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国栋，98年那会儿，在老家县城粮油厂下岗了。

拿到下岗通知书那天，我在厂门口站了很久，口袋里装着最后的一点积蓄——两千三百块。回家跟老婆说了，她没哭没闹，只是问了一句：“那怎么办？”

那时候儿子才三岁，奶粉要钱，房租要钱，什么都要钱。我去建筑工地搬了两个月砖，一天十五块，肩膀磨破了皮，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后来听人说义乌的小商品便宜，拿回来卖能赚钱，我心一横，借了五百块加上自己的钱，坐绿皮火车去了义乌。

十六个小时的硬座，我抱着背包不敢合眼。到了义乌小商品城，看得我眼花缭乱，最后进了一整车的袜子——男女老少都有，厚的薄的，花了将近一千块。老板说这是外贸剩下的尾货，质量好，价格低，卖出去就是赚。

我把袜子运回县城，找了个天桥底下的位置，摆开摊子。

第一天，从早上七点站到晚上七点，一共卖出去三双。一双赚五毛钱，净利润一块五。

老婆来给我送饭，看到摊子上整整齐齐的袜子，再看看我晒得通红的脸，没说话，把饭盒递给我就走了。晚上回家，她跟我说：“要不，你还是去找个厂子上班吧。”

我没吭声。第二天继续去天桥底下摆摊。卖了五双。第三天卖了两双。一个礼拜下来，赚了不到二十块钱。旁边卖烤红薯的老王头笑话我：“老陈啊，你这袜子怕是卖到过年也卖不完。”我没理他，但心里确实打鼓——这一车袜子，本钱将近一千块，照这个速度卖，别说赚钱了，本钱都回不来。

到了第十天，我开始观察。天桥底下人来人往，为什么没人买我的袜子？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匆匆忙忙路过，很少会停下来。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蹲在那儿，也不吆喝，谁愿意来买？

第十一天，我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纯棉袜子，两块钱一双，五块钱三双。”然后开始吆喝。刚开始声音像蚊子叫，后来越叫越大声。那天卖了十五双。

第十五天，有个大姐买了我五块钱的袜子，第二天带了三个邻居来。她说我袜子质量好，比商场便宜一半。我开始明白一个道理——东西好，人传人，比打广告都管用。

第二十天，我从小摊变成了两个编织袋铺开的大摊子。袜子分类摆好，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孩子的放在最显眼的位置。那天卖了将近一百双，回家数钱的时候手都在抖。

到了第三十天，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

头天晚上下了场大雨，我以为第二天没人来，但还是照常出摊。结果刚到天桥底下，看到黑压压一片人——至少有五六十个，全是来找我买袜子的。原来有个在县城商场上班的姑娘，在我这儿买了袜子穿去单位，同事都说好，她一宣传，半个商场的人都来了。

那天我从早上六点忙到晚上八点，午饭都没顾上吃，一共卖出去将近八百双袜子。装钱的塑料袋沉甸甸的，回家一数，净利润四百多块。

把一袋子零钱倒在床上，五毛的一块的两块的，堆成一座小山。我和老婆两个人坐在床边数了大半个小时，儿子在旁边捣乱，抓起一把钢镚就往嘴里塞。

老婆忽然哭了，抹着眼泪说：“我就知道你能行。”

一个月后，我在县城租了第一个店面，取名“老陈袜子店”。后来慢慢发展成两家、三家，再后来做起了批发。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天桥早就拆了，我也从“老陈”变成了“陈总”。但每次路过那个位置，我都会停一下。不是怀旧，是提醒自己——穷不可怕，怕的是认命。当初那一车袜子，我要是第一天卖三双就放弃了，现在可能还在哪个工地上搬砖。

有些路，刚开始最难走，但只要熬过最难的那几天，后面就是坦途。这件事，后来成了我教给儿子的第一堂生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