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达跳下去的时候，才二十多岁。
他是陈伯达的长子，刚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回国没几年，连汉语都还说不利索，跟父亲交流都得用俄语。
别人眼里，他是高官子弟，前途一片坦荡——父亲当时正处在权力最盛的时节，自己又顶着留苏高材生的光环，被安排到苏联专家旁边工作，那是多少人挤破头都够不着的岗位。
可这世上有些东西，跟地位无关，跟门第也无关。
他谈了一段恋爱，散了。想找父亲谈谈心，陈伯达忙，没时间。
一个从五岁就被寄养在异国他乡的人，回到祖国反而像在外国，语言不通，人情不通，失恋的苦楚压在胸口倒不出来，又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那种孤独，大概是没人能懂的。
他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
消息传到陈伯达那里时，没人敢直接告诉他。瞒了整整一年。
而最疼的那个人，是褚友仁。她是陈伯达的第一任妻子，陈小达的生母。
当初把儿子送出国的决定，是她和陈伯达一起做的——那时候国内局势不稳，夫妻俩希望儿子能在相对安定的环境里长大，就趁着周总理去苏联治胳膊的机会，托他把年幼的陈小达带到了莫斯科。
没想到这一托付，儿子就再也没能真正回到自己身边。
褚友仁和陈伯达相识于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两人在异国相恋，回国后结婚。
1933年生下陈小达，名字的意思很简单——小一点的陈伯达。
可这段婚姻没能走到最后，两人离婚后，陈伯达又先后有过两段婚姻，而褚友仁再没嫁过人。
儿子在苏联的那些年，她一直在等。解放后从四川调到北京工作，打听儿子的下落是她生活中最大的念想。
等到陈小达大学毕业回国，虽然跟父亲住在一起，但也常来看她。
褚友仁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任务，总算快完成了。她以为好日子要开始了。
儿子的死讯传来时，她的世界塌了。
她恨陈伯达，恨他只顾仕途不顾儿子，恨他连儿子想跟他说句话都腾不出空。
这种恨，一直持续到陈伯达出狱之后都没有消散。
但比恨更磨人的，是那种空落落的疼。
她开始变得絮叨，碰到熟人就讲儿子的事——小时候什么样，留学时什么样，回国后又是什么样。
一遍一遍地讲，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也许只有在反复的述说里，她才能重新触摸到儿子活着的温度。
后来她想过重新找一个陪伴。
通过组织在四川老家寻了个养女，把户口迁到北京，给安排了工作，一起生活了一段日子。
可特殊时期的风潮一来，养女被迫离开，跟男友去了黑龙江，她又成了孤零零一个人。
申请南下，到浙江紫金滩独居，一个人守着那些发黄的照片过日子。
1982年夏天在莫干山，报社记者冯颖平去采访离休干部，人家指了指角落里一个独来独往的老太太，说她就是陈伯达的前妻。
冯颖平主动搭话，褚友仁意外地敞开了心扉，拉着她讲了许多往事。
临下山时，褚友仁请冯颖平去自己住的紫金滩做客，把压箱底的老照片翻出来给她看。
照片已经泛黄了，可往事还刻在老人心上。
褚友仁握着冯颖平的手，问她：“你当我的干女儿可好？”冯颖平一时没答应，也没拒绝。
后来到中秋节，她真把褚友仁接到杭州自己家里过节。
褚友仁高兴得很，也许那是多少年来最开心的一天。
可住的日子稍长，周围人知道了她的身份，闲言碎语便有了。
褚友仁一生经历太多波折，对别人的议论格外敏感，怕连累冯颖平，悄悄收拾行李回了紫金滩。
认干女儿的事，从此再没提过。
回到那个冷清的住处，褚友仁的日子更黯淡了。
身边无人，心情抑郁，身体很快就垮了。
1985年春节，万家团圆的日子，她一个人走了，享年七十五岁。
去世四天后，《浙江日报》刊登了她离世的消息，对她的一生做了简要总结。
四年后，陈伯达病逝。
他晚年保外就医，有儿子陈晓农和儿媳在身边照料，日子虽不风光，却也算有人陪伴。
而褚友仁在陈小达死去的那一刻，她的世界就已经停止了转动。
之后二十多年，她只是活在那个世界里，等一场重逢。
这世上有些痛，不是刀砍斧劈的那种，是钝刀子割肉，一天一天地磨。
最疼的不是送走孩子的那一刻，是之后日日夜夜的万箭穿心。
一个母亲把儿子托付给出国的轮船，等了一辈子，最后等来的是他自己结束生命的消息。
活着的人用什么来填补那个洞？答案大概是没有的。
有的只是一个佝偻的老妇人，在浙江一个叫紫金滩的地方，对着每一个愿意听的人，反复念叨着那个早已不在人间的名字。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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