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笔之前，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想，该怎么讲这个故事。
1989年，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呢？那时候我刚满二十，浑身上下使不完的劲儿，觉得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那时候的人谈恋爱，不像现在这么随便，拉个手都得脸红半天。那时候的农村，谁家要是出了个大学生，那是要放电影的，全村人都得来恭喜。那时候的女孩子，比男孩子大几岁，说起来就跟天塌了一样，爹妈不同意，街坊邻居嚼舌头，走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
可就是这么个年代，偏偏让我遇上了她。
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我这辈子就谈过这么一次恋爱，从二十岁谈到现在，孙子都快上学了，还没谈够。有时候看着她在我跟前忙活，头发都有白的了，腰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直了，可我这心里头，还是跟当年第一次见她时候一样，扑通扑通的。
好了，不扯远了。今天我就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跟你们说说，说说我当年是怎么把我哥的女同学，也就是比我大了六岁的姑娘，给娶回家的。
闲话少说，咱们从头讲起。
楔子
那年夏天热得不讲道理。入了伏以后，连知了都懒得叫唤，地里的玉米叶子卷成了筒筒，井台上的铁辘轳被太阳晒得烫手。村里人见面就说一个字：热。两个字：真热。三个字：日他娘。可就在这么个热得人想骂娘的夏天，我干了一件这辈子最得意也最不要脸的事——我向我哥的女同学表白了。
这事儿要是搁在平时，打死我也干不出来。我是谁呀？王家庄王二柱，二十岁的小伙子，长得倒是五大三粗，可见了姑娘家连句整话都说不利索。可那天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天太热脑子烧坏了，也可能是我喝了半斤高粱酒壮了胆，反正在村东头的大槐树底下，我拦住了她，一口气把憋了大半年的话全给说了出来。
说完以后我就后悔了。这叫什么话呀？你听听——“素兰姐，我想娶你做老婆。”多粗、多直、多不讲究！连个弯都不会拐，连个好听的都不会说。我当时恨不得抽自己俩嘴巴子，然后找个地缝钻进去。
可她呢，脸一下子就红了，红得像西边刚烧起来的晚霞。她低着头，使劲咬着嘴唇，好半天才说了句：“我比你大，你咋想娶我做老婆？”
就是这句话，让我心里一下子就亮堂了。
为啥？因为她没说“不行”。
第一章
我们王家庄不大，百来户人家，一条黄土路从村口通到村尾，路两边是些高高低低的房子，最好的也就是青砖大瓦房，差一点的就是土坯墙茅草顶子。我家住在村东头，五间大瓦房，算是不好不坏的那种人家。
我爹叫王德厚，是个石匠，一辈子跟石头打交道，人也跟石头一样，又硬又倔。我妈姓李，我们那儿都叫她李大脚，因为她脚大，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说起话来嗓门也大，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她喊我回家吃饭。我上头还有个哥哥，王建民，比我大三岁。要说我哥，那可是老王家的骄傲，八七年考上了咸阳师专，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走的那天村里还专门放了场电影，村干部上家里来慰问，把我爹激动得老泪纵横，一个劲儿地说：“老王家祖坟冒青烟了，冒青烟了。”
我呢？我叫王二柱，说起来就是个不争气的。念书不行，初中毕业就没再上了，跟着我爹学石匠手艺。好在这门手艺我还算学得进去，到了二十岁，已经能独自接活了，给人家打地基、凿石条、刻碑文，样样拿得起来。村里人都说：“二柱这孩子，脑子不行手艺行，将来也是个有出息的。”
我爹听了这话，嘴上说“哪里哪里”，脸上却笑得跟朵菊花似的。可我知道，在他心里头，我还是比不上我哥。我哥是大学生，将来是要当干部的，吃公家饭的。我算什么？一个小石匠，干一辈子也就是个手艺人。
好在我这人想得开，不比就不比呗，日子还不是照样过。白天跟着我爹干活，晚上跟村里一帮小伙子喝酒打牌，偶尔去镇上看看录像，日子过得也挺滋润。至于娶媳妇的事儿，我那时候还没多想，总觉得还早着呢，不急。
可命运这东西，从来就不跟你商量。它要让你遇上一个人，你就躲也躲不掉，绕也绕不开。
那是八八年的秋天，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农历九月十八。那天我哥从学校回来了，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带了两个女同学。后来我才知道，学校放假三天，我哥就请她们来家里玩。
那天下午我正跟我爹在院子里凿石头，满身满脸的石粉子，灰扑扑的，跟个泥猴一样。突然听见院门外头有人喊：“爸妈，我回来了！”
我抬头一看，就见我哥推着辆自行车进来了，车后座上放着个行李包，车把上还挂着个网兜，里头装了些苹果和橘子。我哥身后跟着两个姑娘，都穿着城里人的衣裳，走路的样子也跟咱农村的不一样，腰板挺得直直的，步子是那种不紧不慢的，透着一股子好看。
我一下子就愣在那儿了，手里头的锤子举在半空中，半天没放下来。
我妈从灶房里跑出来，手上还沾着面，一看我哥带着两个姑娘回来了，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眉开眼笑，连声说：“哎呀，建民回来了！来来来，快进屋坐，外头灰大！”说着就拿围裙给我哥掸身上的土，眼睛却一个劲儿地往两个姑娘身上瞟，那眼神里头的含义，我一看就明白了——这是相儿媳妇呢。
我哥赶紧介绍说：“妈，这是赵红霞，这是周素兰，都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放假了，请她们来咱家玩两天。”
那个叫赵红霞的姑娘长得挺好看的，圆脸大眼睛，梳着两条大辫子，见了人先笑后说话，一看就是个活泼性子。她大大方方地叫了声“阿姨好”，我妈乐得合不拢嘴。
可我一眼注意到的，却是另一个姑娘——周素兰。
说不上来为什么，反正就是一眼看到了她。她站在赵红霞身后，身量苗条，鹅蛋脸，皮肤白净，一双眼睛不大，可是又黑又亮，里头好像藏着什么心事似的。她梳着齐耳的短发，穿一件月白色的确良衬衫，深蓝色的裤子，黑布鞋，周身上下干干净净的，透着一股子素净和沉静。她不像赵红霞那么爱说话，只是安安静静地站着，冲我妈点了点头，轻声叫了句“阿姨”，声音不大，可是清清亮亮的，跟井水似的，凉丝丝的，又甜丝丝的。
我心里头“咯噔”了一下。二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就那么一下子涌上来了。心跳得咚咚的，手心开始冒汗，耳朵根子都烧起来了。我赶紧低下头，假装继续凿石头，可手里的锤子就是不听话，乒乒乓乓地乱敲一气，该敲的地方不敲，不该敲的地方使劲敲，差点砸到自己的脚。
我爹在边上看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行了行了，歇会儿吧，瞧你那个样儿，魂都没了。”
这话要是搁在平时，我肯定要顶回去的。可那天我一声没吭，放下锤子就往后院走，走到井台边上，打了一桶水上来，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然后又舀了一瓢凉水，哗啦啦从头顶浇了下去。
凉水顺着脖子往下淌，我一个激灵，脑子倒是清醒了些，可心里头那把火，不但没浇灭，反而烧得更旺了。
我躲在井台边上，隔着院墙偷偷往堂屋里头瞧。我哥正给他们倒水喝，我爹坐在太师椅上慢悠悠地卷着烟卷，我妈在灶房里忙得团团转，一边和面一边扯着嗓子跟我嫂子说话——哦对，我嫂子李秀芝是我哥的初中同学，两家从小就订了亲，三年前结的婚，比我大三岁，我叫她秀芝嫂子。
其实他们没结。
这个事儿我一直搞错。李秀芝不是我嫂子，她只是我哥的同学，两家大人确实有过那个意思，可一直没正式订下来。我哥考上了师专以后，这事儿就拖着了，我爹我妈嘴上不说，心里头其实也明白，人家姑娘不一定能等我哥。
后来秀芝嫁给了镇上的一个民办教师，这桩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那天，我妈在灶房里说的那些话，其实是想给两个姑娘中的一个跟我哥撮合呢。我妈一边拉风箱一边跟我说话，声音大得不得了，隔着半个院子都听得清清楚楚。
“建民啊，你说这俩姑娘，哪个是你的对象？”
我哥就笑：“妈，都是同学，您别瞎说。”
“同学能往家里带？你当你妈傻呢？”我妈不信，转头就问赵红霞：“闺女，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哪？”
赵红霞大大方方地说：“阿姨，我家里有爸妈，还有个弟弟，在上高中。我爸妈都是工人，在县里棉纺厂上班。”
我妈一听是工人家庭，点了点头，又问周素兰：“姑娘，你呢？”
周素兰轻声细语地说：“我家在北边山里头，爹妈都是种地的，家里穷，比不上红霞家。”
我妈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不过很快就恢复了过来，连声说：“一样一样，都是劳动人民，不丢人不丢人。”
可我看出我妈的态度有些微妙的差别了。她给赵红霞盛了碗糖水鸡蛋，给周素兰盛的却是白水蛋。这个细节让我心里头怪不自在，可是又没法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妈张罗了一大桌菜，有扣肉、粉蒸肉、醋溜白菜、炒土豆丝，还有一盆鸡蛋西红柿汤。在八八年那会儿，这样的饭菜算是很丰盛的了。我爹还特地去村口的小卖部打了两斤散酒，倒在搪瓷缸子里，挨个儿给他们敬酒。
“来，两位姑娘，到我们乡下来，没什么好招待的，将就着吃点。”我爹说着把搪瓷缸子递过去。
赵红霞接过来抿了一口，辣得直咳嗽，连忙放下。周素兰也抿了一口，脸色变都没变，只是微微一笑，轻声说了句：“谢谢叔叔。”那样子稳稳当当的，一点也不见外。
我心里暗暗佩服：这姑娘好酒量，好稳当。
吃饭的时候我特意坐在角落里，低着头光吃饭，不吭声。实际上我是在偷偷听着他们的谈话，听到周素兰说我哥在学校里很用功，门门功课都拔尖，老师们都夸他有出息。我爹听了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地往我哥碗里夹肉。我妈听见了也是满脸放光，看向赵红霞的眼神越发慈祥了，那架势，简直已经把人家当儿媳妇看了。
我嘴里嚼着馒头，眼睛却忍不住往周素兰那边瞄。她吃饭的样子文文静静的，筷子轻轻地夹起一片醋溜白菜，慢慢地放进嘴里，嚼的声音都听不见。她时不时地笑一下，笑容淡淡的，像秋天早晨的霜花，一瞬间就化开了，可是让人看了心里头暖洋洋的。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她的样子。她的月白的的确良衬衫，她的齐耳短发，她的黑亮黑亮的眼睛，她说话时那清清亮亮的声音。我越想越睡不着，索性坐起来，从炕头摸出半包烟，抽出一根点上。
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银白色。我抽着烟，烟雾在月光里慢慢地飘散，心里头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来，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把我自己吓了一跳。
我喜欢上周素兰了。
可他妈她是我哥的同学呀。
第二章
那三天，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快的三天。
我哥带着赵红霞和周素兰在村里转悠，去地里掰玉米棒子，去河边摸鱼，去后山摘野果子。城里姑娘没见过这些，什么都新鲜，赵红霞更是叽叽喳喳地像个百灵鸟，一会儿叫着“哎呀这个怎么吃啊”，一会儿喊着“建民哥快来帮帮我”。周素兰呢，还是那样，安安静静的，不吵不闹，可是做起事来却比赵红霞利索得多。
我记得那天在河边摸鱼，我和我哥脱了鞋挽了裤腿就下了水，赵红霞在岸上又蹦又跳地指挥，一会儿说这儿有一条，一会儿说那儿有一条。可她指了半天，我跟我哥一条也没摸着。
周素兰看了一会儿，也脱了鞋，把裤腿挽到膝盖上头，慢慢地下到水里。河水刚没了小腿肚子，冰冰凉凉的，她身子抖了一下，可是没退回去，反而又往前走了几步。她弯下腰，两手慢慢地伸进水里，一动不动地蹲在那儿。过了大概有一袋烟的工夫，忽然双手一合，“哗啦”一声捧起来一条巴掌大的鲫鱼。
