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德胜，今年六十三，退休三年了。五年前拿到那张确诊单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脑子里嗡嗡的，像有一窝蜂在飞。

那是二零一九年的春天，三月，我记得清清楚楚。开春以后我就觉得不对劲，口渴，怎么喝水都渴，一天能灌下去一暖壶水，嘴唇还是干得起皮。跑厕所也跑得勤，夜里要起来四五趟，老婆张桂兰被我折腾得睡不好觉，骂了我好几回，说你是不是前列腺出问题了，赶紧去医院看看。我不爱去医院，嫌麻烦，嫌排队，嫌医生那张脸。拖了一个多月，实在拖不下去了，因为开始瘦了。我原来一百六十多斤，肚子圆滚滚的，腰围二尺八。那一个多月掉了十几斤肉，腰带往里收了两个眼，裤腰松得往下掉。张桂兰慌了，拽着我去了县医院。

挂号、排队、抽血、等结果。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腿抖个不停。不是因为害怕，是渴，是饿，是身体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的那种焦躁。张桂兰坐在我旁边，一句话没说，手一直攥着我的胳膊，攥得我生疼。结果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年轻医生看的诊，姓刘，戴眼镜，说话很快。他拿着化验单，眉头皱得像一把打不开的锁，说：“马师傅，你这个血糖太高了，空腹十三点八，餐后二十一还要多，糖化血红蛋白九点七。必须马上住院。”

我说不住，家里还有事。他说你不住院会出问题的，酮症酸中毒你知道吗？会昏迷的。我嘴上说好好好，拿着单子就走了。不是不把医生的话当回事，是我压根没当回事。那年我五十八，能吃能喝能睡，一顿饭能吃两大碗，喝起啤酒来论箱算，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我觉得医生吓唬我。

张桂兰看我拿着单子出来，脸色不好，一把抢过去看了，脸刷地就白了。她没说话，把单子叠了叠，装进自己口袋里，拉着我往外走。一路上她都没说话，坐在副驾驶上，眼睛看着窗外，一动不动。我以为她生气了，伸手去碰她，她把我的手打开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没生气，她在哭，无声地哭，不想让我看见。这辈子我见过张桂兰哭过三次，一次是我妈走的时候，一次是儿子高考落榜，第三次就是这一天。她怕我死，她没说，但我知道。

第二天她请了假，硬拽着我去了市医院，挂了个专家号。专家姓周，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不急不慢的。他让我重新查了一次血，又做了糖耐量试验。结果出来以后，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现在还记得——不是批评，不是吓唬，是一种“我跟你说实话，你能不能听进去就看你自己了”的眼神。他把化验单放在桌上，拿笔在上面画了几个圈，说：“马师傅，你这个病不是一天得的，是几十年一口一口吃出来的。想治好它，也得一口一口吃回去。”

我问怎么吃。他说少吃主食，多吃菜，不吃甜的，不喝粥，不喝酒，每天走一万步。我说这些我都知道，电视上天天讲，报纸上天天登。他笑了一下，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说：“你知道没用，你得做到。你做到了，你的血糖就能下来。你做不到，谁来了都帮不了你。”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跟血糖斗智斗勇的日子。说是斗智斗勇，其实是跟自己斗，跟那张嘴斗，跟那两条腿斗。

头半年走了不少弯路，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听人说吃苦瓜降糖，我一天三顿苦瓜，炒着吃，凉拌吃，榨汁喝，吃得脸都绿了，胃里翻江倒海的，血糖没见降多少，胃先出了毛病。听人说吃南瓜好，南瓜饼、南瓜粥、南瓜汤，变着花样地吃。吃了一礼拜，血糖从八点几蹿到了十二点几。张桂兰气得把南瓜扔进了垃圾桶，说你能不能别瞎吃了。我不服气，说人家都说好。她说人家是人家，你是你，你吃南瓜血糖高，你就别吃。

我烦，她也烦，两个人在家里对着烦，谁也不让谁。那段时间我们俩没少吵架，吵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根子都在这个病上。她怕我管不住自己，我怕她管我管得太紧。两个人都是好心，就是拧不到一块去。

后来张桂兰的妹妹在省城当护士，给介绍了一个营养科的老师。那个老师姓王，四十出头，是个胖乎乎的女人，笑起来很和气。她没给我开药，没让我查这个查那个，就是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聊我平时吃什么，怎么吃，什么时候吃。聊完了她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开窍的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她说：“马师傅，降糖不是让你饿肚子，是让你把吃进去的东西变成身体的能量，不是变成糖。你的问题不是吃得多，是你吃的东西，你的身体不认识它们了。你得重新教会你的身体认识食物。”

