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由衷不是太皇河边人，他妹妹嫁到了我们村，他一直没娶到媳妇，四十岁那年，大概是一个人过得实在清冷，便也投奔妹妹这边来了。
一开始，他只是看门、打扫院落，还有敲钟。村小的钟是一截老铁轨，挂在办公室前的梧桐树上，张由衷准时准点，一下一下地敲，那声音清澈又悠远，能在田野上传出去好远。
他生得清瘦，鼻子挺，眉眼间确乎有几分老派读书人的气度。村里人偶尔打趣说，张老师往那儿一站，还真像个秀才。他也只是笑笑，并不多话。
后来，大概是为了方便师生，也为了自己多一份收入，他在学校的小屋里开了一间小卖部。那间屋子原先是放杂物的，腾出半间，摆上一张旧课桌当柜台，后面架上几层木板，就成了他的一方天地。
货品并不多，袋子里装着五香瓜子，塑料袋里是汽水，还有蜡纸包着的硬糖、橡皮、铅笔和方格本。东西都不贵，一毛钱一把瓜子，一毛钱一袋汽水，孩子们手里有个一角两角的零钱，就可以在那儿欢喜上半天。
张由衷卖东西讲规矩，钱货两清，不赊不欠。可就因为这个规矩，他得罪过学校里顶顽皮的一个学生，叫李杰。
李杰那孩子，眼睛滴溜溜转，心思活络得很。有一回下课，他馋虫上来了，跑到小卖部柜台前，摸着口袋说：“张老师，我忘带钱了，你赊我一毛钱瓜子，明儿我准还。”
张由衷正坐在柜台后面翻一本旧书，抬头看了他一眼，不紧不慢地说：“没带钱就不吃。小小年纪，怎么能学着借钱吃喝？这习惯养不得！”
话是这么轻飘飘的一句，却让旁边几个学生听见了，李杰脸涨得通红，扭头就走了。他觉得伤了面子，心里记上了这笔账。
没过几天，一个没月亮的夜里，李杰和另一个同样胆大的伙伴，悄悄爬上了小卖部的屋顶。他们一片一片揭开灰瓦，露出个半大的窟窿，再从窟窿里钻了进去。
两个人摸黑把柜台上几个装瓜子的袋子全提走了，一粒都没留下。第二天一早，张由衷推开小卖部门，看见柜台空了一片，抬头又望见屋顶那个透光的豁口，站了好一会儿。
校长老徐闻讯赶来，背着手里外看了看，说：“这个不难查。学校四面都是人家，问一问就能问出来。我把那几个大孩子叫过来，一准能弄清楚！”
张由衷却摇了摇头，拿起扫把开始扫地上的碎瓦，语气很平静：“不查了，老徐。我知道是谁，还是个孩子呢，给他一个机会吧！”
这事很快就传到了李杰耳朵里。据说他那天在放学路上闷着头走了许久，一句话也不说。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偷过东西，有时碰见张由衷，还会规规矩矩地喊一声张老师。
张由衷有个最让全校学生忘不掉的特点，就是他爱喝酒，而且一喝就醉，喝醉了卖东西就不大会算账了。
他平日是个精细人，账目清清楚楚，一毛钱一小把的瓜子，他捏得合乎分量，绝不会多也不会少。可只要一沾酒，他的脸上泛出红晕，眼睛眯成一条缝，手指头就没那么听话了。
那时你若递给他一毛钱说要买瓜子，他会笑呵呵地抓上一大把，塞得你的口袋都鼓起来。要是买汽水，平时一毛钱只给一袋，他喝醉了，手往塑料袋堆里一掏，两袋三袋地递给你。
凡是在村小上过学的，都知道他这特点。我们那时候，甚至自发形成了一支专门打探他喝没喝酒的小队伍。谁家今天有红白喜事，谁家请了张老师去坐席，消息总是飞一样在学校传开。
一旦确定他喝了酒，我们就会千方百计从家里要出一毛钱来。然后攥着那一毛钱，心跳得咚咚响，一趟小跑奔进小卖部。
果然，醉眼朦胧的张由衷大把大把地塞给我们瓜子汽水，我们便像得了天大的便宜，成群结队在操场上吃得有滋有味。他酒醒之后，也从来不找我们算后账，好像那些事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但有一桩事情他即使喝醉了也绝不含糊，那就是不给小孩赊账。这规矩，在他心里大概是一道醒着醉着都拆不掉的墙。
除了卖东西，张由衷还做着一项学生们都喜欢的生意。我们上学的路，要绕过村子里几个大池塘。常有人家散养的鸭子在水边过夜，有时候就会把蛋下在草丛里。
我们早起的孩子，喜欢沿着塘埂一路寻过去，运气好的话，能从草窝里捡到一两枚青白色的鸭蛋。到了学校，我们就捧着鸭蛋跑到小卖部去，张由衷总是小心翼翼地接过来，确认是新鲜的，便从抽屉里数出三毛钱递给我们。
三毛钱在一个孩子眼里，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可以买三把瓜子，或者三袋汽水。我们后来才知道，他给的三毛钱一个，其实比外面收蛋的价格还要高出一些，可他从没有压过价，也从不挑剔蛋的大小。
日子就这么不急不缓地过着，梧桐树上的老铁轨每天依旧按点敲响。直到有一年，村子里出了一件大事。村里有个在省城当了大官的乡亲，一心想为家乡做些事，便争取来了一条铁路。
因为路线规划的问题，村小学的校址被占掉了。那所小学，原本就是在一座老庙的旧址上建起来的。那老庙叫太河寺，几十年前拆了庙，建了学校，如今学校又要拆了。
张由衷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学校拆了以后，他彻底没有了工作。他本来就没有自己的房子，这些年吃住也多在妹妹家。从前开小卖部零零星星攒下的一些钱，他几乎都给了妹妹家里。
妹妹家的孩子多，日子紧巴，他便把钱用在外甥们的学费和衣裳上。他不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人，可他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把妹妹一家的日子当成了自己的日子。
妹妹和妹夫感念他的好，也从不把他当外人。后来他年岁大了，干不动活了，就成天坐在妹妹家门口的一把旧藤椅上。椅子边的墙根下时常卧着一条黄狗，暖洋洋的太阳晒得狗也懒得睁眼。
他是在一个很平常的午后去世的。那天阳光很好，秋日的风软软地吹着。他吃过了午饭，如往常一样窝在门口的藤椅里，像是在看远处正在收割的稻子，又像是在打盹。
家里的人起初没有惊动他，以为他睡着了。后来外甥媳妇端了一杯茶过去，轻轻唤了他两声，他没有应，再仔细一看，才发现他已经去了。
他的脸上很安详，嘴角似乎还带着一丝似有若无的笑意，就像做着什么温和的梦，梦里春光正好，他敲完钟，正要走进他那间摆满瓜子汽水的小屋子。
村里的人都来送他。有人在叹息里说起他这一辈子：少时读过些书，后来孤身一人，守着几间校舍，半生伴着钟声和孩子们，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可他走得干干净净，没病没痛，就像是瞌睡来了，便沉沉睡去，再没有醒来。老人们都说，能这样安安静静地走，就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是老天对一辈子良善最好的认可。
我总记得他坐在小卖部柜台后面的样子，这些记忆并没有随着村小的消失而淡去，反而像他敲出的那钟声一样，在岁月里传得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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