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赵德厚，1962年生人，家里排行老三，上头有两个哥哥，下头有一个妹妹。我们家在鲁西南一个叫柳河屯的村子，村前头有条河，河边种满了柳树，一到春天柳絮飘得跟下雪似的。
1986年的时候，我二十四岁。
二十四岁在农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已经晚了。村里跟我一般大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可我连个对象都没有，说出去都丢人。不是我不想找，是没人愿意跟我。为啥？穷。
我们家人多劳力少，爹娘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土里刨食，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两个哥哥结婚把家底掏得一干二净，轮到我这，连个像样的房子都盖不起。村里人背后叫我“三光棍”，当面客气的喊“老三”，不客气的直接“哎”一声。
可我不认命。
那年秋天，我琢磨着干点小买卖。家里种了两亩花生，收成不错，我跟我爹商量，想把花生拉到集上去卖。我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半天没吭声，最后说了句：“你爱折腾就折腾去吧，反正也折腾不出花来。”
我把花生装了满满一麻袋，又借了隔壁二叔家的架子车，头天晚上就盘算着第二天赶早去镇上。柳河屯离镇上十五里地，土路坑坑洼洼，我得走将近两个小时。
那会儿镇上逢五逢十是大集，十里八村的人都来。卖啥的都有，卖菜的、卖布的、卖小鸡仔的、修鞋的、剃头的，热闹得很。
我那天起了个大早，天不亮就摸黑出门。秋天天凉，露水重，走到半路裤腿就湿透了。可我心里热乎，想着这一麻袋花生少说也能卖个几十块钱，够给家里添置点东西了。
到了集上，天刚蒙蒙亮。我找了个不挡道的地方把架子车停好，把麻袋口敞开，露出里面颗粒饱满的花生。我那花生确实是好货，我爹种地是把好手，花生一个个长得圆滚滚的，壳薄仁大，颜色也好看。
可问题是，卖花生的不止我一家。我左边是个卖红薯的老头，右边是个卖鸡蛋的大娘，再往前走走，光卖花生的就有三四家。人家都带了小秤，我连秤都没有，还是借的二叔家的，杆秤上的星我都认不太全。
头一桩生意比我想的难得多。
赶集的人来来往往，有人停下来瞅一眼，问问价就走了。我说一块二一斤，人家嫌贵。有个大嫂拿起一个花生剥开尝了尝，说“还行”，然后就走了，连价都没还。
我从早上六点站到上午九点多，一麻袋花生纹丝没动。
日头越来越高，晒得我脑门子冒汗。肚子也开始叫唤，出门时带的两块杂面饼子早就吃完了，水壶也见了底。我靠着架子车，心里头开始打退堂鼓。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帮爹娘掰玉米。
就在这时候，我突然听见一个声音。
“哎，这花生咋卖的？”
声音脆生生的，像夏天从井里刚打上来的凉水泼在青石板上那种脆。
我一抬头，愣住了。
站在我面前的姑娘，穿着一件碎花布衣裳，头发扎成一条大辫子垂在胸前，脸蛋儿白里透红，眼睛又大又亮，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她身后还跟着两个姑娘，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陪她一起来赶集的。
我认识她。
不光是认识，整个柳河屯方圆十里没人不认识她。
她叫沈秀兰，是我们柳河屯沈家的大闺女，村里人背地里叫她“村花”，当着面叫她“秀兰”。她爹沈万山是村里最早搞养殖的，养了几百只鸡，还承包了村里的鱼塘，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户。沈秀兰上头有三个哥哥，就她一个闺女，全家上下把她当眼珠子似的捧着。
这样的姑娘，跟我赵德厚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
我平时在村里看见她，都是低着头绕着走的。不是我胆小，是自觉配不上。人家穿的都是的确良的衣裳，我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褂子，站在一起都不搭调。
可这会儿她就在我面前，笑盈盈地看着我那摊花生。
我赶紧回过神来，嘴里磕巴了一下：“一、一块二一斤。”
“不贵。”沈秀兰弯下腰，伸手抓了一把花生，在手里颠了颠。她的手指又细又长，指甲盖圆润润的，一看就不是干粗活的手。“你这花生看着不错，今年的新货？”
“对，新收的，我爹种的。”我赶紧蹲下身，把麻袋口又扯大了些，“你尝尝，可香了。”
沈秀兰剥了一颗，把花生仁扔进嘴里，嚼了两下，眼睛一亮：“嗯，是香。”她又剥了一颗递给她身后的姐妹，那俩姑娘尝了也说好。
我心里美滋滋的，虽然还一斤没卖出去，但被村花夸了一句，感觉比卖了钱还舒坦。
“你这有多少斤？”沈秀兰拍了拍手上的花生皮，问我。
“这一麻袋，一百五十来斤吧。”我估摸了一下，其实我称过，刚好一百四十八斤，但做买卖嘛，总得往大了说点。
“我全要了。”
“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沈秀兰又重复了一遍：“我说你这花生，我全要了。称一下，看看具体多少斤。”
“你、你要这么多？”我舌头都打结了，“你不是逗我玩吧？”
沈秀兰瞪了我一眼，那一眼真好看，又嗔又笑：“我逗你干啥？我家养鸡，花生可以掺在饲料里，鸡吃了上膘快。再说马上过年了，我们家走亲戚也得用。你要是少，我还不稀罕要呢。”
我这才反应过来，人家家里是搞养殖的，买花生不是当零食，是当饲料。难怪一口气要这么多。
我心里头又惊又喜，手忙脚乱地去拿秤。可手一抖，秤砣差点砸了脚面。沈秀兰看着我这笨手笨脚的样子，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你慢点，我又不跑。”
她这一笑，我心跳得更厉害了。手哆嗦着把秤提起来，可那杆秤我怎么也平衡不好，秤杆忽高忽低，总也定不住。
沈秀兰看了两眼，皱了皱眉：“你这秤会不会用？要不就算了，我找别家买。”
我一听这话急了眼，好不容易来了个大主顾，不能让人跑了。我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正要开口说“我会用”，沈秀兰又道：“算了算了，你别称了，我信你。一百五十斤是吧，按一块二算，一百八十块钱。我给你钱，你把花生给我送到家就行。”
她从兜里掏出一个绣花的手绢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整整齐齐的钞票。她数了十八张十块的递给我。
我接钱的手都在抖。一百八十块啊！我爹在地里刨半年的收入也就几百块，我这一趟就卖了一百八，顶得上家里小半年的进项了。
沈秀兰把钱塞给我，刚要转身，忽然又回过头来，弯腰从麻袋里又抓了一把花生。
我以为她还想再尝几个，没当回事。
可她没剥开吃，而是把那把花生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然后抬起头，直直地盯着我，说了那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赵德厚，这花生你卖给我之前，是不是往里头掺了去年的陈货？壳子颜色不一样，你自己看看。”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语气也不凶，甚至嘴角还带着一点笑，但那个笑让我脊梁骨发凉。
我低头一看，心里咯噔一下。
麻袋里的花生，颜色确实不太均匀。有深有浅，浅的明显是新花生，深的是去年的陈货。
我整个人僵住了，脸腾地一下就红了，从脖子根一直红到耳朵梢。集上的人来来往往，我旁边卖红薯的老头扭过头来看着我，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我想解释，可嘴张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因为沈秀兰说的是事实。
我这麻袋花生的确掺了陈货。新花生只有半麻袋，怕量太少不好卖，我爹把去年剩下的陈花生也混了进去。我知道这事不对，可我爹说“又吃不死人，谁买回去不都是吃？陈的新的能差多少？”我不敢顶嘴，就跟着把货拉出来了。
我想着反正炒熟了吃也尝不太出来，可没想到沈秀兰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
沈秀兰把钱又塞回手绢包里，把那张绣花手绢仔仔细细地叠好，看着我，慢慢地说了一句话。
“赵德厚，你要是连这点诚心都没有，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她把钱装回兜里，转身就走了。三个姑娘的背影在人群里越来越远，那条大辫子一甩一甩的，很快就消失在赶集的人流中。
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叠还没捂热乎的钞票，整个人像被人抽了脊梁骨，站都站不稳。
旁边卖红薯的老头叹了口气：“小伙子，骗人不对啊。”
我看着那袋花生，看着麻袋口露出的那些颜色深浅不一的果子，忽然觉得特别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没卖出去一斤，最后又把那袋子花生原封不动地拉回了家。
路上我推着架子车，秋天的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吹得我眼睛发涩。十五里路我走了快三个小时，到家的时候天都快黑了。
我爹问我卖了多少钱，我说没卖出去。
我爹没再问。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沈秀兰的那句话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剜着我的心。
她说得对。要是连这点诚心都没有，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我二十四岁了，一事无成，连卖个花生都要掺假。我这样的人，凭啥让人看得起？凭啥娶得上媳妇？凭啥过上好日子？
我盯着黑漆漆的房梁，一夜没合眼。
但我不知道的是，这一天的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沈秀兰的那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
可那时候我哪里想得到，让我记一辈子的，远不止这句话。
第一章 柳河屯的村花
柳河屯村不大，二百来户人家，沿着柳河边零零散散地分布着。村里人大多姓赵、姓沈、姓刘，三姓的人占了八成以上。村子虽小，可方圆几十里提起柳河屯，没人不知道。为啥？因为柳河屯有沈秀兰。
沈秀兰的美，不是那种精雕细琢的美，而是带着一股子乡野气息的、泼辣辣的美。她往那儿一站，就像六月的荷花开在了土坷垃地里，不搭调，可就是让人挪不开眼。
村里的老人说，沈秀兰她娘当年就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沈秀兰随了她娘，甚至比她娘还好看。她那张脸白得像剥了壳的鸡蛋，眉眼生得极好，不笑的时候像月牙，笑的时候像弯弯的柳叶。最要命的是她那一头头发，又黑又亮，编成辫子垂到腰际，走路的时候辫梢一摆一摆的，把村里小伙子的魂都勾走了。
可沈秀兰从来不觉得自己好看。或者说，她不稀罕靠好看吃饭。
她爹沈万山是村里最早一批搞副业的。八十年代初，政策刚放开，别人还在观望，沈万山就开始养鸡了。从一百只小鸡起步，到1986年的时候，他家的养鸡场已经有五百多只蛋鸡，每天光鸡蛋就能收几百个。后来他又承包了村里的鱼塘，一年到头进项不断。
沈万山这个人，精明，但不刻薄。他赚钱的本事大，可从不仗势欺人。村里谁家有个难处，找到他门上，多少都能帮一把。所以他家在村里虽然富，但人缘并不差。唯一让人背地里嚼舌根子的，就是他对沈秀兰太娇惯了。
“一个闺女家，念那么多书干啥？”村里有人嘀咕。
沈秀兰念完了初中，这在当时的农村女孩里头已经算高学历了。好多女孩小学没毕业就回家干活了，可沈万山硬是让闺女念到了初三。要不是沈秀兰自己不想念了，他觉得念高中也行。
沈秀兰不想念高中的原因很简单，她爹身体不太好，养鸡场的活儿忙不过来，三个哥哥都在外头打工，家里就剩她一个能顶上。她说服她爹的方式也很简单：“爹，我念再多书，回来不还是养鸡？你别把我想得多有出息，我就想帮你把日子过好。”
沈万山听了这话，眼眶都红了。
所以1986年的时候，二十一岁的沈秀兰已经在家帮她爹打理养鸡场两年了。她算账、管饲料、联系买家，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比个大男人都能干。沈万山提起闺女就笑得合不拢嘴：“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生了这个闺女。”
可沈万山也有烦心事。他闺女二十一了，搁农村早该嫁了，可每次有人上门提亲，沈秀兰都推三阻四，不是说人家条件不好，就是说人家长得不顺眼，反正总能找出理由来。
沈万山私下跟老伴嘀咕：“这丫头到底想找啥样的？”
沈秀兰她娘说：“你别管，闺女心里有数。”
沈万山哼了一声：“有数？我看她就是挑花了眼。”
村里的闲话越来越难听。有人说沈秀兰心气高，想嫁到城里去；有人说她眼界高，十里八乡的小伙子她一个都看不上；还有人酸溜溜地说：“不就是家里有点钱吗？有啥了不起的，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这些话传不到沈秀兰耳朵里，或者说，传到了她也不在乎。她每天忙得要死，哪有功夫管别人嚼舌根？
可这些闲话，我却听了不少。
因为我也在村里住着，我家的地跟沈家的地隔着一道田埂，有时候在田里干活，抬头就能看见沈秀兰在对面喂鸡。我不敢多看，看一眼就低下头，生怕被人发现我在看她。
村里的小伙子们私下议论沈秀兰的时候，我从来不插嘴。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我怕我一开口，别人就看出我心里的那点小心思了。