“接着！”她把鱼往岸上一甩，赵红霞尖叫着去捡，手忙脚乱地，鱼又滑回水里了。岸上笑成一片，连向来不怎么笑的我爹都咧开了嘴。
我当时站在水里，看得都呆了。这姑娘，真是啥都会呀。
可我心里头也跟着揪了一下。这么好的姑娘，她是我哥的同学，跟我哥一起上学，一起念书，一起说那些我听不懂的话题。他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呢？我就是个手拿着锤子脚踩着泥巴的乡下小石匠，连初中都没毕业，写的字跟狗爬的一样。她凭啥能看得上我？
这个念头像根鱼刺一样扎在我心里，又疼又硬，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第三天下午，我哥他们就要回学校了。临走的时候，我妈准备了一大袋子吃的，煮鸡蛋、咸鸭蛋、几个白面馒头，还有一罐自己腌的咸菜，全都塞到我哥手里。赵红霞笑着跟我妈说要是有机会还能来。周素兰只是微微弯了弯腰，轻声说了句：“谢谢阿姨叔叔招待。”那声音还是清清亮亮的，跟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站在院子角落里，假装在整理石头，也不抬头。可等她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工作服衣角好像被轻轻拉了一下，抬头看时，她已经走过去了，只留给我一个瘦瘦的背影，还有空气里若有若无的一丝香味。
我当时脑袋嗡的一声，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可是低头一看，手里头多了一样东西：是一张纸条，折成了小四方块。
我心跳得跟擂鼓一样，哆哆嗦嗦地把纸条打开，上面只有一行字，写得很秀气很工整：
“二柱，你做的石狮子很好看。”
就这一句话。可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我跑去我哥屋里头，书桌上果然少了那只小石狮子。那是我闲来无事随手拿凿子敲出来的，只有小巴掌大，粗糙得很，眼睛一个大一个小，尾巴也是歪的。我哥笑我说这不是狮子，是条赖皮狗。可是那天她看见了，蹲在书桌前看了好久，用手指摸着石狮子的脑袋，轻声说了句：“这狮子挺可爱的。”
我没想到她竟然拿走了，也没想到她会给我留这么一张纸条。
那天晚上我把纸条翻来覆去地看了不知多少遍，纸都快磨烂了。她写的这几个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透着一股子认真劲儿。她为什么要给我留纸条？她是真的觉得石狮子好看，还是觉得我这人挺有意思？我心里头翻江倒海，越想越睡不着。
从那天起，我就存了个念想。这个念想藏在我心里头，谁也不敢告诉。那可是我哥的同学，人家是念过大学的姑娘，往后是要分配工作当干部的，跟我八竿子打不着。我要是说出来，别说我爹我妈要骂我不知天高地厚，就连村里人也会笑话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可是念想这东西，越是藏着掖着，它就越疯长，跟春天的野草似的，割不完，烧不尽，一场春雨过后又呼啦啦冒出一大片来。
一转眼小半年过去了。这半年里，我拼命地干活挣钱，跟着我爹出去给人打地基、凿石条，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村里人见了我都竖大拇指，说二柱这孩子真的长大了，知道攒钱娶媳妇了。我爹我妈也高兴，我心里寻思他们大概已经开始托媒人物色了。可他们哪知道，我心里头装着的那个人，他们想都想不到。
这半年里，我在镇上赶集碰见过她一次。远远地看见她穿着件水红色的衣裳，头发比上次长了些，还是那么文文静静的，站在供销社门口等车。我想过去说话，可腿跟灌了铅一样，一步也迈不动。她好像也看见我了，冲我笑了一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班车来了，她上了车，门一关，车子就开走了，扬起一阵黄土。
我就那么站在原地，一直看着班车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最后一拐弯不见了，这才挪开脚步。那天我在镇上坐了好久好久，连集都没赶，就这么回了家。
后来我又往我哥学校写过一封信，信是寄给我哥的，可是信里头夹了一张小纸条，上头写着：“素兰姐，你啥时候还来我家玩？”我没敢署名，怕我哥看见多想。可是我哥那封回信里根本没提纸条的事儿，只是说他学习忙，暑假可能回来一趟。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也不知道她到底看没看见那张纸条。
转眼到了来年春天。我哥果然回来了，一个人回来的，没带同学。我问他赵红霞和周素兰怎么没来，他说赵红霞毕业了回县里当老师去了，周素兰也快了，今年夏天就毕业。我心里头算了算，她今年二十二了，我二十，中间差了不到三岁。
后来我才知道，不是不到三岁，是六岁。
她比我哥还大三岁呢。我哥念师专的时候，她是公社推荐上去的工农兵学员，入学晚了些。她自己从来不提岁数，那张白净的脸上也看不出来，可是这事儿在我家掀起的风波，差点要了我半条命。这些后话，容我慢慢跟你们说。
“今年夏天”，我记住了这日子，像掰着手指头数天数一样，一天一天地等着。可我没想到，她会主动联系我。
第三章
那是一九八九年三月里的一天，春天刚到，田里的麦苗刚返青，桃花开了，柳树也抽了新芽。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进村，车铃铛叮铃铃地响，沿路喊着谁家有信。
“王二柱！有你一封信！”
我正蹲在院子里头修理锄头，听见这一嗓子，赶紧站起来，把手在衣服上蹭了蹭就往外跑。邮递员老吴跟我熟，笑嘻嘻地说：“哟，二柱，城里来信了，谁呀？”
我来不及跟他扯淡，一把夺过信，跑回屋里头关上门就拆。
信封上写的是我们家的地址，可收信人写的是我的名字。打开一看，里头就一句话：
“二柱，我毕业分配到你们乡中学了，以后多多照应。——周素兰”
我当时的表情，现在想想肯定像个傻子。先是不敢相信，使劲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确确实实是她写的。然后我就笑了，笑得合不拢嘴，笑得脸都疼了。再然后我就在屋里头转圈圈，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一会儿把信藏到枕头底下，一会儿又拿出来看看，珍藏的东西有了着落，心里头像过节一样热闹。
她来我们乡了！她以后就住在乡中了！我能天天见到她了！
可是高兴完了，我又犯起愁来。她来了，我能怎么样？去见她？见了说什么？她跟我哥是同学，我去找她算怎么回事？村里人看见了又该怎么说？
这些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可是有一种冲动，按都按不住：我得去见她。
我决定先不告诉家里，一个人去乡中。
乡中学在离我们村七八里地的乡政府边上，是一排砖瓦房，有个大操场，操场边上种着几棵大杨树。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四点来钟，大杨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在学校门口站了好久，想进去又不敢进去，像做贼一样在外头踱来踱去，不时往里头张望。
门卫老赵头抽着旱烟，斜眼看了我好一会儿，终于忍不住问：“你这后生，在这儿转悠啥呢？找人？”
我硬着头皮说：“我找周老师，新分配来的。”
“哦，周老师啊，你等着。”老赵头往里头喊了一嗓子，“周老师！有人找！”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远远地看见一排平房的其中一间门开了，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姑娘走了出来。她好像更瘦了些，可是也更精神了，头发长了一点，梳成了两条不太长的辫子，脑门上有细细的汗珠。她看见是我，微微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比春天的太阳还暖和。
“二柱？你来啦，进来坐！”她招呼我到她的宿舍去。
宿舍很小，放了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个洗脸盆架子，角落里摆着个煤油炉。屋子虽小，可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桌子上放着几本书和一本台历，墙上贴着一张课程表，字写得工工整整的。
她给我倒了杯水，问：“你怎么来了？”
我挠挠头，也不知道说什么，就结结巴巴地说：“那个，素兰姐，欢迎你来我们这儿。我、我来看看你。”
她听了轻轻笑了一声，那笑里头有些我听不太懂的意味。她说：“谢谢。我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以后可能少不了麻烦你。”
我一听这话，赶紧说：“不麻烦不麻烦，你有事尽管开口，我家就在村里，随叫随到！”
这话说出口我才觉得有些太急了，显得傻乎乎的。可她不介意，又笑了一下，说：“好。”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好久。她告诉我她毕业后本来可以留在县里，可是她想离老家近一点，就主动要求分到乡下来了，还说这里的校长很看重她，让她教初二语文，还说这里的学生听话，就是条件差了点。
我就听着，不时地应一句。她说的话我有些听得懂，有些听不太懂。她说什么教育啊、理想啊、奉献啊，这些词儿对我来说太远了，我听都没听过。可是我喜欢看她说话的样子，眼睛亮晶晶的，脸上有一种我从来没在别人脸上见过的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
过了好多年我才明白，那东西叫梦想。
天快黑的时候我才依依不舍地起身。临走的时候，我鼓起勇气问她：“素兰姐，我以后还能来找你不？”
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些什么我说不清楚，好像是惊讶，好像是犹豫，又好像是一点点的感动。最后她点了点头，轻轻地说：“你啥时候想来就来吧。”
就这一句，我一路跑回了家，七八里地愣是只用了一刻多钟，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进了院子一屁股坐在井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我妈从灶房里出来看见我这副样子，吓了一跳，问：“你这是被狗撵了？”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来，只是笑。
从那以后，我隔三差五就往乡中跑。有时候是给她送点家里种的菜，有时候是帮她修修宿舍里坏了的板凳或者窗户，有时候就是去她的课堂上偷偷坐着听一节，虽然也听不懂，但是看着她在黑板上写字、在讲台上讲课的样子，我能看上一堂课不眨眼睛。
她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手里头捏着粉笔，一笔一划地写，粉笔在黑板上沙沙地响，跟小鸡吃米似的。她写字的样子很用力，粉笔按下去，手指头都泛白了，一会儿又松开，手指头又恢复了红色。我觉得她的手比知识本身还好看，这话说起来怪不要脸的，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她讲完课会布置学生朗读课文，有时候自己也读一段。她的声音还是那样，清清亮亮的，像是泉水叮咚叮咚地流进我心里。我听着听着就走了神，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下课了。
学生们稀里哗啦地跑出去了，教室里只剩下她和我。她走过来问我：“听懂了没？”
我老老实实地说：“没。”
她就笑了：“那你来干嘛？”
我脱口而出：“来看你。”
她脸一下子就红了，低着头，好半天没说话。我赶紧解释：“不不不，那个……我就是、就是想多学点东西。”
她嗔怪地看了我一眼，没说啥，转身收拾讲台上的东西。可我觉得，那一回她转身的速度比平时慢了许多，好像在等什么似的。
从那天起，我跑乡中跑得更勤快了。每次去都不空手，有时候是两根黄瓜，有时候是几根玉米，有时候是我妈蒸的白面馒头。周素兰每次都说“不用带东西”，可是每次都收下了。我知道她不是贪图这点东西，她是体谅我大老远跑来的一片心意。
