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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进入经济主义政治时代以后，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要义的自民党执政当局，并没有顿住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的步伐。
从1960年到1963年，池田勇人在执政期间5次参拜了靖国神社。佐藤荣作执政时间为日本战后之最，在长达7年左右的时间里参拜靖国神社11次。其他如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纠夫、大平正芳分别为6次、3次、4次和3次。
而且，三木武夫第一次选择8月15日这天参拜；福田纠夫则玩弄一个小把戏，在参拜簿上明确写道“日本国总理大臣福田纠夫”，但对外却宣称属“私人性质”的参拜。
在官方人士的带动下，1966年7月，160余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官兵身着军装、统一号令，会同地方政府的首脑“公式参拜”了靖国神社，造成了“军”(自卫队)、政(地方官员)集体参拜的现实。
1969年6月30日，自民党终于向第61次国会正式提出了《靖国神社法案》(以下简称法案)。早在该法案未正式提出之前，朝野和社会各界就掀起了强烈反对法案的群众性运动，社会、公明、民社、共产等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指责法案明显违背宪法，公然践踏“政教分离”的原则，是将日本拉向反动和倒退的法案。
日本宗教界的各团体也站出来反对，因为在战争时期，神道教被定为国教，排斥其他一切宗教，所以，除神道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在战争期间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和迫害，而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等于重新确立神道教的特殊地位，这就不能不激起各宗教团体的强烈义愤。
其中有日本宗教联盟、全日本佛教会、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日本基督教协议会、日本基督教团、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大本教、创价学会等67个团体纷纷组织教友展开了静坐、示威、游行、集会、请愿、签名等大规模的反对法案的斗争，并且联合发表了反对该法案的共同声明。这样，在自民党向国会提交法案前后，先后有377万民众签名反对法案，各类群众性集会、示威等活动此起彼伏，方兴未艾，对自民党的法案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是时，执政的佐藤内阁正为一项《关于大学运营的临时措施法案》搞得焦头烂额，又面对朝野内外的反对压力，只好将法案压了下来，成为一纸废案。1970年4月14日，自民党再次向第63次国会提出法案，但因当局正面临以10年为期的安保条约是延续，还是撤废的重大抉择关头，执政当局唯恐因法案问题增加同在野党的对立，影响安保条约的顺利通过，不得已又把法案压了下来，法案第二次成为废案。
1971年1月22日，自民党在国会尚未召开之时第三次提出法案，准备抢先一步赢得主动。但进入4月后，自民党在东京和大阪知事的竞选中双双失败，党内空气一时低沉。为敦促自民党议员在国会上力争通过法案，遗族会对自民党议员进行一次问卷调查，在回答的45人中，有29人对能否争取在野党支持面现难色。这使遗族会颇感不妙，遂由会长贺屋兴宣出马，于5月14日会晤了佐藤荣作，为的是给这位自民党总裁打气。
然而在会谈中，遗族会的代表急于求成，出言不逊，佐藤面现愠色，结果不欢而散。
另外，也是在这一天，名古屋高等法院判处三重县津市一起关联“政教分离原则”的诉讼案胜诉。事情是这样的，1965年1月，津市(位于名古屋西南、伊势湾畔)在兴建市体育馆而举行奠基仪式时，采取了神道式的“地镇祭”(即神道教奠基仪式)仪式，利用国费兴建公用设施，却实行神道仪式，明显违背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地方民众为此将津市官方告上法庭。但津市地方法院初审时认为，市方在奠基仪式上利用神道方式并不“违宪”。
原告方不服上诉，几经波折，直到1971年5月14日，名古屋高等法院二审时才做出原告胜诉的判决。这一结果无疑是给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当头一棒。25月24日，自民党的第三次法案只是在国会上陈述了提出该法案的理由，并未付诸讨论，因为自民党当局情知讨论的结果会是个什么样子，所以，这次提案又以“废案”的形式画上句号。
1972年1月28日，在自民党准备第四次将法案提交给国会之前，自民党总务会长中曾根康弘在总务会上说:
日本方面将之称作“中曾根构想”。同年3月7日，中曾根出席遗族会等右翼团体召开的“靖国神社法成立促进大会”，在会上重申了“中曾根构想”的意旨，表示应转换思想，寻求包括在野党赞成的祭奠英灵的办法。这里的“中曾根构想”当然不是对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的否定，而是鉴于该法案明显违宪，碍难获得国会认同的现状，主张分阶段地进行“英灵显彰”和“公式参拜”，这也是后来中曾根战后第一次以总理大臣的名义“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先声。
