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顶级国际经济机构，为何主动改口？|北京共识|华盛顿|国情|国际经济机构|政府

来源：长安街知事

“一个权威经济机构，承认自己错了。”

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引发广泛关注。之所以为人瞩目，倒不是报告结论如何新鲜，而是这意味着一种颠覆——

过去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拥抱自由市场，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国家主导和干预经济，才是王道。这套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世界银行也一直是其绝对拥趸。但如今，世界银行改口了，认为政府干预若运用得当，可以成为经济成功的关键要素。

那么，这种根本性的转向是如何发生的？

（一）

上世纪80年代末，拉美一些国家相继陷入债务泥潭。时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开了一张“经济药方”，列举了十项建议，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华盛顿共识”，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小政府、大市场，尽量削减政府作用，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

从现实反馈看，该“药方”似乎一度奏效。遵从其建议的拉美国家，短期内经济发展确有起色。然而好景不长，过度经济自由化接连引发各类危机，理想中的政治民主化逐渐演变为多党恶斗。

究其本质，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下，“华盛顿共识”早已不是一套纯粹的经济方案，而是被包装成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集大成者”，蜕变成对其他国家输出发展模式的意识形态工具。

而从被奉为圭臬到遭遇争议，“华盛顿共识”失灵不仅仅因为南橘北枳，更重要的是，现实不是在真空中运行，这套主张发生作用高度依赖“有效的制度环境”，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恰恰存在天然短板。近年来，连输出“药方”的美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深陷多重治理困境。

（二）

一个国家要怎样致富？华盛顿已无共识，但世界舞台上多样发展形态的探索正蓬勃展开。

罗马尼亚，信息技术产业增长迅猛，在网络安全领域建立起竞争优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提供了优惠税收政策和全面的商业支持。巴西，结合自身农业资源禀赋，从政策规划到田间实践，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协同，大力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韩国，1973年至1979年，每年约投入GDP的0.4%用于发展钢铁、电子、石化等产业。后来研究显示，这些投资每年贡献了3%的GDP增幅。

最受世界瞩目的，当属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是如何实现的？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是如何书写的？世界各国都制定了“探月计划表”，为什么只有中国最终说到做到？一批战略性产业从无到有，最终跻身全球前列，又有哪些秘诀？众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希望从中汲取灵感、借鉴智慧。

一个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强大的领导力和高效的统筹力是关键引擎。中国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展现了更为丰富的治理思路。比如，坚持目标引领和具体任务相结合，既保持宏观方向的明确性，又保证微观层面的可落地性，引导各级各类规划各司其职、贯通衔接，避免“空转”“画饼”。比如，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打破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政府干预理论”二元对立和“市场与政府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

有西方学者感慨，“许多人现在倾慕中国体制，不只是因为其经济成就，还因为该国能够及时做出宏大而复杂的决策”。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极度倡导自由化、私有化、放松规制，这种全新模式展示出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让世界感受到高度确定性，也看到了更多可能性。

（三）

在此背景下，“北京共识”日益成为讨论发展模式多样性的重要参照，也逐渐发展为国际交往的新范式。

早在2004年，美国国际关系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指出中国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他这样概括：“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

中国历来主张各国的发展应从各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也不用搞千篇一律、“复制粘贴”。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不以任何形式压迫其他民族、掠夺他国资源财富，而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式现代化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与认可。

与“华盛顿共识”有组织地出台、系统化推进不同，“北京共识”更多是国际舆论自发形成的一种认知。某种程度上，它更像是全球观察家对一个后发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并实现快速发展的经验总结。其热度一路走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不断求索的一种折射。

（四）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其启示意义不仅在于实践层面，更在于思想上的破围。

数十年来，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一种思维定式：要实现现代化，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必须照搬照抄西方那一套。这一迷思，根植于冷战结束后西方话语权的强势扩张，一度成为不容置疑的“唯一答案”。

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保持政治独立、文化主体性与制度特色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以“北京共识”为代表的新理念，强调跳出非此即彼的政策对立，尊重因时因势的治理逻辑，为世界提供了更多发展模式的优选项。这超越了“大市场”与“小市场”、“大政府”与“小政府”的简单二分，而是指向一个根本认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经济体，都有权也有能力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当今世界，大大小小的经济体各有其独特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条件。即便全球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交往不断加深，国情差异依然深刻存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没有哪一套治国理政方案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更不应通过外部约束或强制手段强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