我每次去她那儿，都聊到天黑才走，有时候是我说，更多时候是她说。她跟我讲书里头看来的故事，讲《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讲《边城》里的翠翠，讲她小时候在山上放羊、打猪草，讲她考上师专有多不容易。她的声音在煤油灯的灯光里头轻轻地飘，像起了一层薄雾。
我听不太懂书里的故事，可我愿意听她说话，一直听下去都行。
有一回我问她：“素兰姐，你给我说说你在学校的事儿呗，那时候跟我哥他们一起念书，有意思没？”
她歪着头想了想，忽然笑起来：“你哥呀，他可逗了。有一回他考试前背书背了一宿，第二天考试居然睡着了，打着呼噜被老师拎出去了。”
我听了哈哈大笑，心里头竟有些得意——我哥也有这丢人的时候！可是笑完了心里又开始酸溜溜的：她和我哥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好时光，而我什么也没有。
但这种酸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发现，她对我哥的回忆总是和赵红霞一起出现的。她每次提起我哥，都会说到赵红霞。什么“你哥和红霞一起”啦，什么“红霞总说你哥”啦。我听着听着就明白了：在我哥的故事里，她不是主角。赵红霞才是。
这让我心里头舒服了些，可是又隐隐约约觉得不对劲：那她呢？她在学校的时候喜欢过谁没有？
这个问题我不敢问。不是因为怕她生气，而是怕听到我不想听的答案。
夏天就在这样的来来往往中到了。田里的麦子黄了，又到了割麦子的时节。我给自己找了个更好的理由天天往乡中跑：帮她提水、劈柴、做煤球。
第四章
那阵子我天天往乡中跑，村里人看在眼里，慢慢就有了闲话。
起初是邻居王婶子跟我妈嘀咕了一句：“嫂子，你家二柱这阵子老往外跑，是不是看上哪家姑娘了？”我妈还没当回事，说：“年轻人嘛，闲不住，谁知道又跟谁喝酒去了。”王婶子又接了一句：“我看不像，他往乡里的方向去的。”我妈这才起了疑心。
那天晚上我回家吃饭，我妈就审我：“二柱，你这些天老往哪儿跑？”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含含糊糊地说：“没去哪儿啊，就是出去转转。”
“转转？从早转到晚？晚饭都不回来吃？”我妈不信，筷子往桌上一拍，声音提高了八度，“你跟妈说实话！”
我低着头扒饭，不说话。
我妈见我这样，更加疑心了，声音也放软了些，改用了劝说的口吻：“二柱啊，你要是看上了哪家姑娘，告诉妈，妈让人给你打听打听。你也老大不小了，该说媳妇了。你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哥都会跑了。”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说没什么事，就是去乡上玩玩，就赶紧回屋去了。
可我心里清楚，这事儿瞒不住了。我只求着，在我准备好之前，别让我妈知道我看上的是我哥的同学就行。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这事儿不好办。
纸终究包不住火。
七月里头的一天，村里的赵二愣子去乡中给他儿子送口粮，正好撞见我在周素兰宿舍里帮她修窗户。那窗户的合页坏了，我正拿着螺丝刀拧螺丝，周素兰站在边上给我递东西。赵二愣子趴窗户上看了一眼，嘿嘿一笑，说了声“二柱忙着哪”，转身就走了。
这个赵二愣子，人如其名，是个肚子里搁不住半句话的主。他当天晚上就去我家串门，当着我爹我妈我哥的面，笑呵呵地说：“德厚叔，你家二柱有出息了，跟乡中的女老师好上了！那姑娘长得可俊了！”
我爹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我妈也愣了，手上的抹布掉了都没察觉。我哥倒是没什么反应，只是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头有些复杂的东西，说不上来。
等赵二愣子走了以后，我爹沉着脸把我叫到堂屋里头：“二柱，赵二愣子说的是真的？”
我知道瞒不住了，点了点头：“是。”
“谁家的姑娘？”我爹的声音跟打雷一样。
“乡中的老师，叫周素兰。”我故意没提她是我哥同学这茬。
可是该来的还是来了。我哥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可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素兰？她是我师专的同学。”
堂屋里一下子安静了，连掉根针都听得见。我妈的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张开了，半天没合上。我爹更是一下子站了起来，手里的烟袋锅子啪的一声砸在了桌上，烟灰飞起来，飘飘荡荡地落在他的膝盖上。
“什么？你哥的同学？”我爹的声音都变了调，脸涨得通红，指着我气得手都在抖，“你个混账东西，你知道她多大吗？她比你哥还大三岁，比你大六岁呢！你这是找的什么对象？比你还大六岁的姑娘能做老婆吗？啊？”
我当时脑袋轰的一声炸开了。
六岁。
不是不到三岁，是六岁。
她比我大六岁。
这个数字把我自己都给砸蒙了。可是我嘴上不肯服软，梗着脖子说：“六岁怎么了？我就喜欢她！”
“喜欢？”我爹冷笑了一声，声音里头是说不出的嘲讽，“人家是端铁饭碗的，大学生，公家人。你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小石匠，你拿什么娶人家？就算是真娶回来了，大六岁，像话吗？你让人家戳我们老王家的脊梁骨啊？到时候赵二愣子在背后嚼舌头根子，说我们二柱讨了个大姐、讨了个妈，你爹我这脸往哪儿搁？”
我妈也急了，带着哭腔，凑到我面前蹲了下来，仰头看着我的脸劝我：“二柱，你别想不开呀，找个岁数小一点的姑娘不好吗？妈认识几个好姑娘，明天就带你去相看。你喜欢什么模样的，妈给你找！”
我低着头不说话，牙齿咬得紧紧的。我妈以为我心动了，又说：“你要是觉得妈找的人合适，咱把这事儿定下来，给人家送些钱，就说是彩礼。”
可我摇了摇头：“不，我谁都不要，我就要她。”
“啪！”
我爹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嘴巴子，火辣辣地疼。他打完了，手还在抖，眼睛里头又是愤怒又是失望。他说：“你敢再去找她，就别进这个家门！”
我捂着脸，眼泪在眼眶里头打转，可是我一声没吭，转身就往外走。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我一个人坐在村东头的大槐树底下，望着天上稀稀疏疏的几颗星星，心里头堵得慌。脸上火辣辣地疼，可我顾不上这个，满脑子都是一个问题：她比我大六岁又怎么了？
六岁。这个数字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我能跟她讲什么大道理？大六岁不丢人，可是这个“六”，在村里人的嘴里，就是天大的笑话。以后谁见了我不在背后说一句：王二柱讨了个大姐？
可我喜欢她。我想娶她。我活了二十年，从来没这么肯定过一件事情。以前干什么都是稀里糊涂的，跟着我爹学石匠，跟着我哥的脚步走，从来没有自己拿过主意。可是在这件事上，我想自己做主。
星星在天上闪着，风从麦田那边吹过来，带着一股子麦秸的香味。我忽然想通了：我要是现在就打退堂鼓，那我还算什么男子汉？喜欢都不敢追，以后还能成什么事？
她的岁数就贴在我脑门上，我认了。可我要让她知道，年龄算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再大的差距也架不住一个人敢想敢干。
事情却比我想的要糟得多。
第二天，我爹亲自去了乡中。他没打我，也没骂我，直接找到了周素兰。我后来听门房老赵头说起当时的情形，老赵头说：“你爹那张脸，黑得像锅底，就跟要跟人打架似的。”
我爹把周素兰叫到学校门口，当着一堆下课的学生的面，直截了当地说：“周老师，你是个好姑娘，我谢谢你照顾我们家二柱。但是他是个不懂事的娃，你比他大六岁，又跟他哥是同学，这个事儿，不合适。你自己也该明白，要是让别人知道他娶了个比他大六岁的老婆，他在王家庄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周素兰的脸色白了一下，可是她还是很礼貌，微微点了点头，轻声说：“王叔叔，我明白您的意思。我跟二柱本来就没什么，是您多心了。”
这话说得不卑不亢的，可我听了以后心都碎了。她说“本来就没什么”，那是真的没什么，还是被我爹逼得说了违心话？
我爹走了以后，周素兰一个人站在校门口站了好久好久。她的学生在操场那头叫她，她好像没听见，只是用手擦了擦眼角。这个细节是门房老赵头后来告诉我的，老赵头一边抽烟一边摇脑袋：“唉，你们家造了什么孽，这姑娘多好一个人，你爹怎么就这么狠心呢？”
我听了以后，心里头像被刀子戳了一样。
我以为这事儿就算完了，可这才是刚刚开始。
我爹回去以后，当天就跟我妈和几个本家亲戚关起门来商量了一整夜。第二天，我姨妈、我姑妈轮番上阵来劝我。我姨妈是个急性子，上来就说：“二柱，你这孩子是不是撞了邪了？大六岁，那可是比你哥还大的呀，娶回来谁叫谁嫂子呀？咱们村这么多年，谁家娶过这么大的媳妇？”
我姑妈则换了个角度，温柔地说：“二柱呀，姑知道你喜欢她，可是喜欢不能当饭吃。她比你大六岁，往后你三十岁正当年，她都三十六了，人老珠黄的，你后悔都来不及呀。”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她们说的好像句句在理，可我一句也不想听。我只是问了一句：“我哥什么态度？”
姨和姑互相对视了一眼，没说话。
我明白了。我哥没反对，也没支持。他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在我看来，比反对还要窝囊。他是她同学，他应该最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人，他要是能帮我说句话，也许我爹我妈能听进去。可是他没有。
当天晚上我亲自去找了我哥。他在他的房间里备课，看见我进来，好像早就知道我要来似的，放下笔，叹了口气。
我开门见山：“哥，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哥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二柱，不是哥不帮你。可是你想过没有，她真的愿意吗？你觉得你去她的课堂听她说几句话，在你眼里她浑身是光，那光是你自己心里的，不是她给的。你根本不知道她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她现在当老师教书，前程好得很，你要是真心喜欢她，就更不该去拖累她。”
“拖累”这个词深深刺痛了我。我咬着牙说：“我怎么就拖累她了？我又不是不干活，我有手艺，我挣钱养她！谁说她就一定嫌弃我这手艺活？”
我哥摇摇头：“你不懂的。”
三个字，就把我打发了。他说我不懂，可我偏偏觉得自己懂得很。我懂的是她做人的样子，她说话的声音，她看我的眼神——那样的眼神不可能是装的。
我从我哥屋里头出来，心里像塞了一团铅。没有人帮我，家里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我爹打我，我妈劝我，姨姑轮番来磨，连我哥都说我不懂事。
可是我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喊：不公平。你们都不了解她，你们凭什么反对？就因为她比我大六岁？六岁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在我最难过的时候，周素兰托人带了个口信给我，说这个星期天，想见见我。
第五章
星期天那天，我一早就起来了，特地把那件过年才舍得穿的涤卡中山装找出来，对着镜子照了半天。我妈看见我穿得这么利索，问我要去哪儿，我没说实话，只说去镇上赶集。
可我没去镇上。我骑着我爹那辆破自行车，直接去了学校。七八里地骑得飞快，心里头像揣了个小兔子，又紧张又兴奋。
到了学校，门卫老赵头认出我来了，瞅了我一眼，语气古怪地说：“周老师在教室那边呢。”我问他为啥这语气，他叹了口气，摇摇头摆摆手，啥也没说。
我走到教室门口，看见周素兰站在讲台上，正望着窗户外头出神。教室里空空的，就她一个人，黑板上没写什么字，就那么挂着，看上去比平时整洁，也冷清。
我敲了敲门框：“素兰姐。”
她回过身来，看见是我，脸上好像闪过一丝奇怪的表情，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她指了指教室里的长条木凳，让我坐下。
