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开国少将返乡时坐牛车，与车夫聊天竟未认出对方，临近家乡才惊觉那竟是自己的父亲！
1953年五月，初夏的晚风吹过香山松林。王扶之刚从安东前线归来，警卫连已备好吉普，他却摆手：“这么近的路，我自己走走。”话落，转身提起那只洗得发白的粗布包卷，独自进了开往西安的军列。
火车一路向西，穿过关中平原时，车窗外麦浪滚滚。对旁座战友的告别只一句“保重”，他便消失在人群。转了两趟汽车，最后在绥德下车。再往北，只有土路。王扶之把肩章扣紧，踏着黄土，一步步走向儿时的山沟。
晌午日头正毒，他在三岔口遇见一辆吱呀作响的牛车。车夫是个花白短须的老汉，腰杆却挺得笔直。“小伙子，上车歇歇脚？”王扶之点头，将布包放在车尾。老黄牛慢吞吞前行，两人边走边聊。
老汉先说起今年分到的五亩薄地：“自己种，心里踏实。”又谈合作社收枣按斤称，价钱公道。王扶之听得认真，偶尔应一声，更多时候望向远处的沟梁。忽然，老汉叹口气：“可惜啊，我那娃，十二岁就跟红军走了，十八年没影儿。”
车轮碾过碎石，王扶之手指收紧军帽檐，他压低声音：“您娃叫啥名？”“叫扶之。”老汉抖了抖缰绳，“走得匆忙，连张相片也没留。”牛铃声悠悠，像在催人回忆。
黄昏时分，傅家新庄的土院轮廓隐约可见。王扶之跳下车，挺身立正，右手举至眉梢：“爹，是我。”鞭绳脱手而落，老汉愣神半晌，一把搂住儿子：“娃，真回来了！”粗糙的掌心贴着旧军装，温热得像六月的地面。
灯盏点亮，院里枣树的影子摇在墙头。桌上摆着白面馍、热腾腾的小米粥，还有他带回的半斤茶叶。父亲摸着将花，声音发涩：“当年只盼你能识字，现在倒成了带兵的大官。”王扶之笑，说自己不过是人民的兵，和老乡一个样。
席间，父亲絮絮叨叨讲村里的新鲜事：地主的碾房变了合作社，山梁上修起了蓄水池，秋后一亩收的高粱顶过去三亩。王扶之低头掰馍，眼前却闪过旧岁月——
1935年腊月，他还是瘦小放牛娃。地主管家挥鞭赶长工，红军战士却帮村民推磨挑水不要分文。那晚，他对父亲说想跟红军走，父亲只问：“认得字没？”三个月私塾换来几首《三字经》，足以把年岁报成十七。就这样，他背着半截干窝头进了少共营，劳山初战，抢到第一支汉阳造，肩膀被枪托震得失了知觉，却乐得整夜没合眼。
抗日岁月里，他调到新四军三师。黄克诚师长近视严重，前线行军靠他蹬着缴来的日本自行车领路。泥泞滩涂、沼泽稻田，三年下来车铃声与枪声一起刻进记忆。解放战争再起，他从联络员一路干到团长，算盘打得准，冲锋也最猛，弟兄们背后叫他“拚命三郎”。
1950年10月，他随三十九军跨过鸭绿江。龙头洞一昼夜三挡美骑一师，四次肉搏后守下185.5高地。战后，他拎着缴获的军刀递给政委：“留作纪念吧，兄弟们换来的。”1953年春，归国休整，他第一件事就是向军部请了探亲假。
夜深了，屋外的老黄牛仍在嚼干草。父子挤在土炕边，油灯把影子拉得老长。父亲小心翼翼问：“这回回来，能多住几天不？”屋檐滴下一颗雨点，砸在王扶之的肩章上，他抬头看天：“能陪你上趟坟，再去部队。”父亲点头，不再多言。
第二天拂晓，两人挑着供品走向山坡。晨雾里，山川静默，枣树叶上挂着露珠。王扶之把军帽按进怀里，脚步却比从前放牛时更沉稳。黄土依旧，天空翻新，十八年的风沙在这一刻悄悄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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