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朱椿究竟为

成都留下了什么?

王 欣

公元前311年,秦国遣张仪修筑成都城。纵观千年成都古代历史,成都人熟知李冰治水,文翁兴学,西汉辞赋冠绝天下,唐宋“扬一益二”。相较而言,明代成都历史常被忽视。然而明代二百余年,成都百姓安居乐业,市井富庶殷实,是成都古代历史上战乱最少、政局最稳定的时期。多部明代典籍记载,蜀府之富,甲于天下。这主要得益于蜀王朱椿治蜀有方。《明史》记载,“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近代史学家任乃强认为,明代蜀地长期安宁,自朱椿就藩始。

朱椿(1371—1423),字惠济,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一子,自幼温良好学,深受朱元璋喜爱。洪武十一年(1378),年仅七岁的朱椿受封蜀王。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下诏,于成都城中心参照南京皇城规制,营建蜀王府,工程历时八年,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建成。同年,十九岁的朱椿就藩成都,主政蜀地。朱椿性情儒雅,仁厚谦和,尊崇礼教,以德治蜀,并将良好家风传至后世,蜀王代代承袭,对延续成都从容平和、崇文尚礼的城市气质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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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门遗址公园内的朱椿像

将武侯祠并入昭烈庙内

朱椿就藩成都,刚到蜀地,便寻访名胜古迹,专程前往城南惠陵一带,拜谒昭烈庙与武侯祠

223年,刘备病逝白帝城,归葬南郊惠陵。朝廷修建汉昭烈庙祭祀先主。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西晋时期,成都少城内始建武侯祠。南北朝年间,武侯祠从少城迁至南郊,紧邻惠陵、昭烈庙。两座祠庙长期分置,互不相连,君臣分祀。

自魏晋以来,蜀中百姓感念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对武侯的敬仰甚于先主刘备。每逢祭祀,武侯祠香火鼎盛,祭拜者络绎不绝,昭烈庙则相对冷清。历任官员也知道武侯声名更盛。但君臣尊卑、庙堂礼制,关乎纲纪,地方官员皆不敢擅自打破这一规制。

蜀王朱椿体察民情,深谙民意。明张时彻《诸葛武侯祠堂碑记》记载,朱椿提出“君臣宜为一体”。洪武二十四年(1391),他主持修缮昭烈庙,打破千年旧例,正式将武侯祠并入昭烈庙内,确立了前主后臣、君臣合祀的格局,此后六百余年从未更改。武侯祠由此成为全国唯一君臣合祀的祠庙,也是成都最具特色的三国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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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摄影:朱建国

重修杜甫草堂

蜀王朱椿治蜀期间,另一文化功绩是重修杜甫草堂。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本是杜甫避安史之乱寓居成都的栖身之所,诗人自号其居为“草堂”。五代时期,前蜀宰相韦庄寻访草堂旧址,重修茅屋。北宋年间,成都知府吕大防扩建草堂,增修祠庙,奠定后世格局,成为蜀中名胜。

元末成都战火连年,城邑残破,古迹荒废。杜甫草堂荒草丛生,日渐荒颓。蜀王朱椿感念杜甫漂泊蜀地、忧怀家国,就藩成都后,便重修草堂,复原茅屋旧貌。清康熙《成都府志》记载:明洪武年间,蜀献王朱椿重修杜甫草堂。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椿撰写《祭杜子美文》记述此事。这是北宋之后杜甫草堂又一次大规模修缮。从一间郊野茅屋到一方文化圣地,朱椿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他主持重修,以官方之力接续文脉,草堂遗迹或许早已湮灭。此后数百年,历代对杜甫草堂修缮维护,基本延续朱椿奠定的格局规制。如今杜甫草堂是成都重要的文化地标,其影响力甚至胜于杜甫河南故里的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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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草堂 摄影:朱建国

尊儒重教 崇文尚学

相较于整合祠庙、修缮草堂,蜀王朱椿更为深远的贡献,在于尊儒重教,礼遇名士,以宽和施政,涵养成都从容平和、崇文尚礼的城市气质。

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椿遣使赴汉中礼聘大儒方孝孺入蜀,为蜀王世子讲学。方孝孺在成都讲学四年,寓居之地即今成都方正街,此街也因纪念他而得名。朱椿为其书斋亲题“正学”匾额,礼敬有加。王府重文兴学,营造了成都崇文尚学的浓厚氛围。

朱椿年少时,曾拜一代大儒宋濂为师。洪武十三年(1380),宋濂因长孙牵连胡惟庸案获罪,流放茂州,次年病故,葬于夔州。朱椿感念师恩旧情,不顾朝野非议,于永乐十一年(1413),将宋濂遗骸从夔州迎归成都,厚葬于华阳净居寺。后将该寺更名报恩寺,新建宋公祠,供奉祭祀,朱椿身体力行,尊师重道,教化民风。

朱椿还十分重视蜀地教育。就藩伊始便明确提出,每月捐出禄米资助府学博士,纾解学官清贫,稳固官学根基。治蜀期间,他摒弃苛政繁役,革除地方陋规,仅留王府常贡,与民休息。与此同时,朱椿严明礼法,修身齐家,不尚兵戈,不事骄奢。后世十代蜀王大多遵从其训,守礼安分,体恤民情。明代二百余年,四川境内少有兵乱,相对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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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椿著有《献园睿制集》十七卷部分截图

岁月悠悠,时光流转,许多治蜀能人渐渐被淡忘。蜀献王朱椿治蜀三十余载,厘定武侯祠祭祀规制,重复杜甫草堂旧貌,赓续千年成都文脉,推行仁政,崇文重教,淳化民风,使成都百余年间长久安定。这位蜀王,不应该被成都人遗忘。

来源:成都方志

作者:王 欣(成都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