这回的氛围来得有些严肃，跟她平时不一样。我有些忐忑，不知道她要说什么。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开口了：“二柱，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有些话想跟你说一说。”她的眼神里像是藏了另一个人的影子，那个影子慢慢的，带着一点疼。
她的话锋一转，说到了自己家里的情况。她说她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改嫁到了外地，把她和弟弟丢给了年迈的爷爷奶奶。从十几岁起，她就在寄人篱下的环境里长大，什么都学会了自己干——洗衣、做饭、养猪、上工。她知道年龄大的女人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她从小就听够了流言蜚语。
“我知道你爹为什么反对。”她平静地说，“他是为你好，为你们家好。我也知道，我们之间这种事，在咱们这地方不合适。”
我急得站了起来想说些什么，被她用手轻轻压了下去。
“二柱，你听我说完。”她顿了顿，语气沉了下去，“我要是答应了你，你这辈子都要被人戳脊梁骨。你现在二十岁，觉得年龄没什么，可是你到了三十岁，你的朋友们都娶了年轻漂亮的媳妇，你看我的时候，你后不后悔？你到了四十岁，我老得跟你妈似的，走在街上谁不说你找了个大姐？你受得了吗？”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我很不熟悉的疲惫和绝望，像是被什么东西拽住了脚踝，一路拖着往下沉。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受得了，想说我不在乎，可话还没出口，她又说了一句话，把我所有的勇气都打碎了。
“而且，学校要派我去省城进修两年。”
我愣住了。
“省城？什么省城？哪儿的省城？”
她说是省教育学院，要去两年，可能更长。她说是校长把这个名额给的她，下个月就要走了。她把这些话一口气说出来，中间不带停顿的，声音有些压抑，像是生怕停下来就说不下去了一样。
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她去两年？那等我再见她的时候，她就二十六七了，我二十二三。可关键是，两年里头她会遇到多少人多少事，她还会记得王家庄这个傻小子吗？
我艰难地问了一句：“那你……你还回来不？”
她怔怔地看着我，嘴角扯出一个很勉强的笑：“当然回来，这里是学校呀。”
可她那个笑太轻了，轻飘飘的，没有半点儿底气。我感觉这个“当然”听起来一点都不当然。也许，她是在逃避；也许，她想用这两年让我们都冷静下来，忘掉对方。
那天从学校出来，我腿软得差点走不动路。我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走了很久，最后停在了村外的那条小河边，一屁股坐在河岸的草地上，望着流水发呆。
一整个黄昏我就在那儿坐着。太阳慢慢落下去，把整条河水染成橙红色，然后又慢慢褪了，变灰了，变黑了。我的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响着她那句话：“我比你大，你怎么想的？”
是啊，我怎么想的？我是不是真的太天真了？
家里没人帮我，我爹我妈我哥全都在反对；村里更是没人给我好话听，赵二愣子那张破嘴能说三天三夜的闲话；而现在，连她自己都要走了。她那个笑，轻得像一层纱，风一吹就要散。我越想越觉得，这事儿大概真的没戏了。
我拍拍屁股站起来，往家走。天已经全黑了，村子静悄悄的，偶尔几声狗叫。到了家门口，我能看见堂屋里头还亮着灯，说明我爹我妈还没睡，他们在等我。
我深吸了口气，走进了院子，心里已经做了决定：就这样吧。人家是老师，大学生，马上又要去省城进修，前程似锦。我算个啥？一个石匠，连初中都没念完，没啥出息。我还是老老实实跟着爹干活过日子吧，这辈子能吃饱饭不挨饿就不错了，别痴心妄想了。
人在低谷的时候，最大的幻觉就是自己可以放弃。可生活从来不会让你轻易放弃，它总要给你一点光亮，让你在最黑暗的时候，有点东西可以抓。
那个光亮出现在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那天我正在地里帮我爹起红薯，忽然听见村口有人喊我：“二柱！二柱！有人找！”我直起腰来，远远地看见村口站着个人，蓝底碎花的短袄，深色的裤子，手里头拎着个小包，正朝我这边张望。
是她。周素兰。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她不是应该在省城吗？她怎么跑到我们村口来了？
我扔下锄头就跑了过去，跑到跟前的时候，看见她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脸颊冻得红红的，可是眼睛还是那样黑亮黑亮的。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省城吗？”我问。
她笑了笑，声音还是那样轻轻柔柔的：“今天星期六，坐了两个多小时的长途车回来的。”
“那你还回去不？”我傻乎乎地问。
“明天下午就得走。”她说。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可她接着又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心又热了起来。她说：“趁着回来的工夫，来看看你。”
那一刻我心里头千言万语，可嘴巴笨得像个棉裤腰，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只是傻站着，挠着头，笑得跟个傻瓜似的。她也笑了，那个笑不再是轻飘飘的纱，而是实实在在的糖，放在我手心里，甜丝丝的，化开了整个人。
第六章
我们沿着村外的小路慢慢走着。晚来的冷风一阵一阵地吹，把她身上的香味吹到我跟前来，我贪婪地嗅了又嗅，像偷吃了蜜的熊瞎子。
我问她在省城怎么样，她说挺好的，学了不少新东西，可是心里空落落的，老想着回来。我问她想谁，她低着头笑了笑没说话。我又问她在省城吃饭习惯不，她说食堂的饭太油腻了，没有她自己做的好吃。我就说那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带好吃的，她说好。
就这一个“好”字，我来来回回琢磨了整整一宿。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学校的路上，经过村东头那棵大槐树的时候，树枝在风里摇摆，影子在地上画着圈圈。她站在树底下忽然停了下来，仰头看着光秃秃的树枝，忽然开口了。
“二柱，我今天来，其实是有话想跟你说。”
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我问她要说啥。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都以为她不打算说了。然后她说：“省城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
那一瞬间，我的世界就像冬天结了冰的河面，咔嚓一声裂开了。
我愣愣地问：“什么人？你见过了？”
她说是个在省城工作的，教育局的，三十出头，离过婚没孩子。是她们培训班的班主任给介绍的，说对方条件不错，有房有工资，人也老实。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比我大六岁，我今年二十，她二十六，在省城找个三十出头的，好像再正常不过。我这个二十岁的小石匠，跟人家一比什么都不是。
她看着我脸上的神色，连忙说：“你别多想，我还没答应呢，只是见了一面。”
我点了点头，心里头又苦又涩。我问她，那她对那个人有意思吗。
她犹豫了一下，说：“他对我不错，挺会照顾人的。”
她这句评价让我握着的手一下子就攥紧了，指节捏得发白。她没说喜欢，可也没说不喜欢。我最怕的就是这种不确定的回答，就像挂在屋檐上的一滴水，不知是落还是不落。
她抬起眼来看着我，那双黑亮的眼睛在淡淡的月光下显得特别亮，像是蓄着一汪水。她轻声问：“二柱，你怎么不说话？”
我低着头，好半天才憋出一句：“我还能说什么？我有啥资格拦着你？”
她叹了口气，语气里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谁让你说资格了？我就问你，你想不想让我去。”
我猛地抬起头：“不想！”
这两个字是吼出来的。吼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她也愣了一下。可是随即她的嘴角弯了起来，那个笑容慢慢地在她的脸上绽开了，跟春天的花骨朵一样，一片一片地撑开。
“这就对了。”她轻轻地说。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一夜没睡着，翻过来翻过去地想着她说的那句话。她说“这就对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又是为了什么要回来找我？她在省城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还要回来受这个罪？
这些问题像蚂蚁一样在我脑子里头爬来爬去，就是找不着答案。
第二天下午她去赶车的时候，我在车站送她。长途车停在那儿，发动机轰轰地响，司机按着喇叭催了好几次。她上了一趟又下来了，跑回我面前，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是一支钢笔，新的，黑色的笔身上刻着几个小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我这辈子都没用过钢笔，写字的家伙就是学校的铅笔，写坏了就削，削秃了再写。她说：“你在家没事多练练字。”
我握着那支钢笔，忽然懂了。她从来没嫌我没文化，她是让我自己长进。她说“这是对了”不是答应我什么，是让我拿出个男人该有的样子来。
我把钢笔别在中山装的口袋里，目送她的车拐过弯去，心里像塞了一团火，不再是烧心的那种，而是温暖的、笃定的。我暗暗想：你去省城两年，我就用这两年，给你看个不一样的我。我要让你知道，你今天的回来，没错。
回去以后我找我哥认认真真地谈了一次。那天晚上我哥还是在他的屋里头备课，我搬了个小板凳坐他对面。他看我脸上那副模样，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放下笔，问我什么事。
我说：“哥，你教我认字。”
我哥愣了一下，可能没想到我这个连初中都勉强毕业的弟弟，居然会主动说要认字。他问我为什么，我把那支钢笔从口袋里掏出来给他看。
他看到笔身上的那行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好。”
从那天起，我每天干完活就去我哥屋里头认字。他给我找了本旧课本，从最简单的字开始教我，什么“天地玄黄”、“人口手足”，一个一个字地写，一个一个字地认。我哥脾气好，教得特别有耐心，我念错了也不吼我，只是一遍遍地纠正。
周素兰给我的钢笔握在手里，一开始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跟蚯蚓爬似的，墨水糊得到处都是。我把手练酸了，甩甩手继续写。我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字如其人，你字练好了，人才站得起来。”
我爹看见我跟着我哥认字，起初没说话，只是一脸狐疑地瞅着我俩。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叫了一盘花生米、一盘拌黄瓜，又从橱子里拿出那瓶过年才喝的高粱酒，给我和我哥各倒了一小杯。
“二柱，”我爹的声音还是那么糙，可语气里多了一点我从没听过的东西，“你要是有出息，爹不拦你。”
我端着酒杯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在灯光底下不太分明，可是嘴角微微地抿着，像是在把什么话往下咽。我知道，这对于我爹来说已经是极大的让步了。他这辈子没跟人说过软话，能说出这句话，就说明他心里头已经松动了。
我把那杯酒喝了，辣得直流眼泪，可我心里头痛快得很。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我的字开始有了点样子，虽然还远远谈不上好看，但起码能写个整句了，不再缺胳膊少腿。我不仅能写，还开始学看书，先看小人书，后看报纸，再后来连周素兰寄来的那些书也敢翻翻了。