是的，我喜欢沈秀兰。
这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连我最好的朋友赵德柱都不知道。我喜欢沈秀兰喜欢了好几年，从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了。那时候她扎着两个小辫子，背着书包从我家门口路过上学，我就躲在门后头偷偷看她。
可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沈秀兰是天上的月亮，我就是地下的泥巴。别说娶她，就是跟她多说两句话，我都觉得是自己高攀了。
我娘活着的时候，有回在田里碰见沈秀兰她娘，两个女人站在田埂上唠了半天。回来我娘就跟我说：“老三，沈家那闺女可真是个好姑娘，又勤快又懂事，你要是能娶到她，那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当时正蹲在院子里劈柴，听了这话斧头差点劈到脚上。我低着头说了句：“娘，你别瞎说了，人家哪能看上咱家。”
我娘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后来我娘在我二十二岁那年走了，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老三，娘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大哥二哥都成了家，就你还单着。你要是有中意的姑娘，胆子大一点，别老觉得自己不行。”
我含着泪点头，可我娘走了以后，我还是那个我，怂包一个，看见沈秀兰就绕着走。
直到那天在集上，她一口气要买我两百斤花生——不对，是一百五十斤——然后验货的时候说了那句话。
那天的事之后，我有好几天没出门。
我把那袋掺了陈货的花生扛回家，跟我爹说：“爹，以后咱不干这事了。”我爹看了我一眼，没吭声，后来他把那些花生自己炒了，吃了半个多月。我一口都没吃，看见就想起沈秀兰的眼神。
那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嫌弃，甚至没有失望。那眼神里有什么呢？我想了好几天，终于想明白了——是了然。
她早就知道我是什么人。
在她眼里，我赵德厚就是一个连卖花生都要掺假的窝囊废。她甚至懒得跟我生气，因为她压根就不觉得我值得她生气。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口，怎么都拔不出来。
我想了三天，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把花生重新弄一遍，弄成最干净的、最好的花生，然后去找沈秀兰，让她验货。
我知道这看起来有点傻。人家已经不要了，你还送上门去干啥？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开始重新选花生。我把那袋混在一起的陈货新货全倒出来，一颗一颗地挑。陈的不要，瘪的不要，有虫眼的不要，颜色发暗的不要。我娘活着的时候说过我这个人轴，可这会儿“轴”倒成了好事。
我爹看我在院子里挑花生，蹲在屋檐下抽了半天烟，最后说了句：“老三，你这是要干啥？”
“我要把最好的花生给沈秀兰送去。”
我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丫头，你惹不起。”
我没接话。
我连着挑了三天，从一百多斤花生里挑出了八十斤最好的，全是最饱满最新鲜的。我又找隔壁二婶借了个新麻袋，把花生装得整整齐齐，在袋口扎了个活结。
然后我把沈秀兰退回来的一百八十块钱也揣上了。那天她没买我的花生，这钱就不该归我。我这人虽然穷，但从来不贪不义之财。这件事上我已经做错了一次，不能再错第二次。
第四天一大早，我扛着那袋花生去了沈秀兰家。
沈家的院子在村子东头，是村里最大的院子。三间大瓦房，红砖到顶，青瓦盖檐，院子里铺了水泥地坪，停着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院墙外头就是养鸡场，能听见鸡咕咕咕的叫声。
我在沈家大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来来回回走了三趟，就是不敢敲门。手心全是汗，心跳得咚咚响，比头一回赶集卖花生还紧张。
最后是沈秀兰她娘先发现了我。
沈大娘从院子里出来倒水，看见门口站着个大小伙子，愣了一下，然后认出了我：“这不是赵家老三吗？你站这儿干啥？找谁？”
我嗓子发干，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大娘，我找秀兰。”
“找秀兰？”沈大娘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又看看我肩上的麻袋，脸色有点微妙，“你找她啥事？”
“我、我来还她钱，还有给她送点花生。”
沈大娘还没来得及说话，屋里头就传出一个脆生生的声音：“谁找我？”
沈秀兰从堂屋里走出来了。
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毛衣，头发没扎辫子，散在肩膀上，衬得那张脸更白了。她看见是我，脚步顿了一下，眉毛微微挑了一下，那个表情像是在说：怎么是你？
我赶紧把麻袋放下来，从兜里掏出那一百八十块钱，双手递过去：“秀兰，这钱还你，那天你没买我的花生，这钱我不能要。”
沈秀兰看了看那叠钱，又看了看我，没接。
“那花生呢？”她指了指麻袋。
“这是我重新挑的，全是今年的新货，一颗陈的都没有。”我蹲下来把麻袋解开，露出里面干干净净的花生。那八十斤花生被我挑得格外仔细，剥开一颗，仁是粉白色的，又大又饱满，闻起来有一股新鲜的泥土气和花生特有的甜香。
沈秀兰走过来，弯腰抓了一把，仔仔细细地看了一會兒，又剥开几颗尝了尝。她嚼花生的时候，细长的睫毛低垂着，一颤一颤的。
我的心也跟着一颤一颤的。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没有了那天集市上的那种了然，多了点什么，我说不上来。
“你这花生确实比那天好多了。”她说。
“那是，我一颗一颗挑的，挑了三整天。”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既没有邀功也没有诉苦，就是平铺直叙地说了个事实。
沈秀兰轻轻“嗯”了一声，然后说：“这八十斤我都要了，还是一块二一斤，一共九十六块钱。钱我这就给你。”
她把手伸进裤兜里掏钱，我赶紧摆手：“不用不用，这钱我不要，就当送你的。”
“送我的？”沈秀兰停下手，抬起眼睛看我，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里写满了不解，“赵德厚，你没事吧？你又不是发财了，八十斤花生白送人，你脑子没毛病？”
“没毛病。”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赵德厚不是那种人。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这花生你收下，钱我不要，就当是我赔不是的。”
沈秀兰看了我好一会儿，那目光看得我浑身不自在。过了半晌，她忽然笑了，这一笑跟她平时笑起来不一样，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让人心里头发软的意思。
“赵德厚，你还挺有意思的。”她说，“钱我不要，花生我要，但我给钱。你要是再推，花生你也扛回去。”
她的语气不容商量。
我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拗过她。她把九十六块钱塞到我手里，手指碰了一下我的掌心，那一下像触电似的，我整个人都麻了。
沈大娘在一边看着这一切，目光在我和沈秀兰之间来回转了转，嘴角微微动了动，什么也没说。
我扛着空麻袋从沈家出来，走在村道上，秋风吹在脸上，带着庄稼成熟的气息。我觉得天特别蓝，云特别白，路特别宽，整个人轻飘飘的，像个被风吹起来的风筝。
可我高兴得太早了。
第二章 人言可畏
柳河屯就这么大，屁大点事都能传得满村风雨。
我扛着麻袋去沈家的事，当天下午就在村里传开了。传话的人添油加醋，最后版本变成了：“赵家老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扛着花生去沈家提亲，被沈秀兰赶出来了。”
我从地里干活回来，我大嫂就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老三，你可别犯傻。沈家那闺女，那是咱家高攀得起的？你要是真惹出什么闲话来，丢人的是你自己。”
我二哥更直接：“赵德厚你照照镜子，你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还想娶沈秀兰？做梦去吧你。”
我没理他们，可我管不住别人的嘴。
接下来的日子，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有人同情，有人嘲笑，有人纯粹是看热闹。我去井台打水，碰见几个妇女在洗衣裳，她们看见我就压低了声音，可我还是听见了一句：“就是那个赵家老三，也不掂量掂量自己。”
我打上水，低着头走了。
最让我难受的不是这些闲话，而是我爹的态度。有天晚上吃完饭，我爹把我叫到院子里，月光下他的皱纹像老树皮一样深。
“老三，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对沈家那丫头有意思？”
我没吭声，就是低着头。
我爹叹了口气：“你要是真看上了，爹不是不让你追。可你得想想，你拿什么追人家？沈万山是什么人？人家养鸡场一年赚多少钱？你一个种地的，连个像样的营生都没有，人家凭啥把闺女嫁给你？”
我爹这话说得不好听，可句句在理。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我躺在炕上，盯着房梁想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了。
我爹问我干啥去，我说我去镇上。
我骑着二叔家的破自行车，去了镇上的供销社。供销社门口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收购农副产品的价目表。我看了半天，又去找了供销社的主任，问他收不收花生。
主任姓马，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看了我一眼：“收是收，可你有多少？”
“我现在没有，但我能种。”
马主任笑了：“你能种？你能种多少？”
“我今年种两亩，明年扩到五亩，后年十亩。”我不是在吹牛，我是真的在算。
马主任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可能觉得这个小伙子虽然有点愣，但眼神挺认真的，就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你真有货了再来找我。”
我把那张名片小心翼翼地揣进兜里，骑着车回去了。
回村的路上，我经过柳河，河边的柳树叶子已经开始发黄了，河水缓缓地流着，远处的田野一片金黄。我停下自行车，站在河边看了很久。
我心里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在那天沈秀兰说“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的时候就生出来了，现在它在疯长。
我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是为了让自己对得起那九十六块钱，对得起那一句“你还挺有意思的”。
我要种花生，种最好的花生，种到让沈秀兰刮目相看。
可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家只有两亩地，全种上花生也不过两亩，哪来的五亩十亩？
这个难题我没想太久，就有人主动送上了门。
那年秋天，村里搞土地承包的调整，有一片坡地因为贫瘠，没人愿意要。那片地在村子北边，靠近河滩，土质不好，种啥都收成差。村里开会的时候，谁也不肯接这块地。
我举手说：“我要。”
全场安静了一下，然后爆发出一阵笑声。
村支书老刘头皱着眉看我：“德厚，你可想好了，那片地种啥啥不行，你要它干啥？”
“种花生。花生耐贫瘠，沙壤土正好合适。”
老刘头看了我半天，最后还是把地划给了我。那片地有八亩，加上我自家的两亩，刚好十亩。
我把这事告诉我爹的时候，我爹差点没把烟袋杆子摔了：“十亩花生？你一个人种？疯了吧你！”
“我不光要种十亩，我还要种最好的花生。”我说。
我爹摇着头走了，嘴里嘟囔着：“这娃魔怔了，魔怔了。”
魔怔不魔怔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从那天起，我整个人都变了。
我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起早贪黑地在田里干活。那片坡地里石头多，我一块一块地捡出来，挑到河滩上扔掉。土质不好，我就去河里挖淤泥，一担一担地挑到地里沤肥。
一担淤泥少说有七八十斤，从河边挑到坡地上，来回一趟一里多地。我一天挑三四十担，肩膀磨破了皮，结了痂又磨破，最后长出了厚厚的老茧。
村里人看我这么干，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疯，有人等着看我笑话。只有我爹，嘴上骂我魔怔，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帮我干活。我大哥二哥偶尔也来搭把手，嘴上抱怨归抱怨，到底是亲兄弟。
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我的十亩地终于收拾出了个样子。我站在雪地里，看着那片被翻得松软的土地，心里头热乎乎的。
那天我从地里回来，远远地看见沈秀兰站在村口的大柳树下，像是在等什么人。我下意识地想绕路走，可她看见我了。