1972年5月22日，自民党还是将法案提交给了国会，同第三次的命运一样，这次提案只是宣讲了提出法案的理由，并未付诸讨论，法案第四次沦为“废案”。
以上四次法案提交国会都是在佐藤荣作内阁时期，结果都以“废案”而告终。
1972年7月，田中角荣登台组阁，转过年的4月27日，自民党第五次将法案提交国会。为了促使国会通过，促进派前前后后做了大量工作。田中亲自出马，宣称这是“最后的机会”，并指定内阁委员长具体运作。3月，自民党遗族议员协议会联合遗族会等右翼团体召开“靖国法必成国民大会”，内阁委员长及自民党干事长联合23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在会上发出呼吁，宣称即使辞去议员也要促进法案的通过，摆出了一副不通过法案决不罢休的架势。5月25日，众议院就法案展开讨论，并强行通过。但在参议院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7月5日，遗族会发动遗族代表前往自民党本部静坐、示威、绝食，要求自民党务必促成法案的通过。各社会团体、新闻机构、在野政党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法案运动。7月19日，自民党在参院发表提出法案的理由。9月2日，参议院就法案开始审议投票，在野党为表抗议拒绝出席，参议院竟强行审议，遭到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和社会舆论的谴责。
在骑虎难下的态势下，参院议长只好宣布法案“冻结”。
1973年末，参院议长宣布法案“解冻”，自民党又开始蠢蠢欲动。1974年3月13日，内阁委员长德安实藏宣称，即使解散众参两院，也要促成法案的通过。4月12日，该法案首先获得内阁的通过。5月25日，众议院也强行通过了法案。这一事态引起在野党和社会各界民众的不安和强烈反对，一个更大规模的反对法案运动又蓬勃掀起。结果，在参议院审议时未获通过，6月3日，国会宣布该法案再成“废案”。
自民党前后5次向国会提出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的法案，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不仅给坚持国家护持法案的右翼政治家、右翼团体当头一棒，而且直接影响到自民党在参议院的竞选。7月7日，参议院进行选举时自民党大败，只获得比在野党多7票的席位，也宣告了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的彻底破产。
自民党在制定和推进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上，前后历时10年，5次提交国会，却均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偃旗息鼓。1975年3月5日，自民党又抛出一个《靖国神社表敬法案》(以下简称表敬法)，因为这一法案是以内阁委员长藤尾正行的名义提出，所以又称作《藤尾私案》。藤尾其人就是7年后(1982年)就战争责任问题大放厥词，开战后“失言大臣”之先河的人物。
该表敬法承袭“中曾根构想”，主张“阶段论”:
其具体的策划是:
就在表敬法出笼当年的8月15日，三木武夫作为战后选择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位总理大臣迈进了神社的大门。接着，自民党靖国关系的三个协议会相继成立，分别是“奉答英灵议员协议会”(1978年4月)、“全员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1981年4月)以及此前成立的“遗族议员协议会”。自民党的要员如竹下登、桥本龙太郎、森喜郎、小渊惠三等人都曾在三个协议会中担任过重要职务，阪垣征四郎之子阪垣正则担当三个协议会的事务局长。
1978年10月17日，日本官方又把东条英机、阪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14名战犯的亡灵搬进靖国神社“合祀”。可以说，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执政当局开始把“慰灵”和“英灵显彰”的具体目标转向“公式参拜”靖国神社上，从中曾根的第一次“公式参拜”，到桥本龙太郎的“接力”，乃至小泉纯一郎的“接二连三”，都是推进表敬法实施的切实步骤，也暴露出他们内在的战争观和战争责任意识。
进入60年代中期，以10年为期的安保条约很快面临着是延长或是废止的关键时刻。而且，1968年又是明治维新100周年。另外，在冲绳归还、美军核动力舰驶进日本海域、签署核禁止条约，以及是否恢复日本的“纪元节”，是否实施“元号法制化”和如何开展“昭和天皇在位50周年”纪念活动等一系列问题上，执政的自民党与在野的社会党、共产党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右翼势力把这种尖锐的对立称作“70年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完全站在右翼势力的立场上，展开了对抗民主、打击进步、维护保守的所谓“昭和维新运动”。