对，周素兰给我寄书了。她在省城进修，每隔一两周就会给我写封信，信里头夹着些她看过的旧书，有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平凡的世界》。这些东西我一开始看下来脑袋都大了，翻两页就想睡觉。可是想到这是她寄来的，我就硬逼着自己往下看，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啃着啃着就啃进去了，连做梦都梦见自己是保尔·柯察金，醒来发现还是个石匠，但心里没那么憋屈了。
她每次给我写信都只有两三百字，告诉我在省城学了什么，吃了什么，问我的字练得怎么样了，书看了多少。她说每当她学累了的时候就想想等回去的时候，我能给她写一封像样的回信。
为了这封信，我练字练得更加卖力。白天在工地上凿石头，中午吃完饭别人都睡了，我蹲在墙根底下用小石子在地上写字，一笔一划，沙子被风扬起来，眼睛辣得流泪，我也不停。晚上回到家，吃完饭就钻进我哥屋里头继续学，一直学到眼皮打架了才肯去睡。
村里人慢慢地都知道我在学认字了。大部分人是真心为我高兴，说我二柱终于开窍了。也有那么几个说怪话的，比如赵二愣子，他就当着我的面笑话说：“二柱，你一个石匠，认得那几个字能干嘛？还能把石头凿出花来？”
我由他说去。我学的每一个字，都不是给他看的。是给她看的。
就这样，到了寒冬腊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攒的东西差不多了，该拿出点实际行动来了。于是我做了一件连我自己都佩服自己的事：给周素兰写了第一封完整的信。
那封信我写了一整夜，写了撕撕了写，废纸篓子里头堆得老高。最后还是在我哥的指导下，用了他那本小学生作文选的格式，才勉强写出一封五页纸的信来。信里把我这几个月练字看书的经历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还写了村里的一些新鲜事，比如我爹买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全村人每天晚上都挤在我们家里头看《渴望》。
在信的最后，我写道：“素兰姐，我想过了。你说你比我大六岁，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事。我爹他们说闲话，我不怕。只要你愿意，等我们结了婚，我把这些闲话一拳一拳打成碎末，打成沫子，让他们吞回去。”
第二天一早我把信拿到镇上邮局寄了。回来的路上又去供销社买了一瓶雪花膏、一面小镜子、一条红色的围巾，准备等她过年回来的时候送给她。这些花掉了我大半个月的石匠工钱，可我舔着冻裂的嘴唇，心里暖烘烘的。
可是一天两天过去了，三天五天过去了，周素兰一直没回信。我一开始以为是邮路慢，可等到腊月二十都没动静，心里就慌了。她是不是觉得我那信太唐突了？还是说省城那个当干部的又来找她了？又或者她出啥事了？
在忐忑不安中，年三十到了。
第七章
年三十那天，我们一家正围在堂屋里头包饺子。桌子中间放着一碗馅，韭菜鸡蛋的，油腻腻香喷喷的。我擀皮，我哥包，我爹坐在里屋的炕上拿着张报纸在看，耳朵上夹着一根烟。我妈在灶房里头忙活，隔一会儿喊一声“水开了”。
外头零零星星地有人放鞭炮，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硫磺味儿。电视机开着，中央台正放着迎春晚会，声音开得不大，热热闹闹地当背景音。
这是我一年中最欢喜的时候。可我一点也欢喜不起来，因为我心里头揪着一件事：周素兰没给我回信。
就在饺子快包完的时候，忽然听见院门口有人喊了一声：“二柱！”
声音不大，可是清清亮亮的，我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我手里的擀面杖啪地掉在地上。
我爹从报纸上抬起头，我妈从灶房里探出半个身子，我哥放下了手里的饺子。全家人都愣住了。
我跑出去一看，院门外站着的，正是周素兰。她穿着一件灯芯绒的棉袄，围着一条灰格子的围巾，头发上落了几片雪花，脸冻得红扑扑的。她手里头拎着两个大袋子，一袋是水果，一袋是点心。
“素兰姐？你怎么来了？”我说着赶紧接她手里头的东西，碰到了她的手指，冰凉冰凉的。当下心里又疼又慌。
她抿嘴笑了笑：“学校放假了，想着来你们家拜个年。”
我妈这时候已经迎出来了。她站在堂屋门口，脸上的表情复杂得很，既有惊讶也有为难，可更多的是一个当家主妇的本能——大过年的，哪有把上门的客往外推的道理？更何况人家还拎了东西。
“周老师来了啊，快进屋快进屋，外头冷。”我妈的声音比平时放低了许多，客气倒是客气，但透着一股子生分。
周素兰进了堂屋，把手里头的点心递给我妈，说了句“阿姨过年好”。然后转向我爹，也鞠了一躬，说“叔叔过年好”。我爹点了点头，表情僵硬，瓮声瓮气地说了句“来了就坐吧”。
我哥也在，他看见周素兰倒是一点都不意外，笑着打了招呼：“素兰，你怎么来了？省城怎么样？”
“还行，挺忙的。建民，你这阵子怎么样？”周素兰坐下来以后，跟我哥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了起来，轻松自然，就好像她还是当年那个来我家玩的同学一样。
我在边上坐着，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倒是周素兰时不时地看我一眼，那种眼神里头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看到我的眼睛就觉着我心里有东西，我琢磨不透我能不能想。
我妈又去灶房炒了两个菜出来，是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和一小块腊肉。她还翻出了过年才舍得拿出来的瓷盘子装这些菜。我看在眼里，心里有点热——我妈虽然心里头别别扭扭的，但毕竟还是个好面子的人，对人客气周到。
我爹却没那么客气。吃饭的时候他绷着脸，很少说话，偶尔抬头看一眼周素兰，眼神里头分明写着“不满意”三个字。不过有一点让我意外——他没摔筷子，也没提那些反对的话。可能是年三十，图个吉利；也可能是他还在历练，想看看这姑娘到底要干啥。
周素兰倒是不卑不亢的，该笑的时候笑，该说的时候说，一点都不失礼。她给我妈夹菜，给我爹敬酒，还跟我哥聊学校里的事。我看得出来，她是有备而来的。
吃完饭以后，周素兰跟我说她得赶车回去了——她家在另一个乡，离这儿不近。我送她到村口等班车。路上雪下得大了起来，满天飞舞的雪花落在她的围巾上发丝上，我伸手去摘了两次，她没躲。
村口没人，只有我们两个踩在青白雪上的嘎吱声。班车的灯柱从远处照过来的时候，她忽然转过身面对我，说了句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
“二柱，我年后再去省城，但我想跟你说句话。”
“你说。”
“你再等我半年，等我从省城进修回来，我就给你答复。”
我说不出话来，使劲点了点头。
她上了车，隔着车窗户冲我挥手，我也冲她挥手。雪花灌进我的领子里，冰得我一激灵，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冷。
班车开走了，尾灯在风雪里头渐渐模糊了。我一个人站在村口站了好久，心里头像有一团火在烧。她说让我等她半年，半年时间多长啊，可我愿意等，哪怕一年、两年，我都等。
我回到家以后，发现家里的气氛有些奇怪。我妈一言不发地收拾碗筷，动作比平时重得多，碗碰得哗哗响。我爹坐在炕沿上抽旱烟，吧嗒吧嗒地，满屋子都是烟味。只有我哥坐在桌边看书，像是没事人一样。
我一进门，我妈就开口了，声音冷冷的：“二柱，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跟那个周素兰搞对象呢？”
我知道瞒不住了，说：“是。”
“啪！”我爹一巴掌拍在炕沿上，烟袋锅子差点震掉到地上：“我说了多少遍了，这事儿不行！大六岁，又是你哥的同学，这成何体统！”
我妈也说：“二柱，你听妈一句劝，找对象找个年纪相仿的，小个一两岁的都行，大这么多往后有你受的。”
我哥站起来，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和我爹都愣住的话：“爸，妈，我倒是觉得，素兰这人挺好的。踏实，懂事，有文化。二柱要是真能跟她在一起，那是二柱的福气。”
“你少说两句！”我爹瞪了我哥一眼，“你是她同学，你说的话能算数？”
我哥没再争辩，可他这句话已经够了。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这是他头一次明确地站在我这边。
那天晚上我没回屋睡觉，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头看雪。雪把整个院子都盖住了，白茫茫的，干净得不像样。我点上煤油灯，趴在炕桌上开始写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
“素兰姐，不管多久，我都等你。”
第八章
年过完了，十五一过，这个年就算彻底结束了。我哥回了学校，继续他的学习。周素兰也走了，回了省城。我又回到了日复一日的生活里，跟石头打交道，跟我爹走村串巷。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以前干活是干活，现在干活的时候多了一个信念。我一锤一锤地凿下去的时候心里头就在想：这一锤是给我和素兰凿的，这一锤是给我未来的家凿的。有了这样的念头，那石头在我手底下就像豆腐一样，被我随形所欲地雕成各种形状。
更让我有底气的是，我哥走了以后，家里的气氛悄没声地起了变化。我爹虽然还是那副死倔脾气，动不动就骂我几句，可是我发现他骂我的次数少了，有时候甚至会在饭桌上问一句“你那个字练得怎么样了”。这是种什么变化？我也说不太清楚，好像他是个老石匠，见不得人拿着东西乱凿瞎敲，但如果你去雕一件正经东西，他嘴上不说，心里也是在看的。
我这个人，他们反对的时候我顶着硬上，现在他们不吭声了，我反而厚道起来。我故意不提素兰的事，免得惹他们不痛快。可是到了三月里，我终于忍不住了，在一个吃过晚饭的傍晚，正式跟我爹我妈摊了牌。
那天我妈正在灯底下纳鞋底，我爹坐在小板凳上磨凿子，我在一旁用钢笔抄写报纸上的新闻。屋里头只有纳鞋底的嗤嗤声和磨石的沙沙声。
我放下钢笔，清了清嗓子，说：“爸，妈，我想跟你们说个事。”
我妈头也没抬：“说呗。”
我攥了攥拳头，把它说出来：“我想娶周素兰。”
我妈的针停了一下，我爹的手上的凿子也顿了一顿。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没说话。
我继续说：“我知道你们嫌她比我大六岁，这个事我翻来覆去地想过了。大六岁又怎么了？再大再小都是一个屋檐下吃饭。她比我懂事，她读过那么多书，看得远，想得远，这个家往后什么事都有个商量处，不会犯浑。你们也别担心人家图我们家什么。人家自己有工资，有工作，图我什么呢？”
我爹放下了凿子，瞪着眼睛看我，没说话。
我又说：“如果她嫌我穷，当初就不会从省城跑回来找我。如果她不真心，就不会在省城进修的时候还给我寄书寄信，让我长进。如果她真的嫌我小，就不会大年三十的跑到咱家来拜年。爸，妈，你们想一想，如果她是那种薄情的人，她会这么做吗？”
我妈放下针线，叹了口气，眼眶红了，她就说了两个字：“造孽。”
我不知道这两个字是啥意思，但感觉不是什么坏话。
我爹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他睡着了。最后他站起身来，把那块磨石收进了工具箱里，说了句：“你能保证一辈子对人家好？”
我一愣，使劲点头：“我能！”
“那你写个保证书。”我爹撂下这句话，转身回里屋了。
我站在原地傻了半天，然后发现自己已经会写字了。他让我写个保证书，这不是刁难我，这是变相地点了头！
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趴在煤油灯底下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封保证书：保证一辈子对周素兰好，不打她不骂她不让她受苦，一辈子不后悔自己今天的选择。纸的下方按了一个红手印，用了我娘出嫁时压箱底的那盒印泥。
第二天一早，我把这张保证书贴在了堂屋正对着门的墙面上。我爹早上起来看见那纸，没撕，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字写得还是歪。”
可我分明看见他扭过脸去的时候，嘴角牵了一下。
接下来的日子，我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我知道，要娶周素兰，光靠一张保证书是不够的，我得拿出真东西来。我得让她看看，我王二柱不是混吃等死的人，我有本事养家，有本事让她过上好日子。
那年春天，乡里来了个工程队，要给村里修一条水泥路。修路用不上那么多石匠的活，可是修完了路以后要有路沿石、排水沟，这些都要石匠。我硬是凭着跟村支书的关系，揽下了这段两公里长的排水沟工程。