“赵德厚！”她喊了一声。
我硬着头皮走过去。她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棉袄，围着一条红围巾，脸蛋被风吹得红扑扑的，像熟透的苹果。
“我听说你把北边那片坡地要了？”她开门见山。
“嗯。”
“听说你要种花生？”
“嗯。”
“种十亩？”
“嗯。”
沈秀兰看着我，目光里有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她忽然抿着嘴笑了，笑得很浅，但那双眼睛里全是光。
“赵德厚，你变了。”她说。
“我没变。”我说，“我就是不想这辈子就这样了。”
沈秀兰听了这话，笑容停了一下，然后她低下头，用脚尖在雪地上画了一个圈。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来，声音不大，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那天在集上，我说的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
我愣住了。沈秀兰在跟我道歉？沈秀兰居然会跟我道歉？
“你说得对。”我深吸了一口气，冬天的冷空气灌进肺里，凉丝丝的，“我要是连那点诚心都没有，活该被人看不起。”
沈秀兰看着我，目光越来越亮。那一刻，我觉得她好像重新认识了我。
我们在雪地里站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雪花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飘了，落在她的红围巾上，落在她的睫毛上，美得不像话。
“沈秀兰。”我忽然开口。
“嗯？”
“我会种出最好的花生。到时候你不用去集上买，我直接给你送到家。”
沈秀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行，我等着。”
她转身走了，红围巾在雪地里一飘一飘的，像一个移动的小火苗。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走远，突然觉得这个冬天没那么冷了。
可我没想到的是，冬天不冷，春天才冷。
第三章 风波骤起
198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正月都过了，天气还是没有要暖和的意思。柳河上的冰还没化干净，河边的柳树光秃秃的，枝条被寒风吹得呜呜响。
可我等不了了。清明一过，我就要下种。
这片坡地我翻了三遍，施了两遍农家肥，又从县农技站买了一种叫“海花一号”的新品种花生种子。农技站的技术员跟我说，这个品种产量高、抗病性好，种好了亩产能上六百斤。我听了这话，心里美得像喝了蜜。
三月底，天气终于转暖了一点。我挑了最好的一个晴天，开始下种。我爹和我大哥二哥都来帮忙，连我妹妹赵德芳也从婆家赶回来搭手。一家人在地里忙活了两天，十亩花生总算种了下去。
种完了花生，我也没有闲着。我把地头的地埂重新修了一遍，又在四周挖了排水沟，防止夏天雨水多了涝着。我还在地边搭了个窝棚，从家里搬了铺盖住进去，日夜守在地里。不是怕人偷，是怕地里出啥状况能第一时间知道。
我爹骂我：“你这哪是种地，你这是伺候祖宗。”
我不吭声，可我心里知道，这块地就是我的命。
花生出苗的时候，我蹲在地头看了一整天。那些嫩绿的小芽顶开土壳，露出两片圆圆的子叶，像刚出壳的小鸡仔，毛茸茸的，可爱极了。我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谁也不知道，我这段时间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村里人的闲话越来越难听。他们说赵家老三为了沈秀兰魔怔了，放着好好的庄稼不种，非要去种什么花生，还种在没人要的破地上，到时候颗粒无收看他还怎么嘚瑟。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当没听见。可真让我扛不住的，是另一件事。
四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地里给花生间苗，沈秀兰忽然来了。
她穿着一件枣红色的单褂，头发扎成一条辫子，戴着一顶草帽，手里提着一个篮子。她沿着地埂走过来，鞋上沾满了泥巴，可她一点都不在乎。
“赵德厚，你歇会儿。”她把篮子放在窝棚前，揭开盖在上面的布，“我给你带了些吃的。”
篮子里是几个白面馒头，一碗咸菜炒肉，还有一壶热水。我看着这些东西，喉咙发紧。白面馒头，我家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回。
“你咋来了？”我的声音有点哑。
“我来看看你的花生。”沈秀兰蹲在田埂上，看着地里那些嫩绿的花生苗，“长得不错嘛，比我想的好多了。”
她夸我的花生，比夸我还让我高兴。我也蹲下来，跟她一起看着那片绿油油的幼苗。春天的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她的碎发被风吹起来，拂在我的胳膊上，痒痒的。
“秀兰。”我忽然开口。
“嗯？”
“谢谢你。”
“谢我啥？”
“谢谢你那天说那句话。”
沈秀兰侧过头来看我，阳光透过草帽的缝隙落在她脸上，明明暗暗的。她没说话，只是轻轻笑了一下。
就在这时候，地头传来一个声音。
“秀兰！”
我们俩同时抬头，看见一个年轻男人站在地头，穿着一件军绿色褂子，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鞋，长得浓眉大眼，身材壮实。他的目光越过田埂，直直地落在我身上，那眼神冷得像冬天的冰碴子。
沈秀兰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秀兰，你在这儿干啥呢？”那男人走过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
“我来看花生。”沈秀兰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语气明显淡了很多，“国强，你咋来了？”
国强。这个名字我听过，而且如雷贯耳。
张国强，隔壁张家庄的人，他爹张德茂是乡里的副乡长，家里做着粮食生意，是方圆几十里有头有脸的人家。张国强本人在县城的粮食局上班，吃商品粮的，出门骑的是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在乡下人眼里那就是干部子弟。
更关键的是，村里人都在传，沈万山看中了张国强，想让沈秀兰嫁给他。
我当时就觉得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
张国强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看花生？看谁的花生？就他那破地？”他用下巴朝我的方向努了努，语气轻飘飘的，像在说一件不值一提的事。
我心里头火烧火燎的，可我没吭声。我知道自己什么身份，跟他争执只会更难看。
沈秀兰却皱了眉：“国强，你说话能不能客气点？人家德厚辛辛苦苦种的地，怎么就破了？”
“我又没说他啥。”张国强扯了扯嘴角，走过来拉沈秀兰的胳膊，“走吧，我爹让你去我家吃饭，他有事跟你爹商量。”
沈秀兰被他拉着往前走，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有歉疚，有无奈，还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并排走远的背影，拳头捏得咯咯响。
那天晚上，我在地头的窝棚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窝棚外面蛐蛐叫得欢，远处柳河屯的灯火星星点点。我躺在那儿，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回放白天那一幕。
张国强看我的眼神，沈秀兰回头那一眼，还有那句“我爹有事跟你爹商量”——商量什么？商量结婚的事？
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我翻身起来，走到地头，月光下那片花生苗安安静静地长着，绿莹莹的，像一层薄绒毯。我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些娇嫩的苗，心里忽然踏实了一点。
不管怎样，我还有这片地。这片地不会嫌弃我穷，不会嫌弃我没本事，只要我好好伺候它，它就给我回报。
可第二天，出事了。
我正在地里除草，二叔家的赵德柱慌慌张张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德厚！不好了！你家！你家的花生苗！被人拔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扔下锄头就往外跑。
跑到地头一看，我整个人都傻了。
靠路边的那一片花生苗，足足有三分地，全被人连根拔了。嫩绿的苗散了一地，有的已经蔫了，根上还带着新鲜的泥土。那些苗是我一颗一颗种下去的，每一颗都像我的孩子一样，可现在它们躺在地上，成了枯草。
我蹲下来，捡起一棵苗，手在发抖。
“谁干的？”我的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
赵德柱摇摇头：“不知道，早上我来找你，看见就这个样了。你昨晚上没听见动静？”
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翻来覆去到半夜才睡着，可确实没听见什么动静。那块地离窝棚有点远，靠大路边上，有人偷偷摸摸干坏事，我在窝棚里根本听不见。
我站起来，看着那片被毁掉的苗，心里头有个声音在说：冷静，冷静下来。
可我怎么冷静？
我把那些被拔出来的苗一棵一棵地重新种回去，明知道活不了，可我还是种了。种到后来，我整个人趴在地上，眼泪和着泥土糊了一脸。
赵德柱在旁边看着，想劝又不知道怎么劝。
消息传得很快。当天下午，全村人都知道赵家老三的花生苗被人拔了。有人同情，有人看笑话，有人说风凉话：“早就说了那块地不灵，种啥都白搭。”
我爹来了，蹲在地头抽了半天烟，最后说了句：“老三，要不别种了。遭人惦记，不是啥好事。”
“我不。”我的声音闷闷的，“种了就不回头。”
我爹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走了。
傍晚的时候，沈秀兰来了。
她一个人来的，没有提篮子，也没有带东西。她站在地头，看着那片被毁得七零八落的花生地，沉默了很久。
“你知道是
谁干的吗？”她问。
我摇摇头。我知道她心里有一个名字，我心里也有一个。可我没证据，不能乱说。
沈秀兰咬了咬嘴唇，忽然从兜里掏出一卷钱，塞到我手里：“这钱你拿着，去买点肥料，把那片地补种上。这时候还来得及。”
我低头一看，是一卷十块的票子，用橡皮筋扎着，少说有百八十块。
我把钱推回去：“不用，我自己能想办法。”
“赵德厚！”沈秀兰急了，“你咋这么犟呢？这钱算我借你的，行不行？等你花生收了再还我。”
“我不要。”我把手背到身后，“我不想让人说你闲话。”
沈秀兰愣了一下，然后眼圈忽然红了。
“你怕人说我的闲话，你还替我想着，可你知不知道——”她话说了一半忽然打住了，低下头，用脚尖踢着地上一棵蔫了的花生苗。
“知道啥？”我问。
她摇摇头，把那卷钱又揣回兜里，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说：“赵德厚，你晚上睡在窝棚里，把地锁好了。”
“我没锁。”
“那就买一把。”她头也不回地说，“防人的心，不能没有。”
她走远了，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握着那棵蔫了的花生苗。
那天晚上，我跑了好几里路去镇上的五金店，花了两块八毛钱买了一把铁锁。回来以后，我把窝棚的门锁了，可锁有什么用呢？人家要破坏的是地里的苗，又不是窝棚。
我躺在窝棚里，盯着房顶的茅草，心里头翻来覆去地琢磨。
到底是谁干的？
我心里头确实有一个人选，可我不敢说。说了又怎样？没凭没据的，反倒让人觉得我在攀扯人家。
可我没想到的是，还没等我去找这个人，这个人先来找我了。
第四章 摊牌
第二天一大早，我刚从窝棚里出来，就看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
张国强。
他穿着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自行车把上挂着一个黑皮包，一副干部下乡的派头。他在我地头停下，一只脚撑着地，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赵德厚，我找你谈谈。”
我蹲在水沟边洗脸，没抬头：“谈啥？”
“谈秀兰。”
我的手在水里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洗。慢悠悠地洗完了，用袖子擦了把脸，站起来看着他。
“谈吧。”
张国强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忽然笑了，那笑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轻蔑：“我就明说了吧，我跟秀兰的事，两家大人都同意了。你就别费那个心思了，你跟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还缠着她？”张国强的声音提高了，“你让她去你的花生地，让人看见了说啥？秀兰心善，不好意思拒绝你，你可别蹬鼻子上脸。”
“是她自己要来的。”我说，“我没请她。”
“你——”张国强噎了一下，脸涨得通红，“赵德厚，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张国强深吸了口气，像是在压着火气。他从自行车上跨下来，走到我跟前，压低了声音说：“你那花生苗的事，我听说了。你别看我，跟我没关系。”
“我没说是你。”
