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68岁的耿起昌收到了一份刑事判决书。他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就在同一时间，他被正式开除了党籍。几年前，他的公开身份还是河南省委书记，在省委核心决策层排名靠前。这种从省委大院直接跌落到监狱牢房的跨度，在当时河南政坛引起了很大震动。
耿起昌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1915年他出生在一户普通的农民家里，由于家里穷，他只断断续续读了几年书，就不得不回家下地干活。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3岁的耿起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年间，他在太行山区主要做基层的群众工作，干的都是筹集粮食、动员年轻人参军之类的杂活。
他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让他积累了大量的农村工作经验。1949年后，他作为南下干部进入河南，被分配到新乡地区。他在新乡一待就是二十多年，从县委书记一直干到地委书记。在新乡工作的前半段，他表现得比较务实，经常戴着草帽下乡调研，在新乡搞了不少引黄灌溉的水利工程。
1958年8月5日，耿起昌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当时毛泽东来到新乡七里营视察。耿起昌作为地委书记全程陪同，并详细介绍了七里营建立人民公社的情况。那句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后来被广泛引用的“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是在这次视察中定下的调子，耿起昌也因此被认为是懂农民的实干家。
可是这种务实很快就遭遇了政治风险。大跃进时期，全国都在追求高指标。耿起昌在新乡面对不断加码的粮食产量任务，尝试推行一种名为“包工到地”的生产责任制。这种法子实际上是把土地承包给具体的生产小组，想以此提高农民干活的积极性。这在当时被看作是走资本主义路子，触碰了严重的政治红线。
1962年11月，耿起昌重新回到新乡地委书记的位置上。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工作变得更加谨慎。因为他在基层的威望很高，且有早年的务实名声，他在后来的动乱初期不仅没有垮台，反而因为紧跟形势而职位提升。1968年1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他成了副主任。这意味着他正式进入了省级领导班子。
到了1971年3月，耿起昌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被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当时省委内部排名第一的是刘建勋，他紧随其后。在那个特殊的十年里，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根据后来的专案调查材料，他在这一时期积极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在省内深度参与了对大批老干部的排挤和打击。
在那段日子里，耿起昌主导了一些具有派系色彩的决策。他支持了一些具有激进背景的人物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并对那些提出异议的同事进行了处理。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组织原则，也让河南的经济建设受到了严重干扰。他逐渐从一个抓生产的实干家，变成了一个深陷政治博弈、执行错误指令的决策者。
1976年之后，国内政坛发生巨变。1978年3月，耿起昌被免去了省委书记职务。他接到了一份调令，去郑州市蔬菜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从负责几千万人事务的省委书记，到只有几十人的蔬菜研究所当副职，这种身份的转换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在蔬菜研究所的五年里，他的生活范围被限制在几个试验大棚附近。
在蔬菜研究所工作的五年，实际上也是对他进行专案审查的五年。专案组调取了大量的历史档案，走访了当年被他排挤的干部和受害群众。随着调查结果逐一清晰，他在特殊年代所犯下的罪行被法律核实。1983年，他不仅失去了党籍，还因为在职期间的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提起公诉，最终被法院判刑入狱。
宣判那年，耿起昌已经68岁。他在监狱里服刑了三年。对于一个曾经担任过省级主要领导的人来说，在晚年进入监狱服刑，这种心理落差是巨大的。他在狱中表现得还算配合，不再提当年的职务。1986年刑满释放时，他已经是71岁高龄。他彻底从政治生活中出局，成了一个普通的刑满释放人员。
出狱后的耿起昌在郑州定居，生活极其低调。他深居简出，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昔日的下属和故旧也很少登门，他住所的门前显得很冷清。在那几年的时间里，他从未公开谈论过自己的过去。他就像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一样，在郑州的僻静处度过了最后的五年生活，直到病魔找上门。
1991年，耿起昌因病去世，终年76岁。他的葬礼办得极其简单，只有少数亲属参加。官方媒体对他去世的消息处理得非常低调，几乎没有相关的详细报道。他的一生，走过了一条极其复杂的曲线：从山村少年到抗战干部，从地委书记到阶下囚，从主政一方到去蔬菜研究所种菜，最后在落寞中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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