揽下工程以后我才知道这活有多难。预算紧，工期短，就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学徒干，有时候干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五月的太阳已经毒得很，中午的时候石头晒得烫手，光着膀子干活，汗珠子滴在石头上滋滋地响，一天下来能喝三暖壶水。
那段日子我瘦了十几斤，脸晒得跟黑炭似的，手上的茧子比树皮还厚。可是我没叫过一声苦。每天晚上回到家里头，对着煤油灯，用周素兰给我的那支钢笔写日记——今天干到第几米了，赚了多少工钱，离迎娶她的彩礼还差多少。
我哥放假回来的时候看见我这副样子都吓了一跳，说：“二柱，你不要命了？”
我呵呵一笑：“不拼命哪来的老婆？”
我哥看着我，摇了摇头，可是眼神里头是佩服。他好像偷偷跟人说了句什么话，后来村里人传到我耳朵里了：“现在我们王家人，最牛的不是我，是我弟。”
这话让我鼻子酸了半天。我哥从小到大，样样都压我一头，这还是他头一回说我牛。
六月的时候，周素兰的信终于来了。信很短，只有一句话：“二柱，我快回来了，见面谈。”
就这几个字，看得我心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她说快回来了，还说见面谈。谈什么？她之前在省城的那些年都发生了什么？还有那个当干部的对象，还有没有联系？这一堆问题在我脑子里头打转，转得我头疼。
可是我更高兴。她要回来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在省城的进修快结束了，意味着我这两年攒石头磨鞋底的等待，快要到头了。
七月里的一个傍晚，天热得像蒸笼，树叶子纹丝不动，地里的玉米都卷了叶。我正光着膀子在院子里头擦洗工具，满身满手的泥灰。忽然听见院门外响起一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声音：
“二柱。”
我抬头一看，周素兰站在院门口，穿着一件白底碎花的连衣裙，挎着个布包，头发比去的时候长了许多，都快到肩膀了。她瘦了，也黑了，可是眼睛里头的光一点都没变，还是那样亮晶晶的。
我急忙站起来，手里的刷子掉在水盆里，溅了一身的水。我语无伦次地说：“素兰姐，你……你回来啦？”
我妈听见声音从灶房里探出头来，看见是周素兰，愣了一下，然后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笑眯眯地招呼道：“周老师来了？快进屋坐，外头热得慌。”
我爹坐在堂屋里头看报纸，看见周素兰进来，先是皱了下眉，但没过多久就把报纸放下了，口气缓和地说了句：“回来了？喝茶。”
她的目光在我家堂屋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了正对着门的那面墙上。那张按着红手印的保证书还贴在那儿，纸已经有些发黄了，边角卷了起来。
她走过去看了看，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声来。念完以后她转过身看着我，眼睛里头好像有泪光，又好像是笑。
“二柱，你是当真的？”她问。
我使劲点了点头：“当真。”
她抿了抿嘴唇，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了句：“你爹他们同意了？”
我从桌上把我写的那个保证书拿过来给她看。我说：“他们早就同意了，就差你一句话。”
她低头看着纸上那个清晰的指纹，吸了吸气，嘴唇抖了一下。我忽然想起什么，从桌上翻出一本小本子，是我包那个两公里工程的账本。我把账本递到她手里，指给她看最下面那个数字。
我说：“两年了，我存了这些钱，够彩礼了。”
她没看数字，把账本合上了，放在桌上。然后转过身，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地抖着。我慌了，以为她哭了，赶紧走过去，可她又转过来了。
“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她抬起手擦了擦眼睛，“你可要挺得住。”
我心头一紧，整个人僵在那里。
“我一个女同事，三十多了，去年嫁人，今年生了个女儿。”她一字一字地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省城的医院检查了不下五次，都说我有病，很难怀上孩子。”
我一愣：“啥？”
“妇科病，说子宫里头有些问题，可能怀不上。”她的声音在发抖，“我这个年纪，本来就不如小姑娘，又出了这样的事。你要娶我，往后没有孩子，你爹你妈怎么想？你自己怎么想？你将来后悔了怎么办？”
我听明白了。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的独子来说，确实是个绕不过去的坎。在我来时的路上，没有任何一根草在为我生长。可是我知道，如果我让这根草断在我手里，我往后这后半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我走过去，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冰凉，还在抖。
“谁说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我郑重其事地说，“我嫂子嫁人以后生了两个娃，一个会叫叔，一个会叫婶子。你怕生不出，我攒够了钱，咱俩去省城，去北京，找最好的医生，这个病能治。如果实在治不了，我们就去领一个，也是咱的孩子，谁说养的不比亲的疼？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从头到尾要的是你这个人。”
话还没说完，她已经一把抱住了我。那个拥抱我记了一辈子，因为那是她在我面前第一次主动抱我，也是第一次在我面前哭出了声来。大颗的眼泪滚落在我的肩膀上，烫得我整个人都酥了。我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让她哭。
她哭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声音哽咽地说了一句让我后半辈子一直得意的话：“你这傻子。”
第九章
那是八九年夏天最热的一个夜晚，在堂屋里那盏晃悠悠的白炽灯底下，我向周素兰正式求婚了。
没有戒指，没有鲜花，没有单膝跪地。我就坐在她对面，傻里傻气地问了一句：“素兰姐，跟我结婚吧。”
她红着脸，还是问出那句老问题：“我比你大，你咋想娶我做老婆？”
这回我答得可有底气了：“大怎么了？大正好压得住我，换了小媳妇我还欺负人家呢。”
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打了一下我的手，说：“那你往后不能欺负我。”
我说：“欺负你我王字倒着写。”
她歪着头想了想，轻声说了句：“好。”
就这一个字，让我乐得一宿没睡着觉，整个人躺在炕上嘿嘿傻笑，笑得脸都酸了，笑得我妈在外屋喊“二柱你是不是又发烧了”。
第二天一早，我正式向全家宣布了这个消息。我爹沉默了一会儿，拿起桌上的烟袋锅子，吧嗒吧嗒抽了好几口，最后重重地说了句：“既然你俩都决定了，那就办吧。”
这句话从我这个倔了一辈子的爹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可分量却比泰山还重。我妈也抹了把眼睛，态度跟之前判若两人，立刻就开始盘算起来：“结婚得翻盖你爹那间老房，咱家再添两床新棉被，我那儿还有一匹藏蓝色的的确良，给素兰做一身新衣裳。”
我打断她的话：“妈，我要去省城。”
“去省城？”我妈一愣。
我说：“我要带素兰去看病。”
我把素兰的情况说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爹听完以后不但没有像上次那样发火，反而把烟袋锅子磕了磕，说了句让我掉眼泪的话：“你做得对。是个男人就该这样。”
我哥更是二话不说，当天晚上就给他在省城的一个老同学写了封信，让帮忙联系医院。他写完了信，抬起头看着我，表情前所未有的认真：“二柱，你放心去省城，盘缠不够跟哥说。”
八月份，骄阳似火，我带着周素兰去了省城。这是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出远门。坐在长途汽车上，她靠在我的肩膀上打瞌睡，我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树木和田野，心里头既紧张又踏实。
省城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马路宽得能并排跑四辆卡车，公交车拖着两条大辫子在街上跑，商店的玻璃橱窗里头摆着我从没见过的电视机和冰箱。我第一次坐电梯，吓得腿都软了。可最让我心里头不安的，是那些大医院——白墙、白床单、白大褂，走进去就闻到一股子刺鼻的消毒水味。
周素兰进去做检查的时候，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双手攥得紧紧的，指甲把手心都掐出了印子，牙磨得咯咯响。我盯着那扇白色的门，脑子里头翻来覆去地想：要是真的治不好怎么办？要是我爹我妈因为这个又反悔怎么办？
我从来不信神，可那天我在走廊里把满天神佛都求了个遍。也许上苍听见了吧——检查结果出来后，老专家透过眼镜片看着我们，说了八个字：“不是大病，能治好。”
周素兰一下子捂住脸，眼泪从指缝里淌出来，肩膀剧烈地抖动着。我赶紧搂住她，对老专家一迭声地道谢，把手心里的汗全擦在了自己的裤子上。
老专家开了药方，嘱咐说要坚持吃药，注意调理身体，一两年之内有望恢复。我记下了，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下来了。病不重，能治好。我把那张药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放进了胸口的口袋里，跟她的钢笔挨在一起。
从医院出来，夕阳把省城的楼顶都染成了金色。我和周素兰坐在医院门口的花坛边上，谁也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她靠在我的肩膀上，眼睛闭着，眼角还挂着没干的泪痕。我握着她的手，感觉到她手心里的温度一点一点地回来了。
“走，”我拉了拉她的手，“我请你吃饭。”
我们找了家路边的小饭馆，点了两碗烩面。我加了两个荷包蛋给她，她笑我浪费，我说这是庆祝，又不是天天这么吃。她低头吃面的时候，嘴角是弯着的，吃了几口又抬起头来看着我，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头的轻松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吃完了饭，她忽然神秘兮兮地说要带我去个地方。她拽着我的手穿过了七八条街，最后来到城边上的一个大院里。借着路灯的光，我看见门口挂着一块大牌子：省教育学院。
她站在铁栅栏门外头，指着大院里头那幢亮着几扇窗的宿舍楼说：“就是那儿，我进修就住那幢宿舍，二楼，从左数第三个窗户。”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扇窗户黑着灯，在夜色里头毫不起眼。可在我眼里，那扇窗户是世界上最特别的窗户，因为她在里头住过，在里头读过书，也在里头想我。我望着那扇窗户发了好一阵子呆，把它刻进了脑子里。
从省城回来以后，一切都步入了快车道，像是命运终于按下了加速键。首先是我哥的婚事——他和周素兰当年的老同学赵红霞在来年的秋天结了婚。原来他们俩在学校里就悄悄地谈着，毕业后赵红霞先回来被我哥留住，一直等着他。我爹我妈乐得合不拢嘴，连说我们家双喜临门。周素兰成了我哥婚礼上的贵客，娘家人那边她说的最多，把新娘子都给说哭了。
我爹看着这一切，喝着散酒，让我把周素兰正式带回了家。她进门的那天，我爹忽然拿起桌上的烟杆，站起来说了一段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话：“闺女，我都想通了。这孩子大了，岁数的事我们不提了。你就踏实在我们王家待着。”
然后我爹竟给我们两个鞠了一躬：“这半年你们受苦了，是爹错了。”
周素兰赶紧把我爹扶起来，自己却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我妈站在一旁，也哭了，泪水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淌了一脸。
最难的一关，就这样过了。像是一块大石头从心口搬走了，我终于能踏踏实实地喘口气了。