“可你心里头肯定在想是我。”张国强冷笑了一下，“我告诉你赵德厚，我张国强做事光明正大，犯不着跟你玩阴的。你要是识相，就离秀兰远一点。她要嫁的人是我，不是你这种泥腿子。”
说完他跨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骑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头五味杂陈。
他说的有很多话不中听，可有一句他说对了——我跟沈秀兰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可那又怎样呢？我就不能努力一下吗？
我转身回了地里，继续干活。被毁的那三分地，我把缺的苗补上了。那些被拔出来的苗，大多都死了，我又重新买了种子催芽，补种下去。农技站的技术员说这个时间还赶得上，收成可能会受影响，但不会绝收。
这话给了我一点安慰。
可更大的麻烦在后头。
五月初，天气热起来了，花生苗长得飞快，转眼就有半尺高。我每天在地里忙活，除草、松土、追肥，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可看着那些油绿绿的苗，我心里头就高兴。
可有一天，沈万山来了。
沈万山是骑着他那辆农用三轮车来的，车斗里装了几袋饲料。他把车停在地头，下来看了看我的花生地，然后朝窝棚走过来。
我赶紧从地里出来，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叫了一声：“沈叔。”
沈万山站定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他五十出头，中等个头，脸膛黝黑，一双三角眼里透着精明。他看我的眼神不凶，甚至可以说是和气的，但我总觉得那和气底下藏着点什么。
“德厚，你这花生种得不错。”他说。
“还行，沈叔你有事？”我直接问了。
沈万山也不绕弯子：“德厚，我就直说了。秀兰那丫头最近老往你这儿跑，村里头闲话不少。我跟你爹都是老熟人，我不想把话说难听了，但你得明白，秀兰的事，我做主。”
他的话不重，但每句都像秤砣一样沉。
“沈叔，我没别的意思。”我说，“秀兰是来看花生的，她家养鸡需要花生，我种的她来看看品质，这很正常。”
“看花生可以。”沈万山盯着我，“可看完了就走，别待太久。秀兰她娘身体不好，不想听那些闲话。”
我攥了攥拳头，点了点头。
沈万山看了我一眼，顿了顿，又说：“德厚，我不是看不起你。你好好种你的地，将来找个门当户对的姑娘，比啥都强。秀兰那丫头，她跟张家那边的事，基本上定了。你别为难自己，也别为难她。”
他说完就上了三轮车，突突突地开走了。
我站在地头，看着三轮车卷起的尘土慢慢落下来，心里像被人用手攥住了似的，疼得喘不上气。
定了。她跟张家的事，基本上定了。
我蹲在地上，用手抠着泥土，指甲里塞满了泥，抠着抠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可我没哭多久。
我站起来，回到地里，继续干活。我告诉自己，就算她嫁了人，我也要把这片花生种好。这已经不只是为了她了，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要活出个人样来。
可命运似乎觉得给我的考验还不够。
五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下了一场大暴雨。
那场雨来得又急又猛，电闪雷鸣的，像天被捅了个窟窿。我躲在窝棚里，听见雨点砸在棚顶的声音像擂鼓一样，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窝棚漏雨了，我拿个盆接着，叮叮当当的响。可我最担心的是地里的花生。这片坡地地势低，排水沟我虽然挖了，可这么大的雨，万一排不出去，花生苗全得淹死。
雨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冲出窝棚去看地。
雨已经小多了，淅淅沥沥地下着。我光着脚踩进地里，一脚踩下去，泥水没过了脚踝。
地里的花生苗东倒西歪的，好些被雨水冲得连根都露出来了。排水沟被泥沙堵住了，地里积了半尺深的水，花生苗泡在水里，叶子发黄打蔫，看着就心疼。
我的心像被人狠狠揪了一把。
我弯下腰，开始用手挖排水沟里的泥沙。泥水冰凉冰凉的，我的手很快就冻得失去了知觉，可我还是不停地挖，一块一块地把泥沙捧出来，让水流出去。
雨还在下，浇在我身上，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冷得我直打哆嗦。可我不敢停，也不能停。这片花生是我的命，我不能让它们毁在这场雨里。
挖着挖着，我忽然听见身后有动静。
我回头一看，雨水模糊了视线，但我还是认出了那个身影。
沈秀兰撑着一把油纸伞，站在地头，雨水已经打湿了她的裤腿和鞋。她看着我在泥水里挖沟的样子，嘴唇哆嗦了一下，眼眶红了。
“赵德厚，你疯了！”她冲过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这么大的雨，你不要命了！”
“花生快淹了。”我说，声音在雨里显得很闷，“我得把水排出去。”
“花生淹了明年还能种，你人要是有个好歹怎么办？”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拽着我不撒手。
我低下头，看着她的手。她的手比我的白多了，细多了，可现在那只手正用力地攥着我的胳膊，指甲都掐进了我的皮肉里。
“秀兰。”我说。
“嗯？”
“你是要嫁给张国强吗？”
雨忽然小了一些，周围安静下来，只剩雨点打在花生叶子上的沙沙声。
沈秀兰的手松了一下，又攥紧了。她没说话，可她的眼睛里全是挣扎。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很轻，轻得差点被雨声盖过去：“我爹已经收了张家的彩礼。”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砸在我心口上。
我闭上了眼睛。
雨又大了起来，打在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眼泪。
沈秀兰松开了我的胳膊，把伞塞到我手里，转身跑了。她跑得很快，雨幕里她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了。
我撑着那把伞，站在泥水里，站了很久很久。
第五章 转机
花生地里那次淋雨之后，我病了一场。
连续几天高烧不退，烧得我浑身没力气，躺在窝棚里的铺盖上，连水都端不稳。赵德柱来看我，摸了摸我的额头，吓了一跳：“德厚，你烧成这样还不回家？”
“不回去。”我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锣，“回去了就出不来了。”
赵德柱没办法，只好每天给我送饭送水，又从村里的卫生所给我拿了退烧药。吃了两天药，烧慢慢退了，可人瘦了一大圈，眼窝都凹进去了。
我爹来看过我一次，站在窝棚门口，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地里的花生，嘴唇动了动，最后啥也没说，转身走了。走出去十几步，我听见他咳嗽了一声，那声咳嗽里藏着什么都东西，我心里清楚。
地里的花生经过那场大雨的摧残，死了大概两成。我病好了以后，重新补种了一茬，可季节不等人，这些补种的苗肯定赶不上趟了。收成至少减三成，这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我不在乎了。
不是不在乎收成，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了。
沈秀兰要嫁人了，嫁给张国强。她爹收了彩礼，这事基本上板上钉钉了。我赵德厚一个种地的，拿什么跟人家乡长的儿子争？
我认了。
可认了不等于认输。
我还是要种花生，种最好的花生。不是为了沈秀兰了，是为了我自己。我要让所有人看看，赵德厚不是窝囊废，不是混吃等死的光棍，不是他们嘴里说的那个“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的人。
六月的太阳毒辣辣的，我天不亮就下地，干到太阳落山才收工。汗水湿透了衣裳，晒干了又湿，背上晒脱了一层皮，黑得像块炭。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指甲缝里的泥怎么洗都洗不干净，整个人粗粝得像块石头。
可我高兴。
花生苗一天天长高，七月初开了花，金黄的小花藏在叶子底下，不仔细看都看不见。花落了以后，果针扎进土里，开始结花生。我蹲在地头，用手扒开土看看那些刚成形的小果荚，心里美得像喝了蜜。
八月中旬，第一批花生可以收了。
我没舍得全收，先挖了一小块地，看看长势。挖出来的花生果荚饱满，颗粒均匀，剥开一颗，仁是粉红色的，又大又圆。我咬了一口，又脆又甜，满嘴都是花生的香味。
我的眼眶一下子热了。
这片被人嫌弃的破地，这些差点被雨淹死的苗，这个被人嘲笑的赵德厚，终于种出了最好的花生。
我装了满满一篮子，骑上自行车，去了镇上。
供销社的马主任还在这儿。我把花生拿给他看，他剥开一颗尝了尝，眼睛一亮：“这花生不错啊！啥品种？”
“海花一号。”
“种了多少？”
“十亩。”
马主任沉吟了一下：“十亩也不算多，你要是能保证这个品质，我可以给你一块五一斤，比市场价高两毛。”
我心里一喜，可面上没露出来，点了点头：“行，等全部收完，我给你送来。”
从供销社出来，我骑着车往回走，路过乡政府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了张国强。
他正站在门口跟几个人说话，西装革履的，夹着个皮包，派头十足。他看见了我，目光在我身上扫了一下，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相干的路人。
我也没理他，骑着车走了。
可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张国强来我家了。
他来得阵仗不小，骑着他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后座上坐着沈万山。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我家院子的时候，我爹正在院子里编筐，看见他们来了，赶紧站起来。
“万山大哥，你咋来了？”我爹的声音有点慌。
沈万山的脸色不太好，他看了看我爹，又看了看刚从屋里出来的我，欲言又止。
张国强倒是开门见山：“赵叔，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家德厚说个事。”
我站在屋檐下，看着他，没说话。
“德厚，你的花生我看了。”张国强的语气比上次好了不少，但骨子里还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品质确实不错，我想跟你谈个合作。”
“啥合作？”我问。
“你家这十亩花生，我全包了。一斤我给你一块六，比供销社高，怎么样？”
我心里转了几个弯。
一块六，比马主任给的一块五高了一毛，十亩地按亩产五百斤算，就是五千斤，多出来的这一毛就是五百块钱。五百块钱，对我家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可我心里头不踏实。
“为啥要买我的花生？”我盯着张国强的眼睛。
张国强笑了一下：“你管我为啥？我给你钱，你给我货，公平买卖。你一个种地的，跟钱有仇？”
“我有条件。”我说。
“啥条件？”
“先给定金，一千块。剩下的收货的时候结清。”
张国强的笑容僵了一下。沈万山在旁边皱了皱眉，似乎想说什么，但忍住了。
“行。”张国强从皮包里数出一千块钱，拍在我爹编筐的那个凳子上，“定金在这，收完了我来拉货。赵叔你给做个见证。”
我爹看着那叠钱，眼睛都直了。
我却没急着拿钱，而是说了另一句话：“国强，有句话我得跟你说在前头。我这花生，你要是买了转手卖掉，我管不着。可你要是买了拿去做别的事，比如糟蹋了，那我赵德厚不会答应。”
张国强的脸色变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你放心吧，我做粮食生意不是一天两天了，信誉在这呢。”
他指了指自己，笑得一脸坦然。
我拿了钱，张国强和沈万山就走了。
我爹蹲在院子里，抽着烟，眉头拧成了疙瘩：“老三，这钱拿得我心里不踏实。”
第六章 暗流
张国强给的一千块钱定金，我没动，用油纸包了三层，塞在炕席底下。每天睡觉前摸一摸，硬邦邦地在那儿，心里才踏实。
可我心里就是不踏实。
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就是一种直觉。张国强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他太精了，精得像条泥鳅，你以为抓住了，手一松他就溜了。他花一块六的高价收我的花生，比供销社还高出一毛，这不合常理。做生意的人没傻子，他图啥？
我把这想法跟我爹说了，我爹闷头抽了半天烟，说了句：“人家图啥咱管不着，钱货两清就行。”
我爹说得好像也对。可我这个人轴，想不通的事就翻来覆去地想，想得晚上都睡不着。
八月底，花生大面积收获的时候到了。
那段时间我像上了发条一样，天不亮就下地，一垄一垄地刨花生。花生这东西，收起来比种下去还累人。得先用镢头把土刨松，再用手把花生棵子连根拔起来，抖掉土，把果荚一个个摘下来。十亩地，五千多斤花生，我一个人干了大半个月。
我爹来帮忙，我大哥二哥下了班也来搭把手。我妹妹赵德芳从婆家回来，带着她男人一起帮我收了三天。一家人在地里忙活，从早干到晚，腰都直不起来，可看着那一袋袋装好的花生，心里头是实在的。
收完那天傍晚，我站在地头，看着空荡荡的田地，心里头百感交集。半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没人要的荒坡，现在花生收了，地也养肥了。明年再种，收成只会更好。
赵德柱帮我扛花生袋子，一边扛一边说：“德厚，你这花生种得是真不赖，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好的花生。张国强给你一块六，我看都少了。”
