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克鲁尼的确是“好运之子”。克鲁尼出生在一个演艺世家，但家庭并不富裕。他18岁时曾在烟草厂工作，做过保险推销。“小时候常和母亲开车出门，每当路过旁边堆放的垃圾时母亲就会减速，好发现垃圾堆里会不会有什么之前的东西。她曾发现一台旧缝纫机，把它带回家改装成了一盏台灯。”因为外形英俊，他在电视剧《急诊室的故事》（ER）中扮演一名医生，这部电视剧开创了医疗剧的浪潮，巅峰时期每周有3000万名观众收看，克鲁尼因此一炮而红。在接演这部作品之前，他已经在三四部电视剧中出演过配角。2001年，他以《十一罗汉》（Ocean’s Eleven）系列奠定了自己的票房号召力。2005年，克鲁尼靠《辛瑞那》（Syriana）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之后多次获得最佳男主角奖提名。他自编自导的电影《晚安，好运》（Good Night, and Good Luck）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与最佳原创剧本提名。克鲁尼曾对《时尚》杂志说，他认为自己成功的秘诀在于“在职业生涯初期经历过很多失败”。“我拍过13部电视剧试播集，都失败了，差点就回肯塔基去卖保险了。但我一直坚持尝试。我成名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都晚。《急诊室的故事》确实是改变一切的跳板，也是运气。”他对《纽约时报》说，自己30岁之后才走红，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被拒绝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这行的不同之处在于，你推销的商品是你自己，而不是一套百科全书。所以当被拒绝时，这是一种个人层面的拒绝，你必须足够厚脸皮，才能继续尝试。”克鲁尼深深认同“媒介即讯息”。“我是通过电视而不是电影走红的。你们在家里看到我，可以用遥控器让我说话或者不说话，甚至穿着内衣、睡衣看我，感觉像认识我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平易近人的。”那时，电影和电视之间界限分明，一个先以电视明星身份成名，随后又成了电影明星的人“几乎闻所未闻”。
克鲁尼常被称为好莱坞最后的电影明星，尽管少数反对者偶尔指责他只是在演自己。与他饰演的电影明星凯利不同，克鲁尼从未表现出对身边人的漠视。在业内，他以对团队体贴、对朋友大方、对父母关怀备至而广为人知。在多年的单身生活后，他又成了深情的丈夫与父亲。”他和妻子阿玛尔因朋友介绍相识，当时克鲁尼已经50多岁，“抱着一辈子都不会再结婚，也不会有孩子的想法”，但两人“一见钟情”，如今育有一对8岁的双胞胎。克鲁尼曾和阿玛尔开着一辆1962年产的轿车出门，车子因为过热停了下来。“我对阿玛尔说，把你的丝袜给我。我用她的丝袜做了一条风扇皮带，想办法把车子开回家。她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说因为我穷了15年。我有整整10年都没有医疗保险。”因为出身并不富裕，克鲁尼在走红之后建立起自己平易近人的形象。他在事业成功后曾为10名童年好友写下支票，感激他们的不离不弃。他常在采访中拿自己的年纪开玩笑，“到我这个年纪，不管吃多少能量棒，大脑都会开始卡壳。接到长篇独白，我就会担心自己忘词”。
“当我照镜子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60多岁的老头，有时候有人会给我发一张狗仔队拍的照片，我点开时会想：那是哪个老混蛋？哦对，那是我。看着镜头里的自己日渐衰老，可不是什么好受的事情。但我已经接受了现实。我一直在努力审视自己作为一个人究竟是怎样的，每个人都有遗憾，但我不会被深深的悔恨所困。在人生的每个重大十字路口，我都选择了那条虽然更艰难但影响更大的路。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没成功罢了。我冒过很多风险，与那些未曾尝试的遗憾相比，这些风险反而更容易接受。当然，我可能错了。即便如此，我也能坦然接受。我无法接受的是当初没有做那个勇敢的选择。”克鲁尼对《洛杉矶时报》说。
“克鲁尼的形象早就深深植根于公众意识之中。”好莱坞权威杂志《综艺》写道，“从20世纪90年代凭《急诊室的故事》一炮而红以来，他塑造了我们对名人的认知：名人不仅光鲜亮丽，而且品行端重。他利用自己的名字，从社会现象到枪支管制，为各种公益事业发声，他捍卫新闻自由，他也是好莱坞著名的恶作剧大师，喜欢戏弄他的大牌好友，这让他显得更加平易近人。他曾坚守单身主义，直到他与阿玛尔结婚、如今有了两个孩子。他在向这个痴迷于青春的行业展示如何在银幕上优雅老去。与同辈明星不同，你不会看到他在年过花甲后依然挂在飞机侧面，或者与年轻女星谈情说爱。相反，他在艺术上不断突破自我。克鲁尼在2026年完成了百老汇首秀，他还创作了新电影，用复杂的角色将他作为表演者的艺术探索推向了新方向，重新点燃他的创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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