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教我四个字,

我一生都没忘.记。

母亲曾经上过西昌师范学校,

那是解放前,四十年代左右。

母亲从学校毕业,梳着齐耳短发,

同班同学照了一张集体合影。

那时的人们,挺朴实,很憨厚的样子。

母亲也一样,微微笑着,还有些害羞。

每个同学,分手之前,都会留下格言,

相互赠送,写在笔记本上。

记得刚念小学,母亲找出笔记本,

让我看一张又一张泛黄的照片,

那是属于母亲青春的日子。

母亲笔记本上,记着四个字,

自强不息

母亲说,国枢,你要记住这四个字。

人这一辈子,最靠得住的还是自己。

后来,上了初中。

六十年代初,正碰上自然灾害,

大家日子都很苦,一日三餐,能够吃饱,就算不错,

偏偏此时,母亲担任了县人委会(县政府)司务长。

说是什么长,其实,光杆司令一个,没有任何助手。

什么事都得自己干。唯一可以调动指挥的,就是几个炊事员。

那时,每人一月交伙食费10元。

一个月,30天,就花这10元钱,

要想吃得好些,就得多想办法,节省开支。

母亲的办法很简单,也见效。

她准备了一个大大的竹背兜,

自己整天背着,到市场买菜。

哪像一个人委会的工作人员?

母亲并不在意这些,蹲下身子,同农民认真讲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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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买下的菜,自己背回来,能节约一点是一点。

母亲还想出法子,在食堂外面大院子里,开辟出一块一块蔬菜地,

动员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每逢周六下午,机关干部,包括县长、副县长,局长、科长,

都要地里干活,浇水,种菜。

还真解决了不少问题。

同样是10块钱,县人委会的伙食,就比别的单位好。

人们都称赞魏大姐真能干,有办法。

不知是为了锻炼儿子,还是节约劳动力,

母亲经常叫我陪她一起给蔬菜浇水浇粪。

最恼火的是浇粪,

得到厕所后面的大坑边上,用粪瓢,将大粪一瓢一瓢舀进桶里,

再把粪桶挑到地里,给菜苗浇下去。

不但闻着很臭,而且一不小心还会把屎尿溅到衣服上,裤子上!

我是很不情愿干这个事情的。

母亲却乐此不疲,面带微笑。

下午放学,晚饭以后,母亲总喜欢叫我陪她一起浇粪。

她说,多浇点粪,菜才会长得好。

路过的人们,纷纷投来赞许目光,

母亲十分高兴,甚至还有点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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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最高兴的时候,是每逢年底,元旦前夕。

母亲会找出一张白纸,叫我画“元旦菜谱”。

那是母亲精心安排的一场食堂盛宴。

有回锅肉,粉蒸排骨,红萝卜烧鸡……

有青椒炒肉,凉办三丝,白莱丸子汤……

写完莱谱,我还会在上面画一盘一盘菜肴,

盘子上,升腾着丝丝热气!

元旦一大早,母亲会将菜谱贴在食堂门口,

路过的人们,笑嘻嘻望着菜谱,

母亲心里,此时是非常甜蜜的。

母亲为人很老实,只知道埋头苦干,

五十年代初,她同父亲从西昌调来会东县,

因为这里刚从会理县划分出来,

又在会理东面,便取名会东县。

母亲和父亲刚开始在县税务局工作,

后来,因为她性子耿直,爱说实话,

不知怎么,竟然得罪了一位领导,

于是将母亲“发落”到下面区里。

当时,我刚读小学,

妹妹还在上幼儿园,

清晨,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从县城出发,

请了一位农民,挑上一副担子,

我们走累了,就可以从进挑子,

一头坐着妹妹,一装着我。

母亲要去的是百里以外,金沙江边,

一个名叫埫塘的区政府,一个很小的山村。

上级分配她去区政府管伙食。

天已傍晚,夕阳下山,离区政府所在山村还有很远,

我们翻过山头,正在慢慢下坡,

突然,农民挑担子的绳子断了!

我和妹妹,从箩筐里翻滚下来!

摔在路旁小水沟里,浑身泥土……

母亲把我们拉起来,拍去泥土,

将我和妹妹搂在怀里,

遥望着远远的山村,无声地哭了!

母亲的眼泪,

滴落在她的手背,

留在我和妹妹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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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到了区政府,为大家管理伙食。

她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能力,

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吃得更加可口。

记得区政府围墙外,有一大片农民种的红苕地,

红苕叶长起来,绿绿的,嫩嫩的,

母亲便和大家将红苕尖掐下来,大锅里一炒,

一盘一盘可口蔬菜,端上桌来,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母亲还带我到附近农民家里同,

买他们做的红苕粉,

回来蒸成红苕粑粑,

有甜又软,糯糯的。

母亲的能干在远近出了名,

县人委会正缺一位司务长,

便把母亲调回县城。

从此,母亲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我一直以为,母亲是自强不息的,

是非常非常努力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

像她这样一个情况,

再自强不息,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母亲最大的遗憾是,她没有能够提为科级,为儿女争光。

而且,一生追求,最后却未能入党。

但她也是欣慰的。

母亲说,我这辈子虽然没当什么官,

但总算没有犯错误,影响你们前途。

母亲是非常喜欢我这个老二的,

她认为我忠厚老实,最肯吃苦,长大可能会有点出息。

对于我的婚事,母亲和父亲都一直记挂在心。

一天夜里,在县礼堂看电影,看到感人之处,

听到后排有抽泣声,一打听,此人名叫杨乔,

是区联合公社知青,如今是广播员。

正好,父亲的同事王叔叔在联合公社当党委书记!

于是托人介绍我到联合公社相亲。

这就有了我与杨乔“一杯糖水”结下的情缘。

此后,杨乔到我们家,母亲拉住她的手,上下打量,好高兴!

杨乔却有些害羞,毕竟曾经认识,便低着头喊了声“魏大姐”。

母亲说,这姑娘实在,要得!

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将母亲接来北京。

儿子上小学回来,她已经做好了饭菜。

便静静地坐在一边,看她的孙子吃饭。

母亲不会说普通话,也不善于同人交往。

在北京的日子,母亲是孤独的,寂寞的。

当时的我,整天忙忙碌碌,就惦记着那点工作,

回到家里,很少细细过问母亲的生活。

母亲静静地坐在一旁,很少说话。

她曾当着我的面说,国枢呀,

与其养一个当官的儿子,莫如养一个当炊事员的儿子!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牵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无尽感慨。

母亲同我们一家相处时间最久,彼此感情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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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之前,母亲拉住我的手说,

国枢啊,没有乔娃,就没有你的今天,你要好好对她!

又把儿子叫到身边说,詹越,你要好好对你的妈妈!

遵照母亲的遗嘱,她去世以后,

没有通知远在四川的哥哥妹妹,

也没有开追悼会。

我和杨乔,就我们俩,送母亲最后一程,

记得那是个清晨,天空阴沉沉的,好像就要下雨。

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杨乔捧着遗像,跟在后面,

我们静静地,慢慢地走着,

绕八宝山殡仪馆前面的小广场,走了一圈。

我和杨乔都没有说话,

眼泪,止不住地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