果，没几步又被取缔。到1970年代初，他第二次吃官司，人称“又傻又犟”。
就在第二次放出来时，他结识了炒货师傅熊寿仁。夜里小灶架起来，沙子翻炒，香味四溢。为了配方，他关门三个月，跑遍南京、上海的小摊，挨家试吃，改进火候和佐料。配方确定那天，他把炉火点到凌晨两点，第一锅瓜子出炉，一把撒进嘴里，咸香带甜，“就这么干！”他拍案决定。
转行第一年，他每天炒三四百斤，只在中午和傍晚两档出摊，摊位上挂个半导体收音机放最新歌曲，引得行人围观。人多时，他把热乎乎的瓜子一把把抓给大家尝，“喜欢再买，不好吃不用给钱。”一来二去，顾客排起长队。到1976年底，账本上竟有了整整一百万元——那在当年是天文数字，也成了日后祸福相依的伏笔。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成了改革风向标，小岗村的“红手印”传遍全国，然而城里的个体户仍被死死框在“七顶天、八落地”的红线里。年广久的作坊却早雇了上百名工人，消息一传开，各路报纸连篇累牍，质问他是不是“冒尖的资本家”。有人专程写信告状，一封厚厚的材料被送到北京。
1981年冬，邓小平在中南海看完材料，放下茶杯，说了一句：“先放一放，别急着下结论。”到了1984年10月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会议，他又补了一句：“让他们继续干，两年后再看。”一锤定音，风声立刻静了大半。芜湖“傻子”门前的队伍还是那样蜿蜒，上海南京的批发商也找上门来，麻袋一车车往外走。
有意思的是，风口浪尖上他越干越大，却在细节上栽了跟头。为了追产量，他默许部分合作户以次充好；为了抢市场，他搞起花里胡哨的有奖销售。1986年，这些做法踩了监管红线，场子被封，人被叫走。再次风雨飘摇时，高层仍未盖棺，地方上把他“保外”，要求限期整改。
没过几年，新麻烦又来。1991年，税务稽查认定其漏税，他第三次进了监狱。此时他五十四岁，正是许多人准备退休的年纪。1992年初，南海之滨一句“发展才是硬道理”，全国气氛急转。安徽方面重新审查，很快撤销指控，年广久重获自由。走出高墙那天，他提着一箱新炒的瓜子，对看守半开玩笑：“这味道，帮忙带给北京的领导尝尝。”
风浪虽平，江湖却变。市场开放后，新品牌如雨后春笋，连他的两个儿子也注册了“正宗傻子”商标，父子隔空打价战。年广久自知精力不济，最终把自己那块金字招牌转让给儿子，约定“不许砸先人饭碗”。2000年，他和小自己二十多岁的陈慧芳成婚，又添幼子，搬到郊外新宅。炉火还在，瓜子飘香，只是不再日夜兼程。
回望这一生，三次入狱、四段婚姻、百万身家起落，背后是中国个体经济从灰色地带走向合法舞台的高低潮。年广久的“傻”劲，其实是对“利轻业重、顾客至上”的笃信，也是对时代窗口的敏锐嗅觉。今天行走在芜湖步行街，依旧能闻到那股熟悉的瓜子香，街头小贩提起当年的故事，常会补上一句：“那是真的傻，也是真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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