原来我爸的转变，还有我爷爷的一通电话。周素兰后来告诉我的这个细节，让我好多年都心里热乎乎的。
我爷爷王满仓，八十多岁了，身体倒也硬朗，就是脑子有时候有点犯糊涂。他跟着我姑住，我爹不敢打扰他。可有一天，他让我姑给打了一通电话来，一开口就骂：“德厚，你糊涂！人家姑娘不嫌咱家穷，不嫌二柱笨，你倒挑人家岁数大？你娘还比你大三岁呢，你爹我当年说过什么话了？”
我爹在电话那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挂了电话以后，他在屋里头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再往后，他就写了那张纸条贴在墙上了。这通电话的事，我爹从来没跟我提过，可是从那天起，他看周素兰的眼神就变了，像是在看自己的亲生闺女。
第十章
九一年春天，我们终于定下了婚期——三月十六。我家的五间大瓦房专门腾出了最东边那两间给我们做新房。我爹放出话去，说要好好办一场，让全村人都知道我王二柱娶了个好媳妇。
婚期定下来以后，周素兰又去了省城一趟，这次不是进修，是复查身体。她回来后，嘴角堆着笑，从布包里掏出化验单给我看。老专家的诊断结果只有几个字：“病情好转，可正常生育。”我高兴得一把抱起她来，在堂屋里转了三圈，差点把我妈搁在桌上的醋坛子碰翻。我妈进来看见这一幕，先是楞了一下，然后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连声说：“好，好，这下齐了，这下齐了。”
筹备婚礼的日子里，我爹把家里的老底都翻出来了。他拿出了自己攒了半辈子的几块上等青石料，叫我一起打了一对特别大的石狮子。狮子一公一母，头碰着头，鬃毛绕在一起，底下连着一整块石座子。我爹说，这叫“永不分离”，是咱老百姓最朴实的念想。他的手上磨出了好几个血泡，可是从头到尾没喊过一声疼。
我哥和赵红霞从县里赶来帮忙。赵红霞这个准嫂子特别热心，主动请缨去县城给周素兰联系好裁缝做嫁衣。那时候流行红袄配呢子大衣，可周素兰说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就要一件素净的衬衫，人干净比什么都强。
最后我哥硬逼着赵红霞把周素兰拉去了县城，威胁说再不选就给她缝个大红棉被来。两个女人在裁缝铺子里叽叽喳喳地说了一下午，我哥和我坐在外头等，听着里头传出来的笑声，我俩相视一笑，谁都没说话。
婚礼的筹备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出了件让我特别意外的事。那天我正在院子里给石狮子抛光，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大群乡中的学生，领头的那个捧着一大摞作业本子，码得高高的，用红绸带扎成了一个十字。
“王叔叔，”领头的学生代表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来祝周老师新婚快乐。”
我赶紧把他们招呼进来。学生们排成两排，竟在院子里头齐声背了首诗。诗是周素兰教过他们的课文，一个孩子接着一个孩子往下背，声声爽朗，把屋里头的周素兰给惊得跑了出来。她的手里还捏着一把没择完的韭菜，可是看到孩子们的时候，红红的眼圈立时就湿了。她松开手，任那把韭菜散落在地上，弯下腰挨个儿拥抱了她的学生。
学生们笑嘻嘻地散了，留下一院子的阳光和那摞捆着红绸带的作业本。周素兰把作业本抱在怀里翻了好一会儿，最后仰起脸来看着我，眼里的目光亮亮的：“二柱，咱们以后的日子，一定要让这些孩子也能多读点书。”
我最盼望的那一天来得很快。三月十六，天还没亮，我妈就起来在院子里烧了一大锅热水，张罗迎亲的事。我爹在那个早晨显得特别安静，一个人蹲在井台边上抽旱烟，抽完了一锅又一锅。等我穿上了那身崭新的中山装走出来的那刻，他忽然站起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塞到我手里。
“戴上，”他的声音比平时轻多了，“记住时间，往后一天都不能让素兰受委屈。”
我把手表戴在手腕上，低头看了看。秒钟正铿锵有力地走着，像是在为我人生的婚期报数。
迎亲的队伍出发了。没有花轿，没有小轿车，就两辆手扶拖拉机，车头扎了大红花，后斗子里坐着我、我哥还有几个本家兄弟。一路敲锣打鼓的，半村的人都在路边起哄。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黑烟，扬起的尘土把道旁的麦苗都染黄了。
周素兰在学校的宿舍出嫁。前一天晚上，她的几个老同学就赶过来陪她了。赵红霞是伴娘，穿着一身红色的呢子衣裳，一边给周素兰梳理着头上的发丝，一边说着些体己话。我至今都不知道她们说了什么，只知道我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赵红霞跑出来拦住我们，说要闹一闹新郎官。
闹就闹呗，我把早就准备好的红包递过去，可赵红霞不收红包，她非要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一句话。她说：“当着这么多父老乡亲的面，你得对素兰说一句她最爱听的。”
全村看热闹的人都跟在我身后，推推搡搡的，笑声咕咕杂在一起。我站在周素兰的宿舍门前，清了清嗓子，隔着门喊了一句：“素兰姐，我来接你回家了。”
门“咯吱”一声开了。周素兰站在门框里头，白衬衫，红布鞋，齐耳短发上别了一朵小小的红花，没有描眉画眼，脸上干干净净的。可在我眼里，她比电影海报上的演员还好看一百倍。
她的眼眶红红的，嘴抿得紧紧的，看得出来刚才哭过了。可当她抬起眼睛看我的时候，她在笑。那个笑容暖暖的、软软的，就像那年她第一次到我家、从我身边走过时留在我记忆里的那种温度。
赵红霞在边上哄笑着喊：“叫声老公！叫声老公再走！”周素兰脸红了，低下头，可嘴角是弯的。我赶紧替她解围，说：“留着晚上叫，留着晚上叫。”大家笑得更响了，连门卫老赵头都笑得假牙差点掉出来。
上了拖拉机，她坐在我旁边，路上偷偷地把手塞进了我的手心。风吹起她的头发，拂过我的脸颊，凉丝丝的，痒痒的。我攥着她的手，手心里全是汗，两个人的汗混在一起，却谁都不舍得松开。
一路上我都在想，两年前那个秋天，这个姑娘跟着我哥第一次走进我家的院子，穿着月白的的确良衬衫，轻声细语地说话。那时候的我，是个连封家信都写不通顺的小石匠，连正眼看她一眼都不敢。谁能想到，两年后，我竟然真的把她娶回家了。
王家庄的流水席摆了整整二十八桌，从我们家的堂屋一直摆到左邻右舍的院子里去了。我爹拿出了他在后院里埋了十几年的两坛老酒，坛子开封的时候酒香飘过了半条村。杀了一头大肥猪，炖了三只大公鸡，切了二十斤豆腐、三十斤白菜、十斤粉条。村里头的大娘嫂子们都来帮忙择菜、切肉、刷碟子洗碗，满院子烟雾缭绕，肉香菜香混合在一起的热气把屋梁子都熏得油汪汪的。
敬酒的环节是我最得意的。赵二愣子端着酒碗走到周素兰跟前，眼圈红红的。这个大老粗平时满嘴跑火车，可那天说出来的话却句句是人话：“嫂子，以前是我二愣子嘴欠，说了些不中听的话，今天当着全村父老乡亲的面，我给你们赔不是了。”他说完一仰脖子干了一大碗粮食酒，周素兰笑着也陪了一口。
我爹那天喝了最多的酒，脸红得像关公。他端起酒碗站起来，朝着满院子的亲戚邻里说了一句话，声音不算大，可嘈杂的席面上一下子就安静了：“我王德厚活了大半辈子，做错了一件事。就是我当初不该拦着二柱娶素兰，今天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给她赔个礼。”
满院子的叔伯婶娘全安静了，安静得掉了一根针都能听见。我爹端着酒碗走到周素兰面前，把碗举得比平时高了三分。他张了张嘴，想说很多话，可最后只说出来五个字：“好闺女，对不起。”
周素兰双手接过酒碗，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碗里，连着喝了两口，然后扑通一声给我爹磕了个头。我的眼睛也热了，转过身去看我哥，我哥和赵红霞站在那里，也在偷偷地抹眼泪。
那天晚上，等宾客散了，闹洞房的人都走了，已经是后半夜了。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我关上了院门，把满院子的鞭炮屑、瓜子皮都踩在脚下。我回头看了一眼堂屋，灯还亮着。
我走进新房，看见周素兰坐在床沿上，把那朵小红花从头上取下来，放在了枕头边上。她还穿着那件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上，正就着台灯看一本什么东西。
我走近了才发现，她看的不是什么新书，而是我哥那本被翻烂了的小学生作文选册子。她的手指夹在其中一页上，那一页，是我两年前照猫画虎写的第一封寄给她的信。
“你怎么还留着？”我有些不好意思，伸手去抢。
她躲开了，把作文本藏在身后，一本正经地说：“以后等我们有孩子了，让他也学学他爹这股傻劲儿。”
这个晚上，我家的院子在春风里睡着了，石磨歇了，鸡鸭收了声，只有老槐树的嫩叶子在月光下轻轻摇动，影子落在我和素兰的新房窗帘上。
而那些从几年前就开始酝酿的小日子，才刚刚翻开第一页。
第十一章
婚后的日子平淡，却比什么都踏实。周素兰每天早起去学校上课，我早起去各个工地干活。她上课的时候，我就想起当年趴在教室后头偷看她写粉笔字的样子，想得心里头痒痒的。有时候我故意把活儿排到学校附近，去接她下班。她的学生看见我在校门口站着，就笑着喊：“周老师，你爱人来了！”她嗔怪地说孩子们没大没小，可我看得出来，她心里甜着呢。
我们定了个规矩，每天晚上睡觉前，她要教我认十个生字，雷打不动。我现在已经能半懂半猜地看报纸了，还能用字典查不认识的字。每当我在报纸上找到她教过的字，就像在路上捡到个钱夹子一样高兴。周素兰说，等我认全三千个字，就让我给她写情书。我说那还不简单，我现在就能写。她就拿书轻轻敲敲我的脑袋，说信的质量是要考试的。
日子就在柴米油盐中慢慢地过着。我爹我妈对素兰的态度，也从最开始的反对变成了真心实意的疼爱。我妈逢人就说“我那儿媳妇，是大学生，教书先生”，一脸的自豪。我爹这个人严了半辈子，可是在素兰面前却一点脾气都没有，有时候素兰说想吃酸枣，他翻了两座山头去摘。村里人都看出了变化，起初还觉得好笑，后来也就习惯了。秋上收成好，我妈装了满满一篮子新花生让我们给邻居们分一分，素兰挎着篮子挨家挨户地去送，回来的时候篮子空了，里头的花生换成了别人家塞进去的红枣、柿子饼和半斤猪肉。
那天晚上，素兰坐在床沿上，默默地把我那个小账本拿出来翻。账本上记载着我们的全部积蓄——石匠的工钱，她的工资，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最底下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她合上账本，忽然笑着跟我说：“二柱，咱家这个账本上，要不，再添一张嘴吧。”
我一下子没听懂，傻愣愣地问：“啥嘴？”
她说：“孩子啊，你不是说要孩子的时候最想买齐奶粉，咱们现在齐了。”
我的脑子轰地一声，傻在了那里。我看了她好半天，才结结巴巴地问：“你……你有了？”她点了点头，脸红红的，比当年大槐树底下说“我比你大”的时候还红。我把账本一扔，在屋里头像头傻驴似的跳了起来，脑袋差点撞到房梁上。我推开门跑到院子里，又想起她不能着凉，赶紧折回去关上门，那副慌里慌张的样子让她笑出了眼泪。
消息传开以后，全家人乐得像是捡到了金元宝。我妈连夜跑到镇上供销社，买了一大包红糖和二十个鸡蛋提回来。我爹更是破天荒地跑到祖宗灵位前烧了柱香，嘴里头念念有词，说的好像是“祖宗保佑”。我起了个大早跑进县城给她买婴儿的小衣裳，在柜台前挑了大半个时辰。最后是赵红霞来替我挑的——其实都一样，小小软软的棉布，可在我眼里每一件都像宝贝。卖东西的售货员说：“同志，你要男孩的还是女孩的？”我憨憨地说：“都行都行。”旁边另一个售货员噗嗤一声笑了。
周素兰进门后的第四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那天晚上我从工地往家赶的时候皮鞋跑掉了一只，在医院走廊上一瘸一拐地，赵红霞和我妈都在手术室外头等着。我妈看见我光着的那只脚，心疼得直骂我不穿袜子，可她又怎么也收不住笑，说听里头的动静，小娃娃嗓门大着呢。
听见那声奶声奶气的啼哭从产房里传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虚脱了，一屁股坐在长椅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哭得跟个孩子似的。我妈在边上拍着我的肩膀，自说自话：“喜事，喜事。”
护士把孩子抱出来给我看的时候，我看见那张皱巴巴的小脸上嵌着两颗黑葡萄般的眼睛，跟素兰的眼睛一模一样。我把手指头伸过去，小家伙居然抓住了，握得紧紧的，攥得我心里头一阵阵地发酸。我抱着孩子走到周素兰的床前，她脸色苍白，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可是她在笑。
