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腊月，紫禁城的廊檐下垂着冰凌，道光帝的病情反复。宫里人悄声议论：谁将坐上那张龙椅？没人想到，跛足、性情寡言的皇四子奕詝，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推到权力巅峰。他就是后来被叫作“倒霉皇帝”的咸丰。表面看是嫡长子优势，深掩玄机的却是师傅杜受田的“以拙示德”手段：让奕詝少言、多泪，以孝心赢得一票。就在钦定圣旨那一刻，大清九十年积攒的病灶，也一并落到这位年轻君主肩上。
按说，换了皇帝，总该有新气象。咸丰当时不到二十岁，心里燃着冲天雄心，首要动作便是清洗军机处。他把满口“万岁”却两袖肥油的穆彰阿推下台，又让宗室耆英靠边站。随即，锐意改革的肃顺走马上任，掀起大整顿，科场舞弊案斩首九十余人，吏治一时为之一新。这样的大力度，连老成持重的史官都惊叹：“这小皇帝好像真要动真格！”
可惜天不遂人愿。咸丰元年正月，广东花县金田村响起了“天兄天王”的号子。洪秀全举起义旗，太平军势如破竹。清廷八旗、绿营本就外强中干，被连番败绩打回原形。咸丰缺兵又缺钱，最后决定放手给汉人大臣办团练。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的名字，从此开始在奏折里密集出现。办团练时，有臣子劝他：“用家财募兵，不必国库掏银。”咸丰只回了一句：“只求能剿贼，余事从简。”
不得不说，这招灵光。湘军、淮军的壮丁们扛起火枪大刀，十四年里把太平天国赶进历史尘埃。然而清廷的代价同样巨大：赋税骤增，江南十室九空；地方督抚因握兵自重，形成军阀雏形。有人私下感慨：“洪逆未灭，朝廷已先伤元气。”
就在内地烽火连天时，海门外炮声又起。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得寸进尺，法兰西也嗅到了火药味。1856年10月的“亚罗号”冲突，不过是列强重启侵华的借口。咸丰不信邪，调兵布防，赌一把“新政出效率”。首轮交锋，广州竟守住了，他心头一热，密谕：“倘再来犯，务歼之！”
英法并未罢手。1858年攻陷大沽口炮台，天津门户洞开。咸丰被迫签下《天津条约》，心中憋了一口恶气。可他还没等喘息，对方又嫌“价码太低”，策划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860年，联军再临大沽口，这回清军仓促易将，错失战机。炮火连天中，天津失守，北京城门洞开。御道尘土飞扬，咸丰面如土色，仓皇北逃避暑山庄。有人劝他议和，有人劝他死战，他却重蹈犹豫覆辙，终致圆明园在烟焰中灰飞烟灭。
逃到承德后，咸丰已心力交瘁。他想起父皇留下的区区百余万两亏空国库，再看檀木盒里堆满的战报，只觉每一夜都格外漫长。有人说，他是好大喜功；也有人说，这是时势逼人。可无论怎么解释，三大难题已摆在面前：国库空虚、列强环伺、地方尾大不掉。
为了筹饷，他动了太宗朝以来未动过的底子：把宫里成套珐琅、金器全数熔掉；又下诏开捐纳，官位论钱买；接着发行宝钞、贴加厘金。上海商人暗暗嘀咕：“这纸钱值几成银子？谁敢多收？”通货膨胀的恶果，很快反噬京城百姓，米价翻番，民怨四起。
更要命的是，内廷也不再铁板一块。肃顺与恭亲王奕訢暗地较劲，朝中大小格局分化。咸丰自知难以调和，只得寄望于时间。可时间偏偏不给他改正的机会。日夜嗑鸦片、把玩京剧、借酒浇愁，三十出头的皇帝骤然消瘦。一日夜阑人静，他对贴身太监低声嘱咐：“若我有三长两短，保皇储要紧。”言罢咳血不止。第二年七月，年仅31岁的天子，在山庄里悄然谢幕。
回看这十一年，咸丰确实干了不少事：裁冗官、惩贪腐、倡洋务、重汉人、办团练、筹捐饷；可每一步都踩着泥泞，每一次抬头都撞见新墙。他的能力或许可圈可点，奈何对世界大势认识不足，更没有跳出内耗与保守的围城。于是，所有用意良善的改革，都被时间和战火撕扯得支离破碎。
至于“大清还能翻盘吗”这一问，后来的历史已经给出答案。咸丰的失败并非单纯的个人悲剧，而是积重难返的政体自我溃散。即使有心重振，也架不住天罗地网般的内外夹击。帝国的车轮在泥潭中越陷越深，他这个年轻的掌舵人只能在风雨里仓皇灯灭。 uomini（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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