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威胁的农民，洪都拉斯农民正处在被判定有罪的处境中。任何关于土地的诉求，都会在“他们是入侵者”的偏见下被看待。
人们知道，凡是试图获得土地，都会被打上污名，仿佛农民是发展和私有财产的敌人。一旦发生收回土地的行动，检察机关和司法系统就会相互配合，发出检察要求、逮捕令，并实施监禁。最糟糕的情况下，农民还会成为地主或大企业主暴力的受害者。
当有组织的农民为土地改革而斗争时，国家农业研究所却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国家机构，准备在没有任何国家农业政策的情况下发放土地权证。当有组织的农民受到地主武装团体威胁时，洪都拉斯政府却通过法律，可能将捍卫社会权利和农业权利的斗争视为非法。
当有组织的农民为医疗、教育和环境保护而斗争时，政府正推动提出法案，要把公共服务以及森林和自然资源私有化。当有组织的农民争取让农村人口在生产基本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时获得激励与保障时，政府却在加强与大型农业企业和跨国投资者的联盟，意在让乡村服务于农业工业，并损害农民家庭的权利。
在这样的局面下，有组织的农民被判定走向必死的结局。原因可能是国家政策在缓慢杀死贫困农民，也可能是官方和非官方的威胁与暴力正指向那些捍卫并争取自身权利的农民，还可能是乡村中的暴力横行，而那里奉行的是强者法则。
作为教会，我们从哪里、又凭着怎样的信仰来看待洪都拉斯乡村？我们是从山地和高坡上的农民人口出发来看待这一切的。那里的男孩女孩，连一天勉强吃上三顿玉米饼或豆子都做不到。他们的地块之所以如此狭小，是因为土地占有结构几乎像一种天然权利那样规定：最大、最好的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中。而这些大地主反过来又控制着农村贫困多数的政治命运和生活前途。
也正是这部分农民人口，后来在城市中心的河岸和陡坡边搭起简陋棚屋。那些地方挤满了就业不足和失业的青年，也挤满了处于高度社会风险中的青年，他们有时还会结成青年帮派
。我们又是从哪里重新理解农民现实的？是从对“道成肉身”奥秘的信仰出发。因为正是借由这一信仰，我们承认人性承载着神性，承认我们的主上帝把家安在我们中间，成为软弱者，而这种软弱正是救赎的源泉。
对于土地控制和占有中体现出的虚假与意识形态，我们要从贫困农民、从没有土地的农民大众的处境出发加以质疑。这个没有土地的农民群体，仅仅因为要求分得一小块土地，就被贴上“闹事者”的标签。
如果教会放弃对贫困农民的承诺，如果教会放弃捍卫他们，那就等于放弃了教会自身，也放弃了教会存在的根本理由。教会对穷人的选择，必然要求我们去质疑现行制度，以及财富组织和分配的方式，因为最终从中受益的只是极少数家庭。
因此，教会主张重组社会，让各种财富都能用于社会全体成员有尊严的发展。只有当社会能够公平分享土地资源时，我们才能从共同善的角度完成农业重组；
而任何私有财产都必须服从于对共同善的追求。正如天主教社会训导所说：“各种财物，即便是合法占有的，也始终保有其普遍归属。任何形式的不当积累都是不道德的，因为这与造物主上帝赋予一切财物的普遍归属公然相悖。”
毫无疑问，在必死威胁面前捍卫贫困农民，是最首要、也是最重大的社会和教会责任。因为贫困农民家庭的命运，关系到整个洪都拉斯人民当下和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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