我笑了一下，没接话。
花生晒了三天，确保干透了，我让人给张国强捎了信，让他来拉货。
张国强第二天就来了，开了一辆拖拉机，车斗里铺了帆布。他带了两个人来装车，自己站在一边看着，手里拿着个本子记账。
“五百二十三斤、五百零八斤、四百九十六斤……”他一边看秤一边记，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总的是五千一百三十斤，一斤一块六，总共八千二百零八块。定金给了一千，再给你七千二百零八。”
他数出一沓钞票递给我，十块的、五块的，厚厚一摞。我接过来数了一遍，刚好。
“数好了？”张国强笑着问我。
“数好了。”我把钱揣进怀里，那个兜是早上出门特意缝的，贴身放的，针脚密密的，生怕漏了。
“那行，货我拉走了。”张国强一挥手，拖拉机突突突地发动起来，载着满车的花生走了。
我站在村口，看着拖拉机卷起的尘土慢慢消散，心里头忽然空落落的。不是因为花生，是因为沈秀兰。
这些天她一直没出现。从我收花生到卖掉，她再也没来过我的地头。偶尔在村里远远看见，她也低着头匆匆走过，好像不认识我一样。
我知道为什么。她跟张国强的事，据说已经定了日子，明年开春就办喜事。这个时候她要是再跟我走得太近，闲话能把人淹死。
我理解，可心里头还是难受。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摸着怀里那一厚摞钱，七千多块啊，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我爹这辈子都没挣过这么多钱。我应该高兴的，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我把钱从怀里掏出来，借着窗外的月光一张一张地看。那些钞票在月光下泛着暗暗的光，闻起来有一股油墨和旧纸混杂的味道。
就在这时候，外面有人敲门。
“德厚，德厚！”是赵德柱的声音，压得很低，透着慌张。
我翻身起来，打开门。月光下赵德柱的脸白得像纸，眼睛瞪得溜圆，喘着粗气：“德厚，出事了。张国强那车花生，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出啥事了？”
“我也是刚听说的。他那车花生拉到粮站，粮站的人一验货，说里头掺了沙子！掺了不少！粮站拒收了，张国强现在在乡政府闹呢，说是你的花生有问题！”
我脑子嗡的一声。
掺沙子？我的花生掺了沙子？
“不可能！”我脱口而出，“我的花生是我一颗一颗摘的，晒的时候我在地上铺的帆布，一粒沙子都没有！”
赵德柱急得直跺脚：“现在不是可不可能的事，是张国强咬死了说是你的花生有问题，他还要告你，说你以次充好，欺诈！”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花生里不可能有沙子，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可问题是，花生从我的地里到了张国强的车上，这中间有没有人动过手脚？
我想起了张国强那天开来的拖拉机，车斗里铺着的帆布。那帆布是什么颜色来着？灰色的？上面有没有沙子？
我又想起了张国强收花生时那个价格，一块六，比市场价高。他为什么要出高价？是他早就知道这批花生会出问题，故意出高价让我放松警惕？还是他另有打算？
无数个念头在我脑子里打架，打得我头疼欲裂。
“德柱，你帮我个忙。”我说。
“你说。”
“你去帮我打听打听，那车花生到底是在哪个环节出的事。是上车之前就有沙子，还是上车之后才有的。这个消息我一定要弄明白。”
赵德柱点了点头，转身跑了。
我站在院子里，月光冷冷地照着，地上我的影子又长又瘦，像一根随时会折断的枯树枝。
我爹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了，披着衣服站在堂屋门口，看着我，半天说了句：“老三，我就说那钱拿着不踏实。”
我没吭声，可我心里头很清楚——这事没完。
第七章 对簿公堂
第二天一大早，乡里来人了。
来的是乡司法所的一个干部，姓王，三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表情严肃得像棺材板。他骑着自行车到我家门口，下了车，从皮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赵德厚，这是乡里的通知，张国强告你买卖合同纠纷，后天在乡司法所调解。你要是不去，就直接转到镇法庭。”
我接过来看了两眼，纸上写的什么我认得不全，但大概意思看懂了——张国强说我卖给它的花生掺了沙子，要求我退还全部货款八千二百零八元，还要赔偿他的损失。
“我的花生没掺沙子。”我说。
王干部推了推眼镜：“这个你跟我说没用，到时候跟调解员说。你最好找个明白人帮你写个答辩状，再找两个证人。”
他骑上车走了。我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张通知，指节捏得发白。
我爹在院子里编筐，手没停，可编着编着就编错了，拆了重编，又编错了。
我大哥赵德福从地里回来，听说了这事，气得把锄头往地上一摔：“张国强这是欺负人！明摆着坑咱们！老三，你不能认！”
我二哥赵德禄比较稳当，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老三，你有证据证明你的花生没掺沙子吗？”
这一句话把我问住了。
证据？我有什么证据？我种花生的时候没人给我作证，收花生的时候没人给我作证，晒花生的时候只有我一家人在场。我说我的花生没掺沙子，谁信？
我忽然想起一个人。
马主任。镇供销社的马主任。他尝过我的花生，还夸过品质好。他还说供销社愿意出价一块五收我的花生，如果我的花生掺了沙子，他不可能看不出来。
可马主任会帮我作证吗？
我顾不上那么多了，骑上自行车就往镇上跑。
到了供销社，马主任正好在。我把事情一五一十跟他说了，他听完以后皱起了眉头。
“你的花生我确实看过，品质没得说。可你那个花生是八月中旬拿给我看的，你卖给张国强的是八月底九月初收的花生，这中间差了半个月，我不能肯定是不是同一批货。”
“是同一批，我所有的花生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我说。
马主任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点同情，也有点无奈：“小伙子，我信你，可光我信你没有用。法庭上讲的是证据。你说你的花生没掺沙子，你得拿出证据来。张国强说你掺了沙子，他拿得出那车带沙子的花生做证据。你说，法官信谁？”
我的心沉了下去。
从供销社出来，我推着自行车慢慢往回走。八月底的天气还很热，太阳晒在后背上火辣辣的，可我浑身发冷。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天张国强来拉花生的时候，他带的那两个人是谁？他们装车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往花生里掺了沙子？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就是一个圈套。从一开始，张国强就没打算好好做生意。他出高价收我的花生，为的就是引我上钩，然后找借口把货退给我，甚至讹我一笔。
可他想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我想起沈秀兰，想起她爹收了张家的彩礼，想起张国强那天在地头看我的眼神。他不是为了花生，他是为了沈秀兰。他要搞臭我的名声，让我在柳河屯抬不起头来，让我离沈秀兰远远的。
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人太狠了。
可我没有证据。
我推着车走到村口，远远地看见大柳树下站着一个人。
沈秀兰。
她穿着一件淡青色的确良衬衫，头发扎成一条辫子，辫梢用红头绳扎着。她站在柳树下，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辫梢，看见我来了，嘴唇动了动，却没出声。
我把自行车支好，走到她面前。
“你听说了。”我说。不是疑问，是陈述。
她点了点头，眼眶红红的，像是哭过。
“我爹收了张家的彩礼，我不能反悔。”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可德厚，我知道你的花生没掺沙子。张国强那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你知道有什么用？”我说，声音不大，可话里的苦涩连我自己都听得出来，“法院不认你的知道。”
沈秀兰咬了咬嘴唇，忽然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德厚，你信不信我？”
“信你啥？”
“信我能帮你。”
“你怎么帮我？”我苦笑了一下，“你去跟法官说你的直觉？说张国强不地道？”
沈秀兰摇了摇头，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个小布包，蓝布面，针脚粗糙，像是自己缝的。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把花生壳。
“这是啥？”
“那天张国强来找我爹的时候，我偷偷从他车上抓的。”沈秀兰的声音压得很低，“他的车斗里铺了帆布，帆布上有沙子。那帆布他用来装过水泥，边角缝里全是灰和沙子。他装花生的时候没清理，花生倒进去，沙子就混进去了。”
我愣住了。
“你确定？”
“我亲眼看见的。”沈秀兰的目光坚定得像块石头，“他的车斗铺着帆布，帆布上全是沙子。他把你的花生倒在上面，那些沙子就跟花生混在了一起。粮站验出来的沙子，不是你花生里带的，是他车斗里的。”
我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激动。
“秀兰，你愿意给我作证？”
沈秀兰沉默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可我知道这个点头意味着什么。她给张国强的买家作证，等于跟张家撕破脸。彩礼的事、婚约的事，全都完了。她爹会怎么对她？村里人会怎么看她？
“秀兰，你想清楚了。”我说。
“我想得很清楚。”她的声音不大，可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让人心疼的倔强，“赵德厚，我沈秀兰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这件事我做不了假。张国强要是用这种下作手段害人，我不可能嫁给他。”
我看着她，看着柳树下这个穿着淡青色衬衫的姑娘，忽然觉得她比柳河屯所有的柳树加起来都好看。
“秀兰。”我说。
“嗯？”
“谢谢你。”
她没说话，只是把那把花生壳又包好，塞回我手里，转身走了。走出老远，她忽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我记了一辈子。
第八章 惊天逆转
乡里的调解会定在九月三号。
这之前的两天，我过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坐立不安。我找了村支书老刘头，跟他说了情况，老刘头叹了口气：“德厚，不是叔不帮你，这事我说不上话。你要是能让沈家那丫头给你作证，那倒是个硬证。”
我说沈秀兰愿意作证，老刘头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她？她跟张国强不是快定亲了吗？”
“定了也不代表她要说假话。”
老刘头看了我半天，竖了个大拇指：“这丫头，有骨气。”
调解会那天，我穿了件干净的蓝布褂子，把头发梳了梳，揣好沈秀兰给的那包花生壳，骑着自行车去了乡政府。
乡政府的院子里已经来了好多人。张国强带着他爹张德茂，还带了两个穿制服的，不知道是他单位的还是他从哪儿请来的。沈万山也在，坐在张国强旁边，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尴尬还是生气。
我爹跟着我一起来的，我大哥二哥也来了。赵德柱也来了，站在我身后，给我壮胆。
调解室在乡政府二楼，一间不大的屋子，摆了一张长条桌，两边各放了几把椅子。调解员姓李，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干部，说话慢条斯理的，可眼睛很毒。
“双方都到了，开始吧。”李调解员翻开本子，“张国强，你先说。”
张国强站起来，从皮包里拿出几张纸，开始说。他说我卖给他的花生掺了大量泥沙，导致粮站拒收，他蒙受了巨大损失，要求我退还全部货款并赔偿运输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加起来一共一万二千块。
他说得头头是道，还有粮站的拒收证明，还有那车掺了沙子的花生样品。样品的玻璃瓶里，花生和沙子混在一起，看起来触目惊心。
等他说完，李调解员看向我：“赵德厚，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站起来，先把沈秀兰给我那包花生壳拿出来放在桌上，然后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我说我的花生从种到收，没有任何掺沙子的可能。我还说了供销社马主任对我的花生的评价，虽然他不能出庭作证，但这至少说明我的花生品质是有目共睹的。
李调解员听完，问了一句：“你说你的花生没掺沙子，可张国强这边的证据是实打实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的花生没有沙子？”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有证人。”
“谁？”
“沈秀兰。”
这个名字一出来，屋子里安静了一瞬。张国强的脸色变了，张德茂的脸色也变了，沈万山的脸色更是精彩，白一阵红一阵的。
李调解员皱了皱眉：“沈秀兰？她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她是目击者。”我说，“张国强来拉花生的那天，她亲眼看见张国强车斗里的帆布上有沙子。那些沙子不是我的花生里带的，是帆布上的。”