怎么教？她给了几个法子，我回来以后一个一个试，试了几个月，慢慢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办法。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普通人谁都能做，关键是你能不能坚持。

第一个法子，我把碗换小了。

这件事说出来你可能会笑，但真的管用。我以前吃饭用的是大碗，那种农村赶集买的粗瓷大碗，一碗能装差不多半斤米饭。我一顿吃一碗不够，要一碗半，有时候两碗。张桂兰说我吃饭像打仗，风卷残云的，别人还没动筷子，我已经第二碗了。她说的没错，我就是那样的，吃饭快，吃得急，胃还没反应过来，东西已经塞进去了，等到胃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

换碗不是一下子换的，是从大碗换成中碗，从中碗换成小碗，前前后后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现在用的碗，比我孙女吃饭的碗大不了多少，小半碗米饭，大概二两。每顿饭前先把饭菜分好，盘子里的菜多盛一些，荤素搭配，绿的红的白的，摆在那看着就舒服。先吃菜，后吃主食，一口菜一口饭，细嚼慢咽，嚼到嘴里的东西变成了糊糊才往下咽。一顿饭吃二十分钟以上，以前十分钟不到就吃完了。

刚换小碗的时候受不了，总觉得没吃饱，心里空落落的，像少了什么。我就多喝水，多嚼几口菜，把吃饭的速度放慢，放得很慢。慢慢的，胃适应了，小碗也习惯了。现在你让我用大碗吃饭，我看着都觉得害怕，那么大一碗，吃下去血糖不爆表才怪。

第二个法子，我戒了酒。

这个比换碗难多了。我喝了三十多年的酒，年轻的时候在工地上搬砖，出大力气的，收工了弟兄们凑在一起喝。白酒论斤，啤酒论箱，谁喝得多谁有面子。后来自己包活干，应酬多，不喝不行，喝少也不行。查出糖尿病以后，周医生说不要喝了，我说行，回家照喝不误。自己哄自己，想着少喝点没事。今天少喝点，明天少喝点，少着少着又喝回去了。跟戒烟一样，酒这个东西，不戒就是没戒，没有什么少喝点。

真正的转折是查出病的第二年，二零二零年夏天，儿子回来过年——那时候还能回来。年夜饭我喝了几杯白酒，第二天早上起来测血糖，空腹十一点几。我蹲在厕所里，盯着血糖仪上那个数字，盯了很久。那个数字像一根针，扎在我眼睛里，怎么都拔不出来。张桂兰在外头敲门，说你在里面干啥呢，出来吃饭了。我没应声，把血糖仪放回去，站起来，腿是麻的，扶着墙站了一会儿。

从那天起，我把酒戒了，一口都不喝了。不是靠毅力，是靠怕。怕瞎，怕截肢，怕透析，怕死在前头，怕张桂兰一个人。你要是像我一样，亲眼见过糖尿病足是什么样子，你也不用靠毅力，你靠怕就够了。我有个工友，比我大三岁，糖尿病二十多年，不忌口，不测血糖，酒照喝，肉照吃。前年脚趾头黑了，去医院一查，坏疽，截了三个脚趾头。去年另一只脚也开始了，这回截的不是脚趾头，是半个脚掌。我去医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被子下面空了一块，他拉着我的手说，老马，你可别学我。我从医院出来，在车里坐了很久，方向盘上的手一直在抖。我不是吓的，我是气的。气我自己，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给自己找借口，还想着“少喝点没事”。你问问那个工友，他也想过“少喝点没事”。现在他少喝点了，他也少走路了。

第三个法子，学会了走路。

我说的走路不是遛弯，不是散步，是快走，走到出汗，走到心跳加速，走到小腿发胀。刚开始走不了快，走快了喘不上气，心脏嘣嘣跳，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就不求快，先慢走，走顺了再加一点速度，一点一点加，像熬粥一样，小火慢炖，不能急。现在我每天晚饭后休息半个小时，出门快走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风雨无阻。下雨了打伞，下雪了戴帽子，天冷了多穿点，天热了少穿点，反正得出门，反正得走。张桂兰有时候跟我一起走，走一半就回去了，说腿疼。我不管她，我自己走。不是我不心疼她，是这条路她替不了我。我的血糖，我的命，得靠我自己走。

走路的好处太多了。以前我有个毛病，晚上躺下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转来转去，转到大半夜才迷糊过去，早上起来跟没睡一样。现在走完回来，洗个澡，往床上一躺，没几分钟就着了，一觉到天亮。体重也下来了，从一百六十多降到一百四，腰围从二尺八缩到二尺五，肚子小了一大圈，以前的裤子不能穿了，腰大了，往下掉。血压也稳了，原来吃药都控制不太好，现在药没变，血压自己下来了。

