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25日，天河机场的跑道刚被细雨冲刷过，军调部第8执行小组踏出舷梯时，冷枪口已在两侧列成一排。美方军官和国共代表混在狭窄的走道里，沙面“西红楼”的钥匙还未递到手，街头却能听见“睇错老蒋，迎错老张”的民谣。调处监督的旗号悬在空中，真正左右广东局面的，仍是枪栓的脆响。
执行小组来广，表面是执行停战协定，背后却是三方对东江纵队命运的博弈。张发奎的行营里，每天都有电文催促部队封锁山区；蒋介石电令写得干脆——两个月肃清“奸匪”，寸土必控。当时的广东，日军已投降五个月，却再次聚拢了近二十万国民党部队，兵力规模反超抗战时期，这种异样的调动凡是有心人都看在眼里。
时间拨回到1945年8月。罗浮山脚下，东江纵队的年轻通信员一边敲铜锣一边高喊：“日本投降啦！”战士们煲起甘蔗糖水充当胜利酒，唱起《东江纵队之歌》。然而司令员曾生只是静静坐在石阶上，望着远处的薄雾，他对身边警卫低声说了一句：“敌人换了衣服会再来。”七年抗战三千余次战斗、歼灭日伪两万多人的成绩，并不能换来安宁，他比谁都清楚。
早在1945年初，国民党地方军就已火力试探。南路、高明、新兴、北江、潮汕，十多个县城接连传出“围剿”枪声。外营村惨案中，梁鸿钧所部59名指战员被全部杀害，村庄浓烟两昼夜不散。这些进攻往往打着“整编善后”的旗号，却对日伪据点视若无睹，对游击根据地寸草不留。胜利前夜的广东，实际上已提前卷入内战的阴影。
日本降下军旗的第三天，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受降主官兼第二方面军司令，罗卓英管理政务。随后的粤桂绥靖会议决定：17个师、50余团分三路封锁东江、北江、韩江、珠江各游击区。有意思的是，广州的接收大典刚落幕，仓库与银号便被翻了个底朝天，连徽号都来不及改换。对老百姓而言，“打鬼子”才结束，“剿赤匪”便已上路。
面对此局，中共中央9月电示广东区党委：各部队立即化整为零，深入山地、渔村，保存骨干。于是，东江纵队分散到九连山、罗浮山脉、梅州密林，部队最小编制缩成七八人一组。顽军调来重炮，却常揪不出一个目标，只能在空村里放火泄愤。当地百姓暗中嘲讽：“大拳头打跳蚤，越打越瘙痒。”
10月10日，《双十协定》在重庆签下。条文里，中共为和平再作让步，表示八处解放区可暂行整编。蒋介石口头称“以和为贵”，手下却继续加码封锁。毛泽东当时轻描淡写地告诉身边人：“空城计要在重庆唱。”表面让步、舆论喊话，实则为华南武装争取喘息。
果然，1956？ Wait. Correction： February 1946. In 1946 February， at Guangzhou？
继续。
Let‘s produce rest.
张发奎不肯承认东江纵队的存在，在2月5日的记者会上拍案：“广东只有土匪，哪来的共军？”话音未落，周恩来次日在重庆反问：“既称土匪，为何出的却是师旅级兵力？”尹林平随后赶到陪都，把外营村的照片摊在各国记者面前，瞬间让“清剿”计划暴露于聚光灯下。舆论压力之下，军调部第8小组开始接触曾生，调查真相。
3月下旬，广州行营草拟的北撤协议终于摆上谈判桌。文件上写明：东江纵队主力约2400人，携轻武器北上，目的地为山东解放区；残部留粤隐蔽，不得追剿。张发奎签字时面色铁青，而美方军官只是例行按下印章。广东山林深处，传令兵奔走，密电一道接一道飞向各支队，命令简短：按时集结，大鹏湾登舰北行。
1946年6月底，夜色遮住海面，二十余艘登陆艇悄然驶离大鹏湾。甲板上，许多战士回望东江山影，默默摘下帽子。那一夜，没有仪式，没有锣鼓，却标志着华南敌后最顽强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成功跳出重围。蒋介石倾力布下的“瓮中捉鳖”因此落空，而东江纵队带着七年淬火的经验和信念，继续在北方战场接续新的斗争，广东的内战风暴却因这次转移而暂时失去最重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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