“你胡说！”张国强腾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沈秀兰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她怎么会给你作证？你这是造谣！”
“那就让她来说。”我盯着张国强的眼睛，“你敢不敢让她来？”
张国强的嘴唇哆嗦了两下，没接话。
李调解员在记录本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说：“那就传沈秀兰。”
沈秀兰是早就等在乡政府门口的。赵德柱跑去叫她，没几分钟人就到了。
她走进调解室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褂子，头发扎得整整齐齐，脸上没有脂粉，干干净净的，可就是这份干净，让她在满屋子人里显得格外不一样。
她的目光在屋子里扫了一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张国强一眼，最后落在李调解员身上。
“李调解员，我愿意作证。”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九月一号那天，张国强去赵德厚家拉花生，我跟在后面去看的。他的拖拉机停在村口，我过去看了一眼。车斗里铺的帆布是灰色的，上面有很多细沙和水泥灰，明显是之前装过建筑材料没清理干净。赵德厚的花生倒进车斗里，花生跟帆布上的沙子混在了一起。所以粮站验出来的沙子，不是花生里本来就有的，是帆布上带的。”
“你胡说！”张国强又站了起来，声音都变了调，“沈秀兰，你疯了吧？你是要嫁给我的人，你给赵德厚作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沈秀兰转过头，看着张国强，目光平静得不像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
“张国强，我没有胡说。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你在帆布上做手脚的事，不止我一个人看见。你家那个跟车的司机姓刘的，也看见了。你可以让他来作证，看他敢不敢说假话。”
张国强脸色发白，嘴唇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张德茂坐在旁边，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阴沉。他盯着沈秀兰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头，用一种缓慢的、带着威胁的语气说：“秀兰，你爹收了我们家的彩礼。你这样做，对得起谁？”
沈秀兰的脸白了一下，可她咬着嘴唇，没退缩。
这时候沈万山开口了。
“秀兰，你坐下。”沈万山的声音不大，可那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威严。
沈秀兰看了她爹一眼，没动。
沈万山站起来，走到沈秀兰面前，抬手就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清脆得像玻璃碎了一样。
屋子里所有人都愣住了。
沈秀兰捂着脸，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转，愣是没掉下来。
“爹，你打我？”她的声音发颤。
“我打你不知好歹！”沈万山的声音在发抖，“你一个姑娘家，掺和这种事干什么？张家的彩礼我已经收了，你跟国强的事是板上钉钉的，你出来给赵德厚作证，你让张家怎么看你？你让你爹的脸往哪儿搁？”
沈秀兰缓缓放下捂着脸的手，巴掌印在她白皙的脸颊上红得刺眼。她看着她爹，目光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爹，你收彩礼是你的事，嫁不嫁人是我的事。”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空气里，“我沈秀兰不会嫁给一个做假坑人的人。你今天打死我，我也是这句话。”
沈万山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抬起手又要打，被旁边的人拉住了。
李调解员重重地敲了敲桌子：“够了！这里是调解室，不是你们家的堂屋！都给我坐下！”
屋子里安静下来。
李调解员看了看沈秀兰，又看了看张国强，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然后抬起头说：“今天这个案子，事实不清，证据存疑。张国强，你说赵德厚的花生掺了沙子，但你的运输环节也有问题。沈秀兰的证词清楚明确，我们记录下来。另外，你那个跟车的司机我们也会去核实。今天的调解到此为止，案子延期再议。双方都回去等通知。”
张国强的脸彻底白了。
从调解室出来的时候，秋天的太阳晒得人头晕。我扶着自行车站在乡政府门口，脑子里乱糟糟的，像塞了一团麻。
沈秀兰从里面走出来，脸上的巴掌印还没消，红红的一片。她低着头从我身边走过，我伸手拉住了她的胳膊。
“秀兰。”
她站住了，没回头。
“谢谢你。”
“不用谢我。”她的声音闷闷的，“我是为自己作的证。我不想一辈子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说我是骗子的媳妇。”
她抽回胳膊，快步走了。
我看着她走远，秋风吹起她的辫梢，一甩一甩的。沈万山从后面追上来，气冲冲地拉走了她。父女俩的背影一前一后，中间隔着好大一段距离。
我爹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支烟。我不抽烟，可那天我接了，点上，呛得眼泪直流。
“老三，这姑娘，你是真配不上。”我爹忽然说。
我愣了一下，转过头看他。
我爹深深地吸了口烟，慢慢吐出来，烟雾在秋阳里散得很快。他看着沈秀兰消失的方向，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光。
“人家为了你，连亲事都豁出去了。你要是不混出个人样来，你对得起谁？”
我把烟掐灭了，点了点头。
可我心里清楚，这件事还没完。张国强不会善罢甘休，张德茂也不会。沈万山那一巴掌，打的不只是沈秀兰的脸，打的是他在村里的面子。
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
可不管前面是什么，我都不怕了。
因为有人站在了我这边。
第九章 暴风骤雨
调解会后第三天，村里炸了锅。
沈秀兰给赵德厚作证的事，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柳河屯的每一个角落。村头的大槐树下、井台边、磨坊里，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
“听说没有？沈家那丫头在乡政府把张家给告了，说张国强坑人！”
“可不是嘛，人家可是要嫁过去的人，这下好了，亲事八成黄了。”
“沈万山那一巴掌打得响啊，我隔老远都听见了。”
“啧啧，为了个赵德厚，值得吗？”
“赵德厚那花生我尝过，确实好吃，掺没掺沙子一眼就能看出来。张国强那小子，我看着就不地道。”
“你小声点，人家爹是副乡长，你得罪得起？”
闲话像秋天的落叶，到处飘。
我们家也不太平。我大哥二哥轮番劝我：“老三，你跟秀兰的事，咱就到此为止吧。张家不是好惹的，你得罪了他们，以后在乡里办事都难。”
我不吭声。
我大嫂说话更难听：“赵德厚，你别以为秀兰帮你说句话就是看上你了。人家那是看不惯张国强，跟你没关系。你可别自作多情，到时候闹笑话。”
我二嫂也跟着附和：“就是就是，你一个种地的，人家沈秀兰能看上你？沈万山能答应？做梦吧你。”
我爹蹲在院子里抽烟，一句话没说。等我大哥二哥他们走了，他才开了口：“老三，秀兰那丫头，你要是真有心，就去追。别听你哥你嫂的，他们是怕你惹事。可人这一辈子，能让你豁出去的事有几回？”
我看着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树上结满了青枣，还没红。我娘活着的时候最喜欢这棵树，每年秋天都打枣给我们吃。
我娘走了两年了，她的坟在村北的坡上，离我那块花生地不远。
我想了想，跟我爹说：“爹，我出去一趟。”
我爹问我去哪，我说去沈家。
沈家大门的黑漆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发白的木头。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刚要敲门，门从里面开了。
沈秀兰的嫂子周红梅端着一盆水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脸色一拉：“赵德厚？你来干啥？”
“我找秀兰。”
“秀兰不在。”周红梅把水泼在地上，溅了我一裤腿，“你以后别再来了，我们家不欢迎你。”
话还没说完，院子里就传来沈秀兰的声音：“谁找我？”
她从堂屋里走出来，看见是我，脚步顿了一下。不过两三天没见，她瘦了不少，下巴尖了，眼睛底下有一圈青黑，显然是没睡好。
周红梅回头瞪了她一眼，小声说了句什么，端着盆走了。
“你咋来了？”沈秀兰走到门口，手扶着门框，看着我。
“我来看看你。”我说，“你爹……没再打你吧？”
沈秀兰摇了摇头，笑了一下，那笑容有点苦涩：“打就打呗，他又不是没打过。”
我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门前的枣树上落了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
“秀兰，张国强那边……”我斟酌着措辞，“他有没有找你麻烦？”
沈秀兰沉默了一下，说：“他把彩礼退了。我爹气得两天没跟我说话。”
我心口一阵发紧。
“德厚。”沈秀兰忽然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认真，“我问你一句话，你老老实实回答我。”
“你问。”
“你种那些花生，是不是为了我？”
秋风吹过来，枣树叶子哗啦啦地响。我看着沈秀兰，看着她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看着她脸颊上还没完全消退的巴掌印，心里头翻江倒海的。
“是。”我说，“也不全是。”
沈秀兰歪着头：“啥叫是也不全是？”
“一开始是。”我说，声音有点涩，“你不记得了？那天在集上你说那句话，说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回来以后一夜没睡，我想你说得太对了。我要是连种花生这点事都干不好，我这辈子可不就这样了？所以我想种出最好的花生，让你看看，赵德厚不是窝囊废。”
沈秀兰的睫毛颤了颤，眼眶有点泛红。
“可后来——”我顿了顿，深吸了一口气，“后来种着种着，就不全是为了你了。我站在这片地里，看着那些苗一天天长起来，我就想，这片地以前谁都说不行，可现在它长出了最好的花生。人也是一样的，别人说你不行，不代表你真的不行。我种花生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是为了让我自己相信，我行。”
我说完这些话，心跳得厉害。这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今天总算说出来了。
沈秀兰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说话了，她才轻轻地笑了。
“赵德厚，你这个人，是真的变了。”
“我没变。”我说，“我就是不认命了。”
沈秀兰低下头，用脚尖在门槛上画着圈。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了一句话，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我爹说，要是种地能种出出息来，天下的庄稼人早发财了。”
我苦笑了一下：“你爹说得也没错。光种地确实发不了财。”
“那你还种？”
“种。”我说，“但我不会只种地。我已经想好了，明年不光要种花生，我还要……”
话还没说完，院子里传来沈万山的声音：“秀兰！进来说话！”
沈秀兰的表情一紧，回头看了一眼，然后低声跟我说：“你先回去吧，回头再说。”
她闪身进了院子，门在我面前关上了。
我站在门外，看着那扇掉了漆的黑木门，听见院子里沈万山压低了声音在说什么，语气不好，但听不清内容。沈秀兰偶尔回一句，声音也压得很低，像是在争辩什么。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从那以后，我有半个月没见到沈秀兰。
她像是从村里消失了一样，我去沈家附近转悠了几次，都没碰见她。沈秀兰的嫂子周红梅看见我就翻白眼，嘴里不干不净地骂几句，我也装作没听见。
可我心里不踏实。
我找赵德柱打听，赵德柱说沈秀兰被她爹关在家里了，不让出门。我说关在家里干啥？赵德柱说，沈万山要把她嫁到外县去，离这边远远的，免得丢人现眼。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地里翻地。花生收完了，地要翻过来晒一冬，明年开春再种。我手里的锄头一下子没拿稳，掉在地上，砸了我的脚。
我顾不上疼，一把抓住赵德柱的胳膊：“你说啥？嫁到外县？嫁给谁？”
赵德柱被我捏得龇牙咧嘴：“我、我也是听说的，好像是沈万山托人找的，离咱这儿百十里地，嫁过去就回不来了。”
我松开赵德柱，捡起锄头，继续翻地。一锄头一锄头，挖得又深又狠，像要把心里那股火都挖出来埋进土里。
赵德柱在一边看着，小心翼翼地说：“德厚，你不会要去抢亲吧？”
我没理他。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吃完饭，跟我爹说了句：“爹，我要去沈家提亲。”
我爹正端着碗喝粥，差点没把碗摔了。他放下碗，看了我半天，才说：“老三，你拿啥提亲？你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我有钱。”我说，“卖花生那七千多，我还没动。再加上家里攒的，凑一凑，够盖三间新房了。”
