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调令

1988年，深秋。

我坐在县城开往老家的班车上，手里攥着一纸调令，心里五味杂陈。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省城机关，一干就是六年。这六年里，我无时无刻不想着把父母接出那个穷山沟。可母亲晕车严重，父亲又放不下那几亩薄田，每次提起来，父亲总是摆摆手：“城里有什么好？邻里都不认识，闷也闷死了。”

他们不愿意来，那我便回去。刚好省里号召年轻干部下基层，我第一个报了名——回乡里当个副乡长，不算高升，但离家近了，能照顾父母，也算造福乡亲。

我想得挺美，却没想到，第一步就卡住了。

调动的最后一道手续，需要村支书签字盖章。我找到村长赵德厚时，他正蹲在村委会门口抽旱烟，见我来了，眼皮都没抬一下。

“德厚叔，”我递上烟，“我调回来工作，需要您签个字。”

他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慢悠悠地说：“你是城里的大干部，回来做什么？”

我把情况解释了一遍。他听完，把调令往桌上一推：“不签。”

我愣住了。

“德厚叔，这怎么就不签了？我是回咱们乡工作，又不是坏事。”

他站起身，背着手走了，撂下一句话：“你们这些考出去的，哪个不是拼命往外跑？跑出去就不认这个村了。现在说要回来，谁知道你是真心还是假意？”

我追上去解释，他头也不回。

接下来的三天，我像走马灯一样往村委会跑。第一天带了两瓶酒，他连门都没让进。第二天我帮他家挑了两担水，他倒没赶我，但一提到签字就装聋作哑。第三天我找了村里几位长辈去说情，他更来劲了，当着众人的面把调令拍到桌上：“我说不签就不签！他在城里待了六年，回来当过一天农民没有？知道乡亲们现在过得什么日子吗？”

我站在人群里，脸一阵红一阵白，恨得牙根痒痒，可又说不出什么。赵德厚是村里的老支书，当了二十年的家，在这山沟沟里，他就是土皇帝。

第四天一早，我刚在灶房里烧火准备做饭，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

我们村在太行山深处，到县城要走四十里山路，平日里连自行车都少见，更别说汽车了。我跑出去一看，三辆黑色的轿车停在村口，扬起的尘土还没落定。

打头的车上下来一个穿中山装的干部，胸口的钢笔在阳光下闪了一下。他一眼认出了我：“是小周吧？我是省组织部干部处的刘建国，奉命来接你去上任。”

全村都炸了锅了。孩子们围着轿车摸来摸去，老人们站在远处指指点点。赵德厚从自家院子里走出来，嘴里的旱烟都忘了抽，烟灰掉了半截。

刘建国走过去，掏出证件给他看：“您就是赵德厚村长吧？周志国同志是我们省里选派的优秀年轻干部，调任手续完备，就差您的签字了。”

赵德厚干咳了两声，看了我一眼，目光复杂。

我本以为他要说几句场面话，谁知他从兜里掏出那张调令，又掏出笔，唰唰签了字，盖上章。

然后把那张纸递给我，低声道：“上车前到我屋里来一趟。”

二十分钟后，我推开他家的木门。赵德厚坐在堂屋里，面前的桌上摆着三个菜，一盘炒鸡蛋、一碟花生米、一碗白菜炖粉条，旁边还放了一瓶开了盖的老白干。

他给我倒了满满一杯。

“坐下，”他说，“喝了这杯酒，我把话说明白。”

我没坐，气还没消：“德厚叔，您这是唱的哪一出？磨了我三天，省里的车来了您倒痛快了？”

他一仰脖把酒干了，眼眶忽然红了。

“我不是拦你，我是替你堵别人的嘴。”

我愣住了。

“你拍拍屁股在城里待了六年，突然回来当副乡长，村里人服你吗？乡里那些干部服你吗？”他敲着桌子，“我不卡你三天，不跟你吵这一架，全乡全镇的人都会说你是走关系回来的，说你没本事在城里混。可我这个土老帽跟你闹过、骂过、刁难过，到头来省里亲自来接你——谁还敢说你是凭关系？”

他的声音有些发颤：“志国，你爹当年把全村的粮省下来供你上学，不就是指望你有一天能回来带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吗？我刁难你，是想让所有人都看见——你周志国这个副乡长，是省里派人接来的，谁也动不了你。”

我站在那里，鼻子一酸，眼泪差点落下来。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后来我真当了乡长，又当了县长。赵德厚在我当县长那年走了，我连夜赶回去守了一夜灵，亲手给他烧了三年纸。

只是那顿饭，我再也没有机会请他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