“纪元节”是日本历史上子虚乌有的神武天皇“降临”人间的日子，来源于《日本书纪》中毫无根据的记载，纯属无稽之说。但是，为了向海内外宣扬天皇统治的“万世一系、八紘一宇”，1872年，明治天皇颁令2月11日为神武天皇即位日，翌年更为“纪元节”。从此，每逢这一天，日本要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和崇拜天皇的各种仪式。尤其是战争时期，他们竟把“纪元节”搬到被奴役的殖民地国家或地区，强迫殖民地人民面朝东方向日本天皇顶礼膜拜，否则便被视为大不敬，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所以，日本战败投降后，“纪元节”被明令取消。50年代初，当日本政治民主化出现逆流之兆时，右翼势力以为时机可乘，展开联合署名运动，鼓动自民党政府恢复“纪元节”，只是由于时机尚未成熟而未能如愿。
1957年8月21日，生长之家、不二歌道会、乡友会、修养团、神社本厅等右翼团体组成“纪元节奉祝会”，推举木村笃太郎为会长，向全国学者和民众发出呼吁，要求恢复“纪元节”。由于“纪元节”同恢复国家神道有密切关联，遭到大多数学者和群众的反对，就连皇族、历史学者三笠宫也不以为然，主张反其道而行之，掀起一个反对恢复“纪元节”的运动。
这引起右翼势力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他们出动宣传车，四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敦促自民党当局，强硬要求立即恢复“纪元节”，并把恢复“纪元节”、“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元号法制化”等与天皇制有关联的内容作为“日本再建维新的一个重大突破口”。
由于60年代安保斗争后和平反战力量的一时沉寂，特别是自民党当局本来就是天皇主义的继承者，与右翼恢复“纪元节”的主张合拍。结果，1967年2月11日，佐藤荣作内阁强行通过了将该日定为“建国纪念日”的法案，从这一日直到今天，每年的2月11日就成为日本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莫名其妙的“建国纪念日”了。
“纪元节”复活以后，自民党执政当局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明治维新百年祭活动。早在1966年3月25日，自民党政府就作出阁议，决定要举行明治百年的国家纪念活动。
自民党为此还制定了百年纪念活动的方针，决定:
可见，日本官方执意进行明治百年纪念活动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
日本官方的态度得到社会右翼的积极响应。1968年6月8日，右翼头面人物安倍源基、太田耕造、古田重二郎、安冈正笃等出面召集，联合各右翼团体在明治神宫召开了“明治维新100年大祭祭典”，会上发表了呼吁书，内中称:
包括有自民党议员参加的另一右翼团体——“日本国民会议”，该团体也就明治百年祭活动向政府提出了几项政治主张，他们认为:
元号，即年号，始由公元645年的日本大化革新时期，初为效仿中国的年号制度。到了明治元年，日本政府正式颁布了“改元诏书”，实行“一世一元”的皇室典范，其实质则是带有“万世一系、八紘一宇”的军国主义和皇国主义的色彩。所以，战后重新制定的皇室典范中没有明确规定元号问题。随着昭和天皇的老迈，右翼们颇感不安起来，于是掀起了元号法制化运动。其始作俑者当然还是执政的自民党当局。
以元号的将来存续为前提，研究是否确立元号法制化的问题。
政府的内阁告示发布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和大多数民众的反对。家永三郎、井上清、远山茂树、野泽丰等34位有影响的历史学家郑重发表声明，抨击政府的告示:
鉴于在野党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自民党当局一面虚张声势，声称:昭和以后元号存续的方法，不一定就是使元号法制化。
对于民间的舆论和动向应当予以慎重的讨论。
另一方面却加紧了舆论准备和运动右翼的部署。1979年6月，福田纠夫内阁终于操怂国会通过了“元号法”。这样，当昭和天皇死后，他的继承人就依据“元号法”启用“平成”元号，自民党当局在维护带有战前意义天皇制的重大举措中又向前跨越了一步。
人所共知，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昭和天皇作为日本的最高元首、陆海空军大元帅，应负的战争责任是不容争议的。进入1976年以后，自民党当局却不顾国内外的反对，执意要隆重举办昭和天皇在位50周年庆典活动。
对于自民党政府的举动，社会党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特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反对举办纪念活动的理由是:
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仍按原计划于11月10日在东京武道馆召开了纪念昭和天皇在位50周年的庆典活动，天皇、皇后以及内阁成员、各界“代表”、青少年等一万余人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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