我爹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句：“你要去就去吧。爹不拦你。可就怕人家看不上。”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封信，歪歪扭扭的，好多字不会写，用拼音代替。信上就写了一件事：赵德厚想娶沈秀兰，问沈秀兰愿不愿意。
信写好了，我想了半天不知道咋送进去。沈秀兰被她爹关在家里，送信的人进不去。
最后还是赵德柱帮的忙。他有个亲戚跟沈家是邻居，托那个亲戚的闺女从墙头把信扔进了沈秀兰的窗户。
第二天一早，我就等到了回信。
是沈秀兰亲手写的，字比我的好看多了，整整齐齐的，一笔一划都不含糊。信上只有一行字：
“赵德厚，你要是敢来，我就敢嫁。”
我捧着那张纸，手抖得像筛糠。
第十章 山重水复
我决定去沈家提亲。
这个消息传出去，村里人都当笑话听。赵家老三要去沈家提亲？沈万山连看都不会看他一眼。人家沈秀兰刚退了张家的亲事，沈万山正一肚子火没处撒，你赵德厚送上门去，不是找打吗？
我大哥赵德福说我疯了，二哥赵德禄说我脑子进水了，大嫂二嫂更是冷嘲热讽，说我不自量力。
我爹没说什么，只是去镇上扯了几尺红布，又把家里那只养了三年的老母鸡杀了，炖了一锅汤，让我带着去。
“礼数不能少。”我爹说，“成不成是你的事，礼数到了，人家挑不出理。”
我换了一身干净衣裳——一件蓝色卡其布的中山装，是我大哥结婚时做的，后来给了我。有点大，但比我平常穿的那些补丁衣裳体面多了。
我把七千二百块钱揣好——这笔钱本来是要还给张国强的，因为调解会还没出结果，暂时还捏在我手里。我另外又凑了一千八百块，凑足了九千整。这些钱，加上我爹攒了一辈子的三千块棺材本，够盖三间红砖瓦房了。
我提着一只老母鸡、两瓶白酒、一包红糖，还有那九千块钱，去了沈家。
沈家的院门关着。我敲了三下，没人应。又敲了三下，还是没人应。
我知道里面有人，因为养鸡场的鸡在叫，院子里也有说话的声音。门不是从里面锁死的，是故意关着不让我进。
我又敲了三下，这次用了点力气。
门开了，开门的不是沈秀兰，是沈万山。
沈万山看见我，脸上的表情就像看见了一只苍蝇。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手里的母鸡和酒瓶上，嘴角抽了抽，冷笑了一声。
“赵德厚，你来干啥？”
“沈叔，我来提亲。”我说，声音比我预想的要稳。
沈万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声又短又硬，像个被踩了一脚的蛤蟆叫了一声就没了。
“提亲？你提什么亲？你拿什么提亲？”沈万山伸出手，一个一个地掰着手指头数，“你有房子吗？你有存款吗？你有正经工作吗？你一个种地的，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你养活得了秀兰吗？”
这些问题我都想过，来的路上我一遍一遍地想过。可当沈万山咄咄逼人地问出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胸口像被人捶了一拳。
“沈叔，我今年种花生挣了七千多块。”我把钱从怀里掏出来，放在门口的台阶上，“这是九千块，先给秀兰的彩礼。明年我扩种到二十亩花生，收成至少翻一番。我还打算搞花生加工，做炒货，销路我已经在找了。我会让秀兰过上好日子的。”
沈万山看着那叠钱，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冷硬。
“九千块？”他哼了一声，“你知道张家的彩礼是多少吗？一万五！人家还有工作，有房子，有自行车。你拿什么跟人家比？”
“我是不如张国强有钱。”我说，“可我不会骗人。沈叔，你的人品我敬重，你在村里帮过的人不少，街坊邻居都念你的好。可你让秀兰嫁给她不喜欢的人，你心里过得去吗？”
沈万山脸色一沉：“你少给我说这些没用的！秀兰的事我做主，不用你来教我！”
“那秀兰她娘呢？”我说，“大娘要是还在，她会同意你把秀兰嫁到外县去吗？”
沈万山的脸色变了。沈秀兰她娘三年前走了，走得早，这是沈万山心里最深的痛。
“你——”沈万山的手指头指着我的鼻尖，气得发抖，“赵德厚，你给我滚！别在我家门口撒野！”
他伸手就要关门，就在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一个声音：“爹，你让他进来。”
沈秀兰从堂屋里走出来了。
她穿着一件浅紫色的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干干净净的，没有脂粉，可就是好看。她走到门口，站在她爹身后，目光越过沈万山的肩膀看着我。
沈万山回头瞪了沈秀兰一眼：“你出来干啥？回去！”
“爹，你把人家挡在门外，不嫌丢人？”沈秀兰的声音不大，可那语气像一把刀，又薄又利，“人家光明正大来提亲，你连门都不让进，传出去人家怎么说你？”
沈万山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收了手，转身进了院子，走之前丢下一句话：“进来！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我提着东西走进沈家的院子，心里头扑通扑通跳得厉害，可面上还稳得住。
沈家的堂屋收拾得很干净，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沈秀兰她娘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眉眼跟沈秀兰很像，安安静静地笑着，好像在看着这一屋子的人。
沈万山在主位上坐下来，沈秀兰的嫂子周红梅端了茶水上来，看我的眼神像看贼一样。沈秀兰的三个哥哥都不在家——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就沈万山和沈秀兰，还有沈秀兰的嫂子带着孩子。
“坐吧。”沈万山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把东西放在桌上，把钱放在母鸡旁边，坐下来。
“沈叔，我今天来，就是想求你一件事。”我看着沈万山的眼睛，没躲没闪，“我想娶秀兰。我虽然现在穷，可我不会穷一辈子。你给我三年时间，我一定让秀兰过上好日子。”
沈万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看我。
“三年？”他放下茶杯，冷笑了一声，“你知道秀兰多大了？二十一了，再过三年二十四，成了老姑娘了。你耗得起，她耗得起？”
“沈叔，我不是要耗三年才结婚。我是说，您把秀兰嫁给我，三年之内我一定让日子好起来。我要做不到，您来砸我家的锅，我赵德厚绝无二话。”
沈万山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那目光像要把我整个人看穿一样。
秀兰站在一旁，手扶着桌沿，指节发白。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赵德厚，”沈万山终于开口了，语气比刚才缓了一些，可还是一副扑克脸，“你跟秀兰的事，我不是没看在眼里。你这个人，老实，肯干，不偷奸耍滑，这些我都知道。可光有这些不够。过日子是要钱的，不是光靠老实就能吃饱饭的。你那个花生，今年是种得不错，可明年呢？后年呢？老天爷赏不赏饭吃，不是你说了算的。”
“我明白。”我说，“所以我不会只种地。我已经找好了路子，做花生加工。炒货、花生酱、花生饼，只要做起来，不愁没销路。”
沈万山冷笑了一下：“说得轻巧。你做过生意吗？你知道怎么做炒货吗？你知道怎么找销路吗？”
“我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说，“可我能学。沈叔，您当年养鸡，不也是一步一步学会的吗？您能成，我为什么不能？”
沈万山脸上的表情终于动了一下。
这话戳中了他。他沈万山能有今天，靠的也不是天上掉馅饼，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当年他拿着全部积蓄去县城买鸡苗的时候，村里人都说他疯了。可他成了。这件事是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谁提起来他都要笑一阵。
沈秀兰在一边看着，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沈万山沉默了很久。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每一秒都像一记重锤。
过了不知多久，沈万山站起来，说了句让我心凉半截的话。
“你先回去。这事我得想想。”
不是答应，也不是拒绝。是想想。可这个“想想”，在沈万山的字典里，多半就是委婉的拒绝。
我站起来，鞠了一躬：“沈叔，那我等您的信儿。”
我转身要走，沈秀兰忽然出声了：“德厚，你把东西带上。”
我愣住了。沈秀兰走过来，把桌上的母鸡和酒瓶塞回我手里，低低地说了一句：“我爹要是没答应，东西不能收。”
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千言万语，可在她爹面前，她说不出口。
我点点头，提着东西走了。
从沈家出来，秋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我不急着回家，提着一只母鸡两瓶酒，在村里的大路上慢慢走。
走到村口的大柳树下，我把东西放下，靠着树干，仰头看着天上。天很高很蓝，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像没事人一样。
我心里头忽然没那么慌张了。
不管沈万山答不答应，我该做的都做了。该说的话都说了。剩下的就看命了。
可我这人从来不信命。我只信我自己。
我蹲下来，从兜里掏出一根烟——不抽烟的人兜里揣烟，是从调解会那天开始的。我点上，吸了一口，呛得眼泪直流。
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影出现在大路尽头，快步朝我走过来。
是沈秀兰。
她跑得气喘吁吁，脸蛋红扑扑的，跑到我面前停下来，弯着腰喘了好几口气。
“德厚，”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像是刚哭过，又像是刚笑过，“我爹松口了。”
我手里的烟掉在了地上。
第十一章 风波再起
沈万山松口的原因，我后来才弄清楚。
那天我从沈家走后，沈秀兰跟她爹吵了一架。不是一般的吵，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把积蓄了好几年的话全倒出来的吵。
沈秀兰说，娘走了以后，她一个人操持家务、打理养鸡场，三年没睡过一个整觉。大哥二哥三哥都在外头，家里里里外外全靠她。她从不抱怨，因为她知道她爹不容易。可她也是个人，也有自己的想法，也有想嫁的人。
“爹，你把我当什么了？”沈秀兰哭着说，“你养大的牲口吗？谁出价高就卖给谁？”
沈万山被这句话扎得说不出话来。
沈秀兰又说：“张国强是什么人，你心里不清楚吗？他坑赵德厚的手段，你看见了，你不说一句话，你还帮着他。爹，你的良心呢？”
沈万山的眼圈红了。
他想起沈秀兰她娘走的时候，拉着他的手说：“老沈，我就这一个闺女，你好好待她。”
他答应了的。
沈万山在堂屋里坐了一整夜，烟抽了一包又一包。第二天早上，他把沈秀兰叫到跟前，说了句：“你让赵德厚来，我有话跟他说。”
这就是沈秀兰跑到村口来找我的原因。
我跟沈秀兰一起回了沈家。这一次，沈万山的态度跟昨天判若两人。不是说有多热情，而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带着无奈的接受。
“德厚，”沈万山叫我名字的时候，语气跟昨天完全不一样了，少了火药味，多了一种父亲般的沉重，“我把秀兰交给你，你要是亏待了她，我不会放过你。”
“沈叔，您放心。”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发抖，不是害怕，是激动。
“别叫沈叔了。”沈万山摆了摆手，脸上露出这么多天以来的第一个笑容，虽然那笑容里有点苦涩，“叫爹吧。反正早晚的事。”
沈秀兰站在旁边，脸腾地一下就红了。
我也红了。红透了。
可我张了张嘴，那声“爹”怎么都叫不出口。不是不愿意，是太突然了，像做梦一样，我怕一出声梦就醒了。
沈万山倒也没勉强，摆了摆手说：“不急，等你明媒正娶的那天再叫也不迟。”
婚事就这么定了。
消息传出去，柳河屯又炸了锅。
“沈秀兰要嫁给赵德厚？那个光棍赵德厚？”
“你没听错，就是那个赵德厚。人家现在可不是光棍了，人家种花生发财了，听说一年挣了好几千呢。”
“几千？那也没多少啊，张家可是给了一万五的彩礼，赵德厚给得起吗？”
“给不起也得给啊，沈万山都松口了，谁还能拦着？”
闲话满天飞，冷嘲热讽的、说酸话的、等着看笑话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可我一点都不在乎了。因为沈秀兰答应嫁给我了。
这就够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忙得脚不沾地。
先是盖房子。我在自家宅基地上规划了三间大瓦房，红砖青瓦，水泥地面，玻璃窗户。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相当体面的人家了。
盖房子花了将近两个月。我大哥二哥帮忙，赵德柱也来帮忙，村里几个跟我关系不错的后生也来搭手。沈秀兰每天给我们送饭，提着个大篮子，里面装着馒头、大饼、咸菜、炖菜，有时候还有肉。她系着一条蓝底白花的围裙，头发用一块花手绢扎着，脸上总是笑盈盈的，看见我就喊一声“德厚”，那声音又软又甜，像春天融化的雪水。
村里的妇女们看见了，酸得不行：“你看沈家那丫头，还没过门呢就往赵家跑，像什么话？”
沈秀兰听见了，也不恼，笑眯眯地回一句：“大娘，我给我未婚夫送饭，不犯法吧？”
那大娘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房子快盖好的时候，张国强那边又闹出了幺蛾子。
