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KIFF，《寂静的朋友》是最炙手可热的影片，出于媒体嘉宾的优势，走进影院观看《寂静的朋友》时，并未等候太久，原本是奔着梁朝伟去的，但在漫长的150分钟后，当银幕暗下，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却不是任何一张人类的脸，而是那棵在德国马尔堡植物园里、静默伫立了近两个世纪的银杏树。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作者：秦戬
排版：李沛蓉
责编：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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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似人类用声带振动空气，却以年轮为史，以落叶为信，在岁月长河里写下比任何言语都深刻的诗行。在影片里，伊尔蒂科·茵叶蒂精心策划一场的“失语症治疗”——它让我们在语言的废墟上，重新学习如何用整个生命去倾听。当梁朝伟的剪影与树冠在满月下重叠时，所谓永恒，不过是两片叶子在同一阵风里颤抖的刹那。
在1908年的马尔堡植物园，晨雾裹挟着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Grete的木质相机是插在男权学术堡垒上的一面旗帜。当那些蓄着山羊胡的老学究们用镊子夹起花瓣，在酒精灯上烤焦标本，用拉丁学名给每片叶子钉上死亡证书时，她将镜头对准银杏的掌状叶，像在拍摄一位闭目养神的古老哲人。
而Grete将耳朵贴向树干，年轮便在她耳蜗里翻涌成海啸——1867年普鲁士统一战争的弹痕，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灰的沉积，1892年莱茵河洪水的印记……这些人为的，自然的，终将是虚无的却又振聋发聩。
观察的最高形式，是让工具成为身体的延伸，让目光成为温柔的触摸。在这个阶段，大自然是女性（尤其是被压迫者）确立自我主体性的媒介。植物不问出身与性别，它们以一种绝对包容的静谧，接纳了Grete的恐慌与野心。通过与自然的平视和对话，她顺利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重构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1972年的色彩是暖黄色的，像是一张老旧的明信片，带着青春的懵懂和荷尔蒙的躁动。Hannes与Gundula的出现，将电影引向了情感的复苏。
如果说Grete是主动出击的女性主义战士，那么Hannes则是被动卷入的溺入爱河者。起初，他对植物是冷漠的，甚至是麻木的。这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现代病——我们对身边的周遭视而不见。但茵叶蒂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极其温柔的陷阱：爱。
因为爱上了Gundula，因为想要触碰Gundula的世界，Hannes才开始触碰那盆天竺葵。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再是那个只知道歌德和口号的空心人，他变成了一个能感受到“水在茎管中上升”的诗人。这是一种祛魅后的“复魅”——不是回到愚昧的迷恋，而是回到一种精微的、具体的、有温度的知觉。
爱往往是狭隘的，但爱具有传导性。当你爱一个人，你就会开始爱她所爱的一切，当你开始照顾一朵花，你就开始学会了照顾他者。烂俗到家的“爱人如养花”，在此刻却是淋漓尽致的表达。
在2020年，作为数字时代的堂吉诃德，神经科学家Tony Wang带着最精密的神经学设备闯入植物园，向着银杏树这个巨人发起冲锋，试图用二进制代码破译银杏的“思想”，却反被银杏树降维打击。这是全片最痛苦，也最幽默的部分：人类试图用“尺子”去测量“大海”的深度。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因为他的工具是基于人类中心的，他试图在树里寻找类似人类的“脑电波”。但树不说话，树不配合。在2020年疫情隔离的孤绝中，林启明失去了所有的参照系，被困在一座由数据和逻辑筑成的孤岛上，直到最后在暴雨里的赤裸，真正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作为影坛常青树，梁朝伟一如既往地贡献了精彩的演出，他所饰演的神经科学家，刚开始面对树的骨子里的不屑和傲慢和经历失败之后的大彻大悟的敬畏，通过眼神传递的十分到位，依旧是那双忧郁的眼睛，传神了整个角色。
在采访中，他表示自己之前认为植物是在整个等级体系的最下面，但是现在不这样认为，改变了看待植物的视角，把植物当成具有感知能力的物种。
并且在开拍之前，导演传来的剧本的一句引言：我们一直都在产生幻觉，当大家对这种幻觉达成一致时，我们就把它叫做“现实”，他认为这个电影里的一些理念可能会和佛教的一些观念不谋而合，这也是吸引他的一个点。
1908年的Grete、1972年的Hannes、2020年的Tony Wang，他们的手同时抚过银杏的同一道年轮，三人化作三粒携带DNA信息的星尘。我有理由相信，人类不过是宇宙意识的一根神经末梢，而树是负责记忆的触梢。
结束后，我站在街角，看着大剧院门口的大榕树，纵横交错的气根让我想起电影一个镜头：林启明将录音设备埋入树根，采集地下菌丝网络的电信号。
那些曾被我们视为“低级生物”的真菌，正在地下编织着覆盖整个大陆的神经网络——原来地球早有自己的互联网，而我们是学习者与后来者。
我们曾是森林的孩子，我们都是那棵银杏树上的叶子，有的生在1908，有的生在1972，有的生在2020。
我们颜色不同，形状各异，终将凋零。但在这一刻，我们共享着同一根树干，同一份汁液，同一个寂静的灵魂，而所有的永恒，终将指向同一片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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