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女兵被日军包围，聂荣臻下令：哪怕全军覆没，也要把被困战士救出来！
1939年春，白求恩离开前线伤口累累的手术台，赶到晋察冀深山里办起一所卫生学校，这所不足二十间土房的学校两年后成为一道生死考题的中心。到1941年秋，学校已培养出一百五十余名女医务兵，平均年龄不过十八岁，但她们背会的急救流程、消毒配比，在前线等同于一百多条生命。
1941年9月，冈村宁次调集7万余兵力，对晋察冀实施所谓“铁壁合围”。封锁线一层套一层，步、炮、机协同，试图把根据地压成孤岛。聂荣臻盘点力量后发现，前线能机动作战的主力尚可分散，但白求恩学校师生、后方医院伤员和依附根据地的数千百姓若陷入包围，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一封电令只写了两层意思：女医务兵务必带出；可动用一切兵力。电令送到第一军分区指挥所时，杨成武正带七百余人准备外线迂回。
夜色中卷着凉雨，花塔山脚的篝火暴露出密集的日军帐篷。望远镜里闪过刺刀寒光，杨成武心里清楚，只靠突击难以把所有人带走。更棘手的是，山谷里不仅有白校师生，还有拖着绷带的二百多名伤员，以及携家带口的群众。如何走？高鹏、黄寿发等人在地图前争得脸红，最终在一位放羊老汉的指点下，他们把目光锁定在几乎被忽视的梯子沟——那是一道险峻的石罅，仅容一人侧身而过。
9月中旬的一个凌晨，部队熄灯摸黑出发。沟壁陡直，湿苔打滑，一名女兵脚下一空，险些跌落，旁边的战士猛地揪住她的臂膀才算脱险。行进队伍被迫拉成数股，枪支、药箱、人影连成细线，荆棘抓破了棉衣，雨水浸透药品包，可谁也不肯丢下行囊。走出峡谷时，队伍已散成数段，天边却传来重机枪的闷响——日军追了上来。
拖尾部的三连自告奋勇断后。胡尚义率六十余人跃出乱石，枪声在雾里连绵，“快走！”他只留下这句话。不到半小时，山谷口传来炸药包轰鸣，巨石滚落阻住追兵，三连却只剩十三人回到主力。胡尚义倒在乱石间，身中十几枪仍攥着步枪。有人报告时，杨成武沉声道：“记下他的名字，给我留个位置。”声音哑得几乎听不出情绪。
突围成功并未意味着脱险。部队在石家庄子附近的临时医院刚支起草棚，天空又传来轰鸣，日军分队以机枪扫射。喻忠良带领二十多名女学员冲进弹雨，将来不及转移的重伤员抬出火线。途中，一名上肢粉碎骨折的战士把驳壳枪递给身旁的小护士：“子弹留给你们，我拖不了队。”话音落下，他扣动扳机自尽，鲜血染红担架。那一刻，几位女孩泪光未干，已经蹬上担架木杆。
傍晚，主力再度南移，白校师生与尚能行走的伤员留在白银坨休整。谁也没料到夜半山口失守，百余名日本兵摸黑包抄。手里只剩几支步枪、十几根木棍，她们把药袋倒空，抓起石块迎面掷去。枪声、惊呼、哭声纠缠成一片，月光下的山坡火光冲天。等杨成武重新折返，白校已只剩四五十人。
战后清点，根据地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医务骨干。没有敷料，没有缝合针，仅剩的女兵却在第二天又跳上担架，跟着部队穿行太行石脊。有人感慨，战场上子弹难求，止血钳更难求；机枪虽能夺敌命，纱布却能救己命。医务人员的珍贵，由此显露无遗。
晋察冀反扫荡持续到11月方才告一段落。此役虽将敌军主力拖得疲惫，却也让根据地医疗系统元气大伤。此后数月，新生的卫生队只能从零起步，靠行军途中挖掘草药，边战斗边教学，才缓慢补上缺口。女医务兵的背影，在山路间依旧单薄，却成为部队最信赖的依靠；而那封“务必带出”的电令，也在战后被裱进玻璃框，挂在新校舍的正门上，提醒来往学员：能救人者，必须被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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