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多次尝试通过和平方式统一台湾，郑经却利用时机提出独立诉求，历史为何如此相似？
1662年初夏，紫禁城的勤政殿里，十八岁的康熙第一次听取大学士汇报“东海孤岛”形势——郑成功虽刚刚从鹿耳门驱走荷兰人，却猝然染病身亡，遗下的台湾政权前途未卜。对于尚在统一关外的清廷而言，这块隔海相望的土地是威胁，也是机会。
在北京的朝会上，如何处置台湾成为议题。多数大臣主张沿袭顺治年间的“招抚”路线：以王爵官职引诱郑氏来朝，既省兵戈，又可稳定东南海防。康熙默然良久，只留下一句：“和可和，不可亦须有备。”自此，安抚与备战两手并举的方略成形。
与此同时，台湾局势剧变。郑成功去世的消息传到鹿耳门，叔父郑袭与长子郑经各拥兵数千，府城内几度短兵相接。最终，二十八岁的郑经挟老部将之力胜出，自称“延平王”，沿用父亲的永历年号，却在密诏中暗示朝臣“台岛自可为国”，已现异心。
清廷第一次派出的招抚使者于顺风顺水中抵达鹿耳门。对方开出的条件颇为宽厚：封郑经为大员总兵官，世守台湾，惟须剃发易服、停用年号。郑营议事时，谋士黄梧一句“若循朝鲜之例，自立为国，岂不两全？”正合郑经心意。他回信称可“称臣”，却拒绝改发冠，拒绝撤军，要求自铸钱币、遣使通贡。康熙痛感掣肘，却仍命再议。两年后，两江总督郎廷极带着更宽松的赦封方案南下，换来的仍是婉拒。谈判桌上，郑经轻描淡写地说：“海上孤岛，自立即可。”到1669年，彼此书札往返五次，终无寸进。
拖延的背后，郑经另有盘算。1673年冬，云南的吴三桂打出“兴复大明”的旗号，三藩之乱爆发。郑经闻讯，即在次年春渡海登陆漳州，合流耿精忠部，一度占据漳、泉，甚至逼近福州。台军胜利之初欢声雷动，可好景不长。1676年，耿精忠率先向清廷请降，吴三桂亦呈败势，清军反扑迅猛。战报连日而至，郑经部折损近半，仓促退回台湾，海峡风急浪高，许多战船覆没，兵力锐减，岛内屯田也因征调而荒芜。曾经倚重的“大陆反攻”成了加速衰落的枷锁。
1681年，年仅三十九岁的郑经病逝。十二岁的郑克塽被群臣拥立，他既无父祖胆识，又无足够威望，宫廷日陷猜忌。此时的清廷已扫平三藩，平定噶尔丹进入收尾阶段，国库充盈，水师多次演练。熟知台湾水道的施琅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不少老郑军将领也在麾下效力。
1683年7月22日拂晓，澎湖外海风向突变，施琅抓住“南风袭北”的瞬间展开进攻。战船以“梅花阵”分层推进，火炮交叉覆盖，刘国轩守军的竹竿火绳炮台顷刻被撕开缺口。激战一日后，澎湖失守。数天后，施琅在马公湾高悬“靖海安澜”旗号，并放话：“若能归顺，秋毫无犯。”郑克塽惶然召议，众臣言辞不一，老将冯锡范喟叹：“再战则覆亡。”8月，郑氏奉表请降；9月5日，正式受抚。
翌年春，朝廷设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准原民社番“仍其旧俗”，闽浙总督姚启圣率官员入台整顿田土、续办学宫。短短二十一年，明郑政权从金门开船高歌，到澎湖溃败落幕，留下的既有海防体系的雏形，也有关于主权与统一的深刻启示。康熙早年的忍让与后期的决断、郑经的野心与误判，交织成这场海峡风云的全部线索；而1684年台湾府的石碑，则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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