调解会的结果下来了。经过调查，粮站那车花生里的沙子确实来自张国强车斗里的帆布，而不是赵德厚的花生本身。李调解员裁定，张国强无权要求赵德厚退还货款和赔偿损失。不仅如此，因为张国强的行为涉嫌欺诈，赵德厚有权反诉，要求张国强赔偿名誉损失。
张国强不服，说要上诉到镇法庭。可张德茂是个精明人，知道这事闹大了对儿子没好处——毕竟他在乡里当副乡长，儿子搞这种下作手段，传出去丢的是他的脸。最后父子俩咽下了这口气，认了栽。
消息传回村里，人们的风评又变了。
“我就说赵德厚不是那种人嘛，他的花生我吃过，好吃得很！”
“张国强那小子，看着人模人样的，心眼子真坏。”
“赵德厚这回可是出了口恶气，人家现在有房有钱有媳妇，看谁还敢叫他光棍？”
人嘴两张皮，翻来覆去都是他们有理。我不计较这些，我只知道我的日子在一天天好起来。
房子上梁那天，我爹破天荒地喝了两杯酒，脸红得像关公。他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地说：“老三，你娘要是还活着，不知道该多高兴。”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是啊，我娘要是还在，该多好。
上梁那天，沈秀兰也来了。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棉袄——是沈万山特意给她买的，说是提前给她的嫁妆。她站在新房的堂屋里，仰头看着头顶的房梁，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脸上，她的眼睛里全是光。
“德厚。”她忽然叫我。
“嗯？”
“这房子，真好。”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比我想的好多了。”
“这不算什么。”我说，“等我以后挣了大钱，给你盖楼房。”
沈秀兰笑了，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我不要楼房，我就想要你这个人。”
这是我们之间说过的最亲密的话。说完我们都脸红了，半天没敢看对方。
时间过得快，转眼就到了腊月。
婚期定在腊月十八，是个黄道吉日。沈万山找人算的日子，说是百无禁忌，宜嫁娶。
结婚前三天，我把我娘留下的那对银镯子从箱子底翻了出来。镯子不重，也不值什么钱，可那是我娘出嫁时的陪嫁，我娘活着的时候说过，老三娶媳妇的时候，这镯子要给老三的媳妇。
我把镯子擦了又擦，银光锃亮的，用红布包好，揣在怀里。
腊月十八，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我穿上新做的藏青色中山装，脚上蹬着新布鞋，头发用梳子蘸水梳得一丝不苟。我大哥赵德福帮我系扣子的时候，手在抖。
“老三，你今天真要娶沈秀兰了？”他看着我，眼睛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感慨，又像是羡慕。
“嗯。”我点点头，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平静。
“娘要是还在……”大哥没说完，别过头去擦了一下眼睛。
我没说话，可我的眼眶也红了。
迎亲的队伍是我爹张罗的，借了三辆自行车，车把上扎着红绸子。我骑着最前面那辆，后座绑着一个大红的被面，是沈秀兰喜欢的颜色。
从我家到沈家，不过几百米的路，可我觉得走了很久。一路上，村里人都出来看，有人放鞭炮，有人撒喜糖，孩子们追着自行车跑，喊着“新娘子新娘子”。
沈家的大门敞开着，门上贴了大红喜字。沈万山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崭新的藏蓝色中山装，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看见我来了，他的嘴角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沈秀兰在她屋里，门关着。
按照规矩，我得叫门。
我敲了敲门，里面传来沈秀兰嫂子的声音：“谁啊？”
“赵德厚。”
“来干啥的？”
“来接秀兰。”
“拿红包来！”
我从兜里掏出准备好的红包，从门缝里塞进去。里面一阵笑声，又说不够，我又塞了两个。来回折腾了好一会儿，门终于开了。
沈秀兰坐在炕上，穿着一身红色的嫁衣，头上盖着红盖头。红色的盖头遮住了她的脸，可我知道盖头底下是什么——一定很好看，比任何时候都好看。
我的心跳得砰砰响，像是有一只小鹿在胸口乱撞。
按照风俗，新郎要把新娘从炕上抱到车上。我弯下腰，一只手揽住沈秀兰的腰，一只手托住她的腿，把她抱了起来。她比我想的要轻，轻得像一捆稻草，可抱在怀里，暖烘烘的，像抱着一团火。
沈秀兰的手环住了我的脖子，隔着盖头，我听见她低低地说了一句：“德厚，你别抖。”
我这才发现，我全身都在抖。
我把沈秀兰放在自行车后座上，她坐稳了，一只手扶着车座，一只手攥着我的衣角。沈万山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嘴唇哆嗦了几下，最后只是摆了摆手。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说“好好待她”，可他说不出口。
我骑上车，往家走。几百米的路，我骑得很慢很稳，生怕颠着她。沈秀兰坐在后座上，攥着我的衣角，风把她的红盖头吹得微微飘起来，露出一截白皙的下巴。
我的心像这腊月的阳光，暖暖的，亮亮的。
拜堂的时候，我爹坐在堂屋的正位上，笑得合不拢嘴，皱纹都舒展开了。我娘的照片放在桌上，黑白的，可我觉得她在笑。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三拜之后，沈秀兰的红盖头被掀开了。
盖头底下的那张脸，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看。她的脸红扑扑的，不知道是胭脂还是天生的，眼睛又大又亮，睫毛上挂着一点泪珠，亮晶晶的，像清晨的露水。
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旁边的人都在笑，都在闹，可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安静得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德厚。”她轻轻叫了我一声。
“嗯？”
“我终于是你的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第十二章 日子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的要好，也比我想的要难。
好的是，沈秀兰是个过日子的人。她勤快，能干，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把饭菜做得有滋有味。她对我爹孝顺，对我大哥二哥的孩子们也好，从来不摆架子。村里人都说，沈秀兰嫁到赵家，是赵家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难的是，钱还是不够花。
盖房子花了大头，彩礼也给了不少，手头的积蓄见了底。我跟沈秀兰说好了，明年的花生要扩种到二十亩，可扩种需要钱买种子、买肥料、雇人干活。钱从哪来？
沈秀兰从她的嫁妆里拿出了一千块——那是沈万山偷偷塞给她的私房钱。她把钱递给我的时候，我死活不肯要。
“这是你爹给你的，我不能拿。”
“你跟我还分什么你我？”沈秀兰把钱塞进我手里，“拿着。你不是说要做花生加工吗？这点钱够你起步了。”
我攥着那叠钱，心里头热乎乎的。
可花生加工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跑了县城好几趟，找了几个做炒货的师傅，想跟人家学技术。可人家一看我是个生面孔，都摆手说不教。有一个师傅更直接：“教了你，你在我隔壁开个店，我喝西北风去？”
我又去县城的图书馆借了几本关于花生加工的书，晚上在灯下一页一页地看。可我文化水平低，好多字不认识，好多术语看不懂。沈秀兰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一个词一个词地给我解释。
她念过初中，比我强多了。可初中水平搞食品加工，还是不够。
我想来想去，觉得得找个明白人指点。可找谁呢？
我忽然想起了供销社的马主任。马主任在镇上干了半辈子，认识的人多，路子广，说不定能帮我指条明路。
我提着两瓶酒去了镇上。马主任看见我，笑呵呵地说：“小伙子，听说你发财了？”
“发什么财，马主任您别打趣我了。”我把酒放在桌上，“我这次来，是有事求您。”
我把想做花生加工的想法跟马主任说了。马主任听完，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这个想法不错，花生是咱们这儿的特产，做好了确实有销路。可你得有技术、有设备、有场地。你一样都没有，怎么做？”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做，才来求您指条路。”我说。
马主任看了我一会儿，忽然说：“你认识县农技站的老周吗？就是卖你花生种子的那个技术员。”
“认识。”
“你去找他。他有个同学在县粮食局下面的食品厂当厂长，那个厂子最近要改制，设备要处理。你问问能不能把设备买下来，再跟老周学学花生加工的技术。他在省农科院培训过，懂这个。”
我一听，眼睛都亮了。
第二天我就去了县农技站，找到老周。老周全名叫周志远，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听我说完来意，推了推眼镜，说：“设备的事我可以帮你问问，技术的事你得自己下功夫。你要是真想学，我可以教你一些基础的，但更深的你得去省里学。”
“去省里？”我愣了一下。
“对。省农科院每年都办培训班，专门教农副产品加工。你报个名，去学半个月，回来就能上手了。”
我心里头盘算了一下。去省里半个月，学费加路费加食宿，少说也得几百块。我现在手头紧，这几百块拿出来有点吃力。
可沈秀兰支持我去。
“你尽管去，家里有我。”她说，“花生的事你别操心，我帮你盯着。”
我看着沈秀兰，看着她眼睛里那种毫无保留的信任，心里头酸酸涨涨的，说不出的滋味。
“秀兰，你对我这么好，我拿什么还你？”
“你好好过日子，就是还我了。”她笑着说。
1987年的春天，我去了省城。
那是二十五年来我第一次出远门。火车坐了四个多小时，到了省城，我整个人都晕了。省城真大啊，到处都是楼房，路上跑着公共汽车，街上的姑娘穿着高跟鞋，走起路来噔噔噔的，跟村里完全不一样。
省农科院的培训班设在城东的一个大院里，参加培训的有二十多个人，全是各个县来的农民和个体户。有些人的穿戴比我还土，我心里就踏实了。
培训班的老师姓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专家，头发花白，说话不紧不慢的，可讲起课来头头是道。他讲花生的品种、种植、加工、储存，从理论到实践，讲得清清楚楚。
我听得特别认真，笔记记了一大本，不会写的字就画圈，回来再问沈秀兰。
半个月的培训，我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比如花生炒制的时候火候怎么把握，什么时候放盐，什么时候放糖，怎么才能让花生又香又脆还不糊。比如花生酱怎么做，花生饼怎么压，花生油怎么榨。
最重要的是，孙老师告诉我一个信息：省外贸公司每年都要出口花生制品，如果能达到出口标准，价格比国内高一倍不止。
我心里头记下了这个信息。
培训班结束的时候，孙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是这一期最用功的。好好干，以后有前途。”
听了这话，我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从省城回来，我整个人像换了个人似的，脑子里装满了新东西，浑身都是干劲儿。
设备的事也有了着落。老周帮我联系了那家食品厂，花了一千五百块买了一台二手的花生炒货机和一台脱皮机。机器拉回来的那天，全村人都出来看，七嘴八舌地议论。
“赵德厚这是要开厂子了？”
“人家现在可是大老板了，以后咱都得高看他一眼了。”
我把机器安在院子里新盖的作坊里，喊了几个邻居来帮忙调试。机器轰隆隆地响起来的时候，我心里那个激动啊，比见到沈秀兰还激动。
第一批炒货出锅的时候，我特意请沈秀兰先尝。
她拿起一颗花生，吹了吹热气，放进嘴里嚼了嚼，然后眼睛一亮：“德厚，好吃！比集上卖的好吃多了！”
我赶紧也尝了一颗，又香又脆，咸淡刚好，确实好吃。
我俩站在热气腾腾的作坊里，相视而笑，笑得像个傻子。
第一批炒货，我装了一百袋，每袋五斤，拉到镇上的集市去卖。那天正好逢集，人山人海的，我找了个最好的位置，把炒货摆出来，用红纸写了几个大字：赵家炒货，香脆可口，不好吃不要钱。
开始的时候没啥人，半天卖不出几袋。我急了，拆开一袋放在那让人免费品尝。有人尝了，说好吃，就买了一袋。又有人尝了，又说好吃，又买了一袋。
渐渐地，摊子前围满了人。
“这个花生真香，比供销社卖的好多了。”
“赵家炒货？没听说过啊，不过这味道是真不错。”
“给我来两袋！不，三袋！”
一百袋花生，半天就卖光了。我数了数钱，净赚六十多块。六十多块啊，种地的话，一亩地忙活一季也才挣几百块，我这一天就挣了六十多。
我骑着自行车往家走，一路上哼着歌，心里美得冒泡。
沈秀兰在家等着我，看我笑眯眯地进门，就知道卖得好。她给我端来一碗水，问：“卖了多少钱？”
“六十多块净利！”我把钱掏出来，一毛一毛地数给她看。
沈秀兰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她说：“德厚，我就知道你行。”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好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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