我把孩子轻轻地放在她的臂弯里，她低头看着孩子，眼睛里全是温柔。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用那惯常的清清亮亮的嗓音问我：“当爹了，啥感觉？”
我憋了半天，什么情话都想不起来，只觉得胸腔里塞满了热乎乎的东西。我说：“比我凿了块最好的石头还高兴。”
她扑哧一下笑了，用力拍了我一下，眼里的泪水却被这一拍拍了出来，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滑到孩子的襁褓上。窗户外头，冬天的第一场雪悄悄地落了下来，把整个世界都染白了。
我们给儿子取名叫王念安。安，是平安的安，也是安心的安。他出世的那一天，我守在妻儿的床前，默默地对老天爷说了一句：这辈子，值了。
第十二章
日子一天天过去，念安从那个只会攥着我手指头的小不点，长成了能满地跑的小野马。他一岁的时候，我们把他放在院子里的席子上让他爬，他抱着石狮子舔，把石狮子的脑门舔得水汪汪的。周素兰看见了一边笑一边把他抱起来，拿着毛巾给他擦嘴。我爹坐在门槛上笑眯眯地抽着烟，说这娃子以后肯定是干活的人，从小就爱啃石头。
他两岁的时候学会走路，第一步就是冲着我手里的石匠锤子去的。周素兰吓得赶紧把锤子藏起来，我却得意地跟她说：“咱娃随我。”她瞪我一眼：“随你还了得？”可她的眼睛里全是笑意，藏都藏不住。
他三岁的时候开始认字，周素兰买了一块小黑板挂在堂屋里，用粉笔写着大大的“人、口、手”。念安坐在小凳子上，两条短腿够不着地，来回晃悠着，跟着他妈妈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坐在旁边看着他们母子俩，忽然想起当年我趴在教室最后一排偷看周素兰上课的情景，仿佛就是昨天的事。
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所有的坚守，都是值得的。她的笑容和我儿子牙牙学语的声音就是最好的回音。
生活当然也不全是甜的。念安两岁多的时候，村办小学因为生源太少要撤掉，周素兰连续跑了好多天去乡里、县里求情。她说要是学校撤了，孩子们就得走十几里山路去外头上学，那些本就贫苦的家庭会撑不下去。
那阵子她每天晚上回到家累得说不出话来，脚上磨出了水泡，嗓子也哑了。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我知道她的脾气——她要管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她就像是当年我认识时的那个执拗的姑娘，一点都没变。
最终学校保住了，合并成了一个教学点，周素兰担起了低年级所有孩子的复式教学。这意味着她要更累了——一年级二年级坐在一间教室里，这边上语文，那边做算术，一堂课下来头都大了。可她从来没抱怨过，反而劲头比谁都足。她跟我说：“二柱，这些孩子的眼睛跟念安是一样的，我不能让他们没书读。”
这句话让我忽然明白了。她这一辈子，放不下的事情，不是名不是利，甚至不是我，是讲台上的粉笔。那支粉笔在她的手指间被按下去又松开，就像是她自己的脉搏，永远有力，永远响。
九十年代中期那会儿，下海经商的风潮也刮到了我们这乡下。村里好几个跟我一起干活的年轻人都扔下锤子去了深圳、东莞，几个月后寄回来的钱，比我们干一年多还多。
我看着手里头的凿子和锤子，第一次觉得它们沉，沉甸甸的，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周素兰问我怎么了，我把心里头的想法跟她说了：“素兰姐，你说我也去南方打工怎么样？听说那边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块钱，比在村里强多了。多挣点钱，也好让你和念安过得好一些。”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手开了灯，坐在床上看着我说：“二柱，你看着我。”
我看着她。
她轻轻地说：“你要是走了，谁给我磨豆浆，谁去接念安放学，谁星期天的早上陪我赶集？钱可以慢慢攒，日子要一天天过。你把家丢了，挣再多的钱，回来家没了，值得吗？”
我愣住了。
她接着说，声音还是那样轻轻的，柔柔软软的，可是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我心里：“我嫁给你，就是认定你了，不管你有钱没钱，不管你是石匠还是老板，只要咱们一家人一起，比啥都强。你要是嫌挣钱少，从明天开始，我多带两个班，念安的衣服先少买两身，咱们一起扛这个家。可你，不许走。”
我的鼻头酸得要命，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我抱住她，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闻着那股熟悉的香皂味道，心里头翻江倒海。后来，我没去南方。后来，再也没提过这个话。
而她，对我许诺的话从来没打过折扣。她把学校里最调皮捣蛋的几个孩子带回了家，晚上义务给他们补课。孩子们趴在我家堂屋的四方桌上写作业，周素兰一个一个地看，轻声细语地指点他们。念安就在中间的席子上玩拼图，偶尔冒出两句从大孩子那里学来的俏皮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周素兰说：“你看看，咱们家不缺人气。”
她说得对。我们家不缺人气，也不缺爱。每个孩子脸上都有光，那光是我媳妇一个字一个字点亮的。而我呢，继续当我的石匠。我用我的手艺养大了念安。等他考上县城的高中，骑着他爷爷那辆破自行车去报到的那天，我才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人心慌。
念安走的那天早上，秋风把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周素兰给他收拾了一大包东西，从换洗的衣服到吃的咸菜，凡是能塞进去的都塞得满满的。她嘴里念叨着“到了学校要好好吃饭”、“天冷了要加衣服”、“别跟人打架”、“早点写信回来”，念安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可我看见他转过身去的时候，眼眶也是红的。
我骑自行车带着他去乡上坐班车，一路上谁都没说话。到了车站，我把车支在路边，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他。那是我用最好的石头给他凿的一个小挂件——是一只小小的石狮子，跟多年前我给我哥凿的那只一模一样。
“拿着，”我说，“这是你爹的老本行。你要是想家了，就看看它。”
念安接过石狮子，放在手心里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塞进书包里，使劲抱了抱我。他说：“爸，你放心，我肯定好好学。”
我心里头酸得不行，可我忍住了没掉泪。班车开走了，我站在路边目送着车子越变越小，直到拐过那个弯再看不见了，才骑上车慢慢往回走。一路上风把我的眼窝吹得直发酸，可我总得回去，因为家里头还有一个人等着我。她肯定比我更难受。
第十三章
又过了好多年，念安高中毕业，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他不是像他伯父那样的师范生，他走的是理工科。他说他要学工程技术，将来建设家乡。我问他为什么要回来，省城多好，大城市多开眼界，年轻人不都想去外面闯荡吗。他说：“爸，我妈把心都交给了这个村，我好歹也得交点什么吧。”
周素兰听到这句话，坐在灶房里哭了老半天，嘴却倔着说：“哭什么，我这是高兴。”
八月份，念安去省城报到了。五十多岁的我和周素兰，重新回到了当年两个人的日子。她还在乡中教书，我还在外面接石匠的活。不过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的劲头，比年轻的时候更浓了些。她下班回来，我给她打好洗脚水。我干完活，她给我揉肩膀。晚饭后我们沿着村外的小路慢慢地散步，一直走到大槐树底下，像当年一样坐在那儿吹吹风，看看晚霞，说说闲话。有时是念安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学校又发了奖学金；有时是我哥老两口过来串门，大家围坐着说说笑笑，满桌子的热饭热菜冒着白气，把我们的脸都润红了。
一天黄昏，我坐在老槐树底下看着日头落下去，忽然觉得日子过得真快，好像一眨眼的工夫，几十年就过去了。我想起二十岁那年，大槐树叶子哗啦啦地响，我拦住了我哥的那个女同学，说了一堆不害臊的话。她红着脸说：“我比你大，你咋想娶我做老婆？”那个场景还像昨天一样清楚。而现在，她的头发白了，我的腰弯了，我们的儿子已经长得比我还高了。可她还是我的素兰姐，我还是她的二柱。
我摸了摸胸口的口袋。那支钢笔还在，笔身上的字已经磨得快看不清了，那个“为”字少了一撇，“读书”的“读”字只剩下半边了。可我一直带着它，夏天干活时汗水泡着，冬天收工时体温捂着，从来不肯拿下来。她笑我，说这支笔都旧成这样了，我给你买支新的吧。我说不行，这支是你送的，换什么也换不来。
后来的一个秋天，村里通了网络，念安给我们一人买了一部智能手机，教我们怎么用视频通话。他大学毕业后果然回来了，不是回王家庄，而是去了县里的一家工程设计公司，节假日就开车回来看我们。他还带回来一个姑娘，温温柔柔的，说话轻声细语的，像极了当年她婆婆的样子。我和周素兰第一次见到那姑娘的时候，互相对视了一眼，笑出声来。我知道，我们都想到了同一件事——那年秋天，那个穿着月白的衬衫走进我家院子的女孩。
再后来，乡中的砖瓦房也拆了，盖成了三层的教学楼，窗明几净，操场上铺了塑胶跑道。周素兰退休那天，全校师生给她办了一个欢送会。她站在讲台上，望着下面坐了满满一屋子的孩子，眼睛里全是泪。她只说了一句话：“三十多年了，我从没后悔来这里。”孩子们给她唱了一首歌，是她当年教他们唱的第一首歌。歌声在教室里回荡，她捂住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落。
我站在教室后头，也跟着落泪了。
退休后，她在家里也闲不住，在院子里开了个小菜园，种了些青菜、辣椒、丝瓜，还养了几只老母鸡。每天清早鸡一叫，她就起来，去菜园里浇浇水、除除草。我每天早上多睡一会儿，也让她多静一会儿。可没过一两个小时，我就扛不住了，非得去菜园里找她，蹲在地头上看她摘菜。她嫌我碍事，但从来不赶我走。
如今，孙子也快上小学了。我和周素兰头发都白了，背也有些驼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去大槐树底下坐着。槐树枝叶洒下一地浓密的影子，风一吹，叶子哗哗地响，像是在重复那些年我们说过的情话。我们谁都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我拉着她的手，她靠着我的肩膀，看天边的云从浅红变成深紫，再从深紫变成灰蓝。我已经不接石匠的活了，但我偶尔还会拿出铁锤和凿子，刻些小东西给孙子玩。从小石狮子刻到小石兔子，再到最简单的石锁，每一件都码在窗台上，形状虽然比不上机器做的，可孙子特别喜欢，攥着它们满地跑。有人问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娶了她，养大了念安，帮她把学校保下来了。这三件事，都是在她的注视下用我的手凿出来的，跟石头一样硬，跟心一样重。
有时候我坐在院子里头，听着风吹过枣树叶子的声音，想一想这辈子，觉得也没什么遗憾了。我王二柱，二十岁遇到她，二十一岁表白，二十二岁开始认字，二十三岁娶她进门，之后风风雨雨几十年，从没怕过。因为我身边有她，因为她说她比我大，可是她从来没因此嫌过我。
我想起那年夏天，我挡在大槐树下，对她说：“素兰姐，我想娶你做老婆。”她红着脸低下头，说：“我比你大，你咋想娶我做老婆。”那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美的一场梦，也是一个被她用一辈子来印证的最真实的答案。
老槐树的叶子又哗啦啦地响起来了，秋天又要深了。我拉着她的手，慢慢地走回家去。她的掌心还是那么暖和，跟几十年前一样。我大着嗓门喊了声：“素兰姐！”她回过头来，冲我笑，眉眼间还是当年那个穿月白衬衫的姑娘。
那是八九年，那是四十年，那是我的整个少年、整个青年和我的后半辈子。一切的答案，都在槐树叶子的哗哗声里，说都说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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