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两个凡是”被提出后，他带头做出反对，后来官至副国级|两个凡是|谭震林|陈丕显

1977年的中国，政治空气还带着特殊年代的紧绷，“两个凡是”的提法出来后，不少人心里有不同想法，却没几个人敢公开说。刚恢复工作没多久的一位老同志，直接站出来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第一个公开表态反对。这份胆魄，当时真没几个人有，他就是陈丕显。

陈丕显出身福建上杭的穷苦农家，13岁就加入共青团，15岁转成正式党员，不到20岁就坐到了团中央的要职。这个起步速度，放到今天看都相当炸裂，绝对是年轻革命者里的佼佼者。后来红军主力长征，他没跟着大部队走，留下来跟着陈毅在赣粤边打了三年游击战。那日子真不是常人能熬的，漫山遍野找野果充饥，冰天雪地躲在山洞过夜，能从这种绝境里活下来，骨子里都是硬骨头。

全面抗战打响后，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要整编为新四军，陈丕显被派往赣南联络留守部队，为改编完成了大量关键工作。他的活动范围也从赣南延伸到了苏中平原，1940年渡江北上时，他出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手里握有的主力部队不过三千人左右。短短五年时间，他硬生生把苏中武装力量扩充到了近三万人，翻了将近十倍。这种从无到有、以弱变强的本事，真不是书本上能学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陈丕显继续在苏北领导敌后斗争，做好支前工作，有效配合了正面战场，为华中解放立下不小功劳。前前后后他在江苏大地上坚持了将近十二年，1949年之后主政苏南，年仅33岁就挑起了区委书记的重担。他总结出来的“松江经验”被中央高度认可，直接推广到了全国。三十出头的年轻干部能做出这样的成绩，靠的就是肯下基层、敢拍板、脑子灵活。

后来他被调进上海，和老首长陈毅再度搭档，陈毅见到他就高兴地喊一声“阿丕”，这个亲切的称呼伴随了他一辈子。他在上海从第四书记一步步升到第二书记，深度参与上海党政核心工作，后来又出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成了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的掌舵人。特殊年月里，陈丕显也受到了很长时间的不公正对待，直到后来才恢复工作。

拉回1977年，陈丕显恢复工作后先被安排到云南任职，才过去几个月就调任湖北。恰恰就在这一年，“两个凡是”的思潮席卷全国，刚刚起步的拨乱反正被蒙上了一层厚重阴影。“两个凡是”的要害其实不难懂，它把过去所有决策都封成不可触碰的铁律，直接堵死了纠错的路。哪有人一辈子不犯错，哪有不需要经过实践检验的决策，陈丕显看得比谁都明白。

他半点儿犹豫都没有，直接给党中央写信，明确提出“两个凡是”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背道而驰。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敢这么公开表态的人屈指可数，不少老同志心里不认同，嘴上都不敢多说一句，陈丕显选择第一个开口。他的反对不是私下嘀咕，是光明磊落的真刀真枪表态，还提出应当以“准确且完整的毛主席思想”为全党工作指南。后来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他也一直冲在最前面。

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丕显和谭震林、万里等老同志一起率先发声，要求优先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冤案，直接推动了会议的走向。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性转折，他是实打实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在湖北主政的四年里，陈丕显把反对“两个凡是”的精神落到了实处，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推动改革开放，给湖北经济长远发展打牢了根基。

1982年9月，陈丕显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调往中央工作。1983年他出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同年6月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正式跻身副国级领导人行列。从福建山区走出来的少年革命者，整整走了半个多世纪，才走到这个位置，其中的艰辛不用多说。哪怕身居高位，陈丕显心里一直牵挂着自己曾经奋斗过的地方。

他一直关心上海的经济建设，主动建议建立浦东经济开发区，当年埋下的这颗种子，后来长成了参天大树。如今湖北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十四五”末地区生产总值就迈上了6万亿元台阶，武汉更是跨入两万亿级城市行列，光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五大支柱产业都突破了万亿规模，这些成就的底子，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陈丕显就打下了。上海浦东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现在已经成了中国面向全球的核心窗口，当年陈丕显的设想，早就变成了现实。这份远见，放到今天依然让人感佩。

1995年8月23日，陈丕显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他的一生横跨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977年那次挺身而出，是他政治生涯里最关键的抉择。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敢站出来说不，凭借的是几十年革命岁月锻造出的胆识和定力，刻在骨子里的就是实事求是的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