最重要的是，降糖药减了。原来一天吃三种，二甲双胍、格列美脲、阿卡波糖，一样不落。现在只吃二甲双胍，一天两次，一次一片。周医生说再这样下去，连二甲双胍都可以考虑减半。药越吃越少，副作用就越来越少，人就越来越精神。这是个良性循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医生告诉我的。是我的腿，我的脚，我脚下的路，一天一天，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第四个法子，我学会了一样东西。

学会了看开。听起来像鸡汤，但不是。糖尿病这个病，跟别的病不一样，它跟你的情绪关系太大了。你心情好，血糖就稳；你心情不好，生气、着急、上火、焦虑，血糖蹭蹭往上涨，涨上去就下不来。我琢磨了很久才琢磨明白这个道理，因为这跟我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以为糖尿病就是个吃出来的病，管住嘴迈开腿就行了。后来才发现，管住嘴迈开腿只是第一步，管住心才是最难的那一步。

我得病以后，脾气变了好多。以前我多暴躁一个人，工地上谁不听话我就骂，骂完了还想打，手里有什么扔什么。现在不这样了，不是没脾气了，是发脾气的代价太大了。你生一场气，跟老婆吵一架，跟邻居争两句，看着没多大事，但你的身体不骗人。血糖仪上那个数字会告诉你，你生气了，你急了，你跟自己过不去了。它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

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不是测血糖，是去阳台上站一会儿。我家住六楼，阳台朝南，能看到楼下那条河和河对岸的公园。有云就看云，没云就看天。什么都不想，就是站着，站个五分钟左右。这是让自己心先静下来，心静了，血糖就稳了。听起来玄，但真的管用。你试试，你每天早上起来先别摸手机，别开电视，别跟人说话，自己安安静静地站一会儿，让身体从睡眠状态慢慢醒过来。你的身体醒了，就不慌了；不慌了，血糖就不乱跳了。

五年了。从确诊到现在，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这五年里我风雨无阻地换小碗吃饭，滴酒不沾，快走一万步，每天早上安安静静地站一会儿。听起来像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其实都是些小事。但就是这些小事，把我的命从悬崖边上拽了回来。

上周去市医院复查，周医生看了化验单，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神像在看外星人。他说：“马师傅，你空腹血糖五点七，糖化血红蛋白五点八，这个指标比很多没有糖尿病的人都好。”张桂兰在旁边，一听这话眼泪就下来了。她用手背擦眼睛，擦了好几下，擦不干净，最后索性不擦了，就那么红着眼眶站在诊室里。我伸手去拉她，她把手缩回去了，说了一句“你看你，吓死我算了”。这不是一句完整的话，但我知道她什么意思。她是说她担惊受怕了五年，怕我哪天忽然不行了，怕她一个人。现在医生说指标比正常人还好，她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不是碎了，是落地了，还在那里，只是不压着她了。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张桂兰去药店买药，让我在门口等。四月的风暖暖的，吹在脸上很舒服。医院门口人来人往，有个年轻人扶着一个老太太从里面出来，老太太脸色很不好，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在喘，好像走完这条路要用掉她最后一点力气。

我看着那个老太太，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等我到了她那个岁数，我能不能自己走出来，自己走回去？能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能不能不拖累张桂兰，不拖累孩子？能。我想能。我把血糖控制住，把身体养好，就能。不是百分之百的能，是努力了以后有可能的能。这个“有可能”，就是我这五年最大的收获。

糖尿病这个病，医生说不可治愈。对，是不可治愈，但可以控制。控制好了，你跟正常人没多大区别。控制不好，那就是另一条路了。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选哪条，你自己说了算。

我选了我这条。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比我控糖好的人多了去了。我只是觉得，我做到了。在这个每个人都忙忙碌碌、没有人真正替你做主的世界上，我终于在一件事情上自己做了一回主。这个主，我做对了。

五年前刚确诊那会儿，我觉得天都塌了。天天叹气，觉得自己命不好，怎么就得上这个病了。现在回头看看，这个病不是老天爷惩罚我，是老天爷提醒我。你前大半辈子活得太糙了，吃得太多了，喝得太猛了，脾气太大了，该换一个活法了。它不是在害我，是在教我。教我怎么吃饭，怎么走路，怎么跟自己相处。这个学费不便宜，但值。

我今年六十三了，不年轻了，但也不算老。我要用剩下的时间，把这个“能”字活成真的。不是为了给谁看，是为了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有底气对自己说一句：老马，你今天还行。

行，